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第五章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国学”译文,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大事而又恪守信用，诚实无欺，节约财政开支而又爱护官吏臣僚，役使百姓要不误农时。
这仍旧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国学”译本。
因为此章最后一句“使民以时”中有个“民”字代表了百姓人民，很多“国学”译本就把前一句“节用而爱人”的“人”解释为与“民”对立的官吏臣僚，说孔子爱的不是人民，而是官僚。鲁迅先生也曾说孔子是替权势者管制民众出谋划策，孔子就此被贴上政治标签摆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在阶级斗争时代，孔子的下场自然就不问而知了。
立场大于事实，文字狱莫不由此产生。
暂把孔子的立场放一边，先来看看事实。孔子说，领导者治国有这么五点：敬事守诚；取信于民；节约财政；爱护人民；不误农时。这既是施政标准，也是治国者应有的修身法则。
敬事守诚。领导者在其位必谋其政，尽职尽责，勤政务实，此为敬其事。
取信于民。官员敬其事，则树立政府公信力，获得民众拥护。民众拥护则民心安定、社会和谐，此乃信于民。如今网络时事众口悬河、滔滔如流的海量评论，有多少无不事关公信力的探讨关切。
节约财政。财政税收取之于民，节约财政支用既是减轻纳税人负担，也是积攒国家财力。过去的“精兵简政”，现在的政府公费节减、公务员编制压缩、政府采购招标、税收减免等等，就是不伤民财的现实例证。财税的收取与支用，哪一件都事关民众心理的向背。
爱护人民。敬事、立信、不伤民财本来就是爱惜民力，注重民生之举。
不误农时。我们几千年来都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社会，过去无论战争、建造宫殿陵寝、官贾宅邸，还是兴修水利、路桥民生工程，都需大量征调人力。工程、尤其是战争征调劳力时，错开季节时段，不耽误人民耕种收割。这既是国家财政积累、护民养生之需，也是安定社会、民心所向。无论古代现代，战平两时，在大型机械出现之前的时代，动不动几十、上百万的调动劳力，一干几年、几十年，那宏大的规模自是社会力量的见证，也是既伤力又伤财的见证。能够
“使民以时”，最足以体现治国者智慧和仁心。不要说在孔子那个时代，拿到今天来看，这五点都是为政者最基本的德政要求，也是民众最仰望的清明政治，都是很浅显的道理。纵论中外历史，要真正做到这些，实际上很不容易，需要为政者极具有极高的道德认知和施政能力。所以宋儒程伊川也说孔子“此言至浅，…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过此”。
古人言必称三代，尧舜禹被认为是历史上德政水平最高的时代，此后便“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虽未必完全客观，但是足够说明孔子言论的根本性。至于说这只是为权势者谋划，显然是曲解孔子、小看圣人了。圣人心怀天下，目极千秋而有此综论，不可管窥而偏废之。
就算“节用而爱人”爱的只是“官吏臣僚”而非民众，也不必就此打上“阶级立场”烙印而加以抵制批判。须知一个隐性逻辑，客观上官与民并非先天对立，治国者根本无须在官与民之间选边站队。爱官与爱民，在治国者而言应是一体两用，并不矛盾。极简朴的至理：
没有良好的公务员队伍，何以治国安民。孔子此论依旧是教人行修身之道，居上位者所应秉承的做人学问。拿到今天，就是政府领导、企业管理者带领团队所需的基本哲学思维——仁政的逻辑和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