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遺址是整個良渚文化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等級最高的超大型中心聚落，一般認為，在良渚文化大部分時間內，良渚古城遺址都是文化的都邑性遺址。通過80餘年、4代考古人的努力，良渚文明的輪廓已經得到清晰的揭示，隨著申遺的成功，良渚古城考古也迎來新的機遇和挑戰。本文的主要內容包括3個部分：回顧良渚遺址考古的歷程;介紹良渚古城考古的最新進展;並展望良渚古城考古未來的發展方向。
1 良渚遺址考古的歷程
筆者曾將良渚文化的歷史分為3個階段：發現與命名(1936— 1972年)、區系的建立及社會認知與文明起源的研究(1972— 2006年)、良渚古城與5 000多年王國的研究(2006— 2019年)[1-2]。作為良渚文化的都邑，良渚遺址考古的歷程與良渚文化考古的歷程息息相關但又略有差異，在良渚遺址考古中，1936年良渚遺址的發現、1986年反山的發掘和2006—2007年良渚古城的發現無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標誌意義，因此，良渚遺址考古也分為3個階段，其中第一、二階段以1986年反山的發掘為分界。
1.1 第一階段：遺址點考古階段(1936— 1986年)
1936— 1937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的施昕更在其家鄉良渚鎮進行了調查和試掘，確認了12處遺址點，並出版了發掘報告[3-4]，標誌著良渚遺址考古的開端。1949年以後，又發掘了老和山(1953年)、雙橋(1953年)、仙蠡墩(1954年)①、朱村兜(1955年，屬良渚遺址)、邱城(1957— 1958年)、水田畈(1959年)等遺址，以上遺址除了仙蠡墩外均屬浙江省，夏鼐先生據此於1959年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959年之後，良渚文化的遺址在以江、浙、滬為中心的長江下游被普遍發現，並對部分遺址進行了發掘，如浙江的蘇家村(1963年，屬良渚遺址)等遺址，上海的馬橋(1960、1966年)[5]、廣富林(1961年)[6]，江蘇的梅堰(1959年)[7]、越城(1960年)[8]，豐富了我們對良渚文化內涵的認識。1973年草鞋山M198中琮璧鉞等玉器與良渚文化陶器共存，從而首次確認了這些以往認為屬於周漢時期的玉器其實是良渚文化的玉禮器[9]。隨後江蘇省和上海市先後發掘了張陵山(1977年)[10]、寺墩(1978、1979和1982年)[11-13]、福泉山(1982— 1983)[14-16]等隨葬大量玉禮器的良渚文化大墓，開啟了長江下游文明化研究的新篇章。良渚文化的內涵也越來越豐富。1977年後到1986年，“良渚文化的研究在近10年中，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把良渚文化社會性質的探討提高到了其是否進入文明時代的高度，認識這一文明的發生和模式，以及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貢獻，成為良渚文化當前探索的焦點”[17]。
然而這一時期，作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良渚遺址範圍內仍未發現高等級墓地和大規模聚落，觀察視角尚處於單個遺址點時代，對於良渚遺址尚未形成整體概念，對於該遺址在良渚文化中的地位尚缺乏明確的認知。
1.2 第二階段：遺址群考古階段(1986— 2006年)
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對浙北地區的史前遺址，尤其是良渚文化的考古發掘成了研究所工作的重要內容。1978— 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陸續發掘了浙北的7處遺址，包括1981年吳家埠遺址的大規模發掘，隨即建立了浙江省的第一個考古工作站——吳家埠工作站，奠定了長期開展良渚考古的重要基礎。