當今時代是一個工業時代。而在古代，中國作為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對於農業的重視是無可附加的。例如我們所熟知的士農工商這一傳統的社會階層劃分，農民僅次於士大夫階層。
而這種階級劃分早在春秋時期就由管仲已開始在社會推廣，四民按各自的階層在不同的地區聚居，被稱為“四民分業”。這種在先秦時代出現的專業化商品經濟模式自兩漢以來都是經濟社會的基本形態並被奉為指導原則。
古時各階層如何面對失業
但是在管仲“四民分業”之初並沒有優劣貴賤之分，其將“士農”與“工商”並列，共同視為“國之民石”。而古人對“工商”的態度有著多次戲劇性的轉變——在殷商時期人們似乎是樂於經營或是從事商業、手工製造業等，這也可能是為什麼其會被稱之為商代的一個原因。
但是周代時，統治者對於商王朝覆滅的反思時認為商的覆滅時民眾熱衷從事工商而荒廢了農業導致了民心浮躁使得國基不穩——在此基礎上週代統治者開始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因此在周代工商業者的地位十分低賤，常與處於奴隸地位的臣妾（即男女奴隸）並列。
而後的歷史中多個朝代延續了周的做法，對工商業進行打壓，最為我們所熟知的就是漢朝——在西漢初時百廢待興，統治者要保證基礎的生產力，就不會允許工商業者在中間所進行的投機倒把活動，急於恢復國力的漢帝國於此也無力管理，只能一刀切來打壓工商業者。
況且在我國古代“小農經濟”作為社會經濟的基礎，有著明顯的自給自足的特點，底層民眾也不需要過多的其他商品。這一系列的原因導致了在我國古代工商業者地位低下且極易破產抑或是失業。在破產後古時的工商業者大都只能被迫依附於某個地主成為佃農而維持其生計。
相比於工商業者，小農階級的境遇也好不到哪裡去，在古時政府對於農業階級的失業待遇也不會比工商業者好到哪兒去。同時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政府反而會對小農階級進行剝削——在古時的小農階級。
不僅僅需要繳納大量的苛捐雜稅，還要服徭役，例如政府皇陵、城池、運河等、軍事大型工程就需要以“徭役”的方式來徵召大量的百姓來進行，而失業了的小農階級則是政府徵召的重點對象。由此可見在古時統治者對於小農階級的看法不過只是生產力和生產工具，因此失業保險什麼的就談不上了。
但是中國古時小農經濟作為社會經濟的基礎具有極其強悍的穩定性，只要沒有太大的天災人禍就不會出現大面積的“無田可耕、無地可犁”的現象。不過小農經濟的弱點在於其脆弱性，在中國古代的農業社會會不可避免的出現土地兼併現象。
劇烈的土地兼併會使大量的農民破產，而後依附於地主成為佃農。由此可見在古時小農階層面對失業並不能比工商業者好多少，在失業後也只能依靠地主來維持自己的生計。
相比於後面三個階層，在中國古時的士大夫階層要好太多了。古時的人們在科舉制下形成了稍有學問就必然會去考取功名——因此早在《論語·子張》中就提到了“學而優則仕”的觀點，這種思想在後來逐漸被視為最正派的一個做法。
而士大夫，即國家的官員們的情況莫過於統治者的貶職或被同僚彈劾或惹怒了皇帝而被髮配邊疆。但是相比於農工商階層也要好太多了，畢竟即便是最悲慘的發配邊疆在農工商階層看來也是換了一個地方吃飯而已。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前文多次強調：在中國古代的各個政權幾乎都以農立國。農業都是政府的統治基石，因此土地兼併幾乎是各朝政府的一個大敵，同時土地兼併也是中國小農經濟的天敵——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決定了小農階層很少會從事農業以外的其他事業。
但是與自給自足相生相伴的，小農經濟的脆弱性使得小農階層無法承擔任何的天災人禍，可能僅僅因為今年的降水量的多少就會導致一大批小農階層破產，各個地主又會乘機進行土地兼併。
命脈在於此，統治者不可能不管這種吸國家的血以擴大自己利益的行為，因此古時社會政策多數傾向於農民，即各朝統治者在某些時期都有很多關於降稅的政策。如《漢書·惠帝紀》中記載到惠帝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
同時在《史記·孝文本紀》中還記載到景帝元年“除田半租”的相關政策。可見各朝統治者對小農階層的重視。儘管對小農的政策多少是統治者統治天下的一種手段，