1986年以來反山(1996年)、瑤山(1987、1996— 1998年)、莫角山(1987、1992— 1993年)、匯觀山(1991年)、塘山(1996年)等重要遺址的發掘，大墓中出土的大量玉器、人工營建的大型工程、具有意識形態特色的祭壇等發現震撼了學術界，使人們認識到良渚遺址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中心聚落。1986年，王明達首次提出了“良渚遺址群”的概念，指出在30~40 km2範圍內已發現四五十處遺址[18]。反山發掘之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投入了更多的考古力量，持續進行了考古工作，遺址數量增加到55處，良渚遺址的面積為33.8 km2;1998—1999和2002年分兩次進行了拉網式的詳細調查，共確認遺址135處，良渚遺址的範圍擴大到42 km2 [19]。學術界普遍認為，這一時期良渚遺址已經接近或進入了文明的門檻[20-21]。
遺址群概念的提出標誌著良渚遺址整體性概念逐步形成，但結構與功能性認識尚不清楚。
1.3 第三階段：都邑與王國考古階段(2006—2019年)
2006—2007年發現確認了圍繞莫角山遺址的四面城牆，面積達300萬m2，開啟了都邑考古的新階段。200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委會共同組建了良渚遺址考古與保護中心。2010年以來，通過對城內外10.8 km2的勘探，摸清了良渚古城遺址城址區城牆、臺地、河道的邊界和演變過程，通過勘探和數字高程模型分析，發現城牆外還存在一圈面積達8 km2的外城。2009—2015年，陸續調查確認崗公嶺、鯉魚山等10條水壩遺址，年代多集中於距今4 900— 5 100年，它們和塘山遺址一道構成了中國最早的水利系統。這一發現也使良渚遺址的範圍擴大到100 km2，同時我們開始以良渚古城為核心來整體看待良渚遺址和良渚遺址群(圖1)。
將其視為一個都邑整體來研究，同時將杭州地區整個大“C”形盆地的所有良渚遺址，包括臨平遺址群、德清楊墩-中初鳴制玉作坊遺址群等統一納入觀察，形成王國考古的基本範圍。
2 良渚古城考古的最新進展
2019年年底，國家文物局正式批覆了“考古中國——從崧澤到良渚：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2020— 2025年)”大課題，同時，“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階段(2019— 2022年)”也正式啟動，良渚古城遺址是這兩項國家級大課題的重要組成部分。良渚古城考古將在大課題的指引下，創新工作思路，併為後期申遺開展了全新的考古工作。
按照大課題設計，良渚古城考古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可劃分為3個層次：良渚古城城址區格局的新認識和精細化考古發掘的開展、良渚古城郊區聚落的全覆蓋式勘探、良渚古城腹地的區域系統調查。
2.1 良渚古城城址區格局的新認識和精細化考古發掘的開展
原先我們認為良渚古城的城址區可分為宮殿區、內城、外城三重結構[22]。隨著近年來城址區考古成果的豐富，良渚古城城址區已可按照功能和結構劃分為四重：最中心為面積約30萬m2的莫角山臺基;莫角山連同其南部的皇墳山、池中寺，西部的反山、姜家山、桑樹頭，北部的毛竹山、朱村墳、高北山等臺地，海拔在8 m以上，為宮廟區、王陵及貴族墓地區、高等級行政管理區和貴族居住區等高等級功能區，是城址的核心區，可作為第二重，面積約110萬m2;內城城牆以內其餘臺地主要為手工業作坊區，內城城牆包含的面積為300萬m2，作為古城的第三重結構;最外圍是由眾多環繞內城的臺地組成的面積近800萬m2的外城(圖2)。
2015— 2019年鍾家港的發掘使我們認識到：莫角山以東的內城東區分佈有大量手工業作坊，包括玉器、石器、漆木器、骨角器等豐富的手工業活動。2018— 2019年，我們又陸續對城內外的臺地進行了長探溝發掘和試掘，在城內的毛竹山、高北山、沈家村、小馬山、鍾家村(偏北部)、野貓山、西頭山、公家山、張家山、桑樹頭和城外的盛家村、金家頭、美人地、迎鄉塘的表土或邊坡的良渚文化生活廢棄堆積中，發現與製作玉器、石器相關的成品半成品和加工玉石器的磨石、燧石，說明城內外的手工業生產活動相當發達，充分證實良渚古城核心區外主要是各類手工業作坊區，尤其是玉石器作坊。這些作坊的原料來源、生產過程、組織模式、產品流向是今後需要重點研究的內容。結合城內發現的大量稻穀、家豬骨骼，與農業、手工業和貿易相關的經濟考古將是良渚古城研究的新的增長點。