在其中也可以看出在對小農階級的管理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有效防止了他們在失業後所產生各種影響。作為統治基石，各朝各代都會出臺各種政策以防止小農階層集體破產而失業從而形成國家的負擔，輕則國家動亂，重則國破家亡。
因此，面對下層的群眾在失業時對於統治者的統治所產生的威脅，各朝的統治者不得不採取一些手段來保證自身統治的穩固，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國古代的的封建經濟社會，所謂如唐太宗李世民那樣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明君實際上也只是為穩固自己的統治而說的話。
因為在古時生產力不發達的年代，人力就是生產力，有充足的人力就會有充足的生產力，從而可以保證國家的不斷髮展，也能鞏固統治者的統治。
各朝統治者對失業者有哪些措施
如前文所說，小農經濟的重大缺點在於其脆弱性，小農經濟在天災人禍面前是極其脆弱的，一旦出現立即會導致大面積的農民失去土地破產而失業。
而歷朝統治者在各種賑災政策中對小農階層的處理方式，大都會以減免賦稅的方式來扶持小農階層度過危機，這種統治者通過減免小農賦稅的手段來維持國家經濟的平穩也可以看作是政府對農民的一種保障。因此在歷史上我們經常能發現大量關於減免賦稅的記載。
同時，面對嚴重的災情時，減免賦稅已經無法有效保障小農們的生存時，統治者也會直接籌備物資以防止流民的大規模集結和流竄。但是如果都到這種有大規模流民即將集結的情況了，那麼這時的土地兼併現象也極其嚴峻，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而破產，失業的群眾是導致國家動盪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為了幫助這些失業群眾，統治者往往會採用招募的方式來使群眾再就業，而這些被招募的流民一般都會被派去大興水利等工程，這種既賑濟了災民又減輕了國家的負擔的方法被稱之為“工賑“且被各朝統治者所沿用。
相較於現在在面臨各種災難時，我們的政府會動用包括軍隊在內的各種力量前往救援，古時也會有這樣的情況，軍隊甚至統治者會前往受災地區，在漢武帝時期也出現過武帝親臨黃河畔沉白馬玉璧以祭祀黃河的場面。
他令群臣從官自將軍皆揹負木材修建提壩，司馬遷也在其中背木料，司馬遷後來也在史記中記載了這件事。不過也可以從中看出統治階級的救濟對於農民階級最多也只能是保證了性命罷了，對於其他的救濟統治者是絕不會提供的。
但是相較於其他朝代，在這裡就不得不提宋朝了，在宋朝除了以上的做法還會將大量難民直接編入廂軍給口飯吃，短期看來這是一種非常好的做法，因為這種制度可以在將大量的流民收編，以防止在社會中無所事事而造成社會動盪，而且這麼做也擴大了宋朝軍隊的數量。
在宋朝這個戰亂頻頻的朝代有充足的兵員補給。但是其缺點也足夠的明顯：最直接的就是導致了宋朝冗官冗員的現象出現，使得宋朝的每年的花銷無比龐大，因為宋朝的軍費支出就佔了政府開支的一半以上，而到了南宋甚至高達70-80%。
而這個制度也間接導致了宋朝軍隊戰力低下——大量的無業遊民以及社會上的各種閒雜人士被編入軍隊，久而久之使得軍隊軍紀渙散並滋生腐敗，導致了北宋軍隊的戰鬥力成了各個朝代中的一個笑話。
事實上，宋初時由於缺乏戰馬，宋軍有訓練有素的步兵，重步兵也成為了宋軍前線的主力，著名的鐵浮圖實際上就是參照宋軍重步兵所改造而來的。但是到後期將大量的遊民編入軍隊後宋軍的戰力開始不斷下滑，造成了後期面對遼國已經無力作戰的時候還鬧出了數千軍隊被十多名遼軍散騎擊潰的笑話。
而在宋金聯合滅遼的時候，面對羸弱的宋軍，金國也不免產生趁勢敲詐一筆的想法，而這也是導致北宋滅亡的一個直接原因。
在最後我們意識到，古人的各種失業保險中最直接有效的能享受到的只有士大夫階層。而相對於士大夫階層，農民或者說小農階層僅僅只是統治者的生產工具而已，那些所謂的賑災不過是防止流民們聚集造成社會的動盪而威脅其統治罷了，說直接點就是統治階級不想因為這些人聚眾造反而已。
因此在在統治者眼裡，對於小農階層的救濟無疑會增加大量不必要的開支。而在之後的工商業者，在中國古代的小農經濟中，重農抑商的政策使得這整個階層所謂的失業保險更是無稽之談。
參考文獻：
《禮記》
《勸農札子》
《韓非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