2019年，為了配合陸城門展示，對陸城門進行了長探溝發掘。遺憾的是，由於歷年的破壞，城門內的3處門墩僅存高度不足1.5 m，其上未發現建築遺蹟。但發掘證實陸城門內外均為人為挖低後形成的溼地水域，當時並不存在聯通城內外的南北向陸上通道，顯然不具備以往我們所推測的陸城門功能。溼地水域範圍內僅發現良渚晚期後段堆積，推測陸城門在建成後很長時間內是作為儀式性而非實用性城門(圖3)。
2.2 良渚古城郊區聚落的全覆蓋式勘探
在古城城址區以外分佈著面積超過40km2的郊區。良渚古城城址區的勘探結束之後，勘探工作的重點轉入古城以東的郊區聚落。通過勘探了解到，在原先認為沒有遺址或遺址分佈較稀疏的地方發現了更多遺址，且遺址密度成倍增加。良渚古城東北已完成360萬m2的勘探工作，共發現良渚時期臺地97處，而原先調查僅發現約20處遺址。姚家墩遺址周邊早就引起學者的密切關注。筆者根據對盧村的發掘、姚家墩的試掘情況，及以姚家墩為中心的共7處遺址的調查，指出姚家墩聚落組位置相當重要[23]。因此，將勘探的重點調整到古城北部姚家墩周邊一帶，完成勘探面積150萬m2，探出良渚時期臺地25處、河道7條。勘探結果顯示，姚家墩一帶存在由一處中心遺址及多處小遺址構成的聚落組，如早年便得到辨認的姚家墩聚落組，又如此次確認的東黃頭聚落組和百畝山聚落組。根據以往的調查資料，在此次勘探區以東還分佈有梅園裡聚落組、官莊聚落組、下溪灣聚落組等，各聚落組佔地面積50萬m2左右，其中下溪灣聚落組面積最大，這些聚落組可能是等級低於古城城址區的社會組織在聚落分佈中的表現。
根據以上論及的調查和勘探情況，我們推測良渚古城以東的郊區聚落臺地總數將會超過600處，佔地總面積預計250萬m2，居住人口有2~3萬人，與古城城址區居住的人口大致相當。在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大課題——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的支持下，2020—2025年，郊區聚落的勘探工作仍將繼續，每年勘探的面積預計為3km2，2025年之前大致可完成良渚古城遺址郊區聚落的系統勘探工作。屆時將會對古城以東郊區聚落中臺地、河道等遺蹟的分佈情況有更深入全面的瞭解，為進一步分析良渚古城的控制範圍、城鄉結構、人口規模、組織形式、經濟生產、統治模式奠定堅實的基礎。
2.3 良渚古城腹地的區域系統調查
良渚古城的腹地——整個“C”形盆地及鄰近的德清、臨安、富陽、蕭山2000多km2內，還分佈有許多良渚文化遺址。近年來，我們開始組織力量，與山東大學等單位合作，開展良渚古城腹地範圍內的區域系統調查工作。截至2019年，該腹地範圍之內，良渚遺址群之外，已發現良渚文化遺址近150處。
良渚古城以東30 km左右，曾調查出由20多處遺址組成的臨平遺址群。1993年橫山遺址發掘出兩座良渚晚期的貴族墓葬。近些年又大規模揭露了茅山和玉架山遺址，其中茅山遺址揭露出一處典型的依山傍水的聚落，包括墓地、居住區和稻田區[24];玉架山遺址面積約15萬m2，由6個環壕共同組成，清理墓葬560餘座，併發掘出以M200、M214為代表的10餘座高等級貴族墓葬，是良渚文化聚落考古的重要發現。由於與臨平遺址群良渚文化遺存的陶器組合、喪葬習俗、用玉製度與良渚遺址群非常接近，臨平遺址群與桐鄉東南-海寧西北遺址群之間有10~20 km的遺址分佈空白區，可能是因太湖與錢塘江之間古河道所在，陶器組合、喪葬習慣、用玉製度也有明顯的差異，因此也將臨平遺址群視為良渚古城腹地的東端。
另外，近年來德清雷甸中初鳴一帶的調查、勘探、試掘及發掘顯示，距離良渚古城約18 k m處的德清雷甸一帶分佈著23處與玉器製作加工有關的遺址點，分佈總面積達100萬m2，年代距今4 500—4800年，已命名為中初鳴制玉作坊群(圖4)。其中木魚橋、小橋頭、保安橋、橋南、王家裡等經過發掘，均出土數量不等的，帶有加工痕跡的玉料、玉錐形器、磨石、燧石等。這一玉器加工作坊群產品種類集中，以玉錐形器等小件玉器為主，玉器及原料數量豐富，說明這裡有著相當大的生產規模。從保安橋、王家裡清理的7座墓葬資料可知，隨葬品的組合和風格與良渚古城遺址的墓葬接近[25]②。在德清雷甸及餘杭塘棲除了中初鳴作坊群外，還分佈有下高橋、西壩頭、南塘角、高地廊、六墓裡等遺址，構成一處小型遺址群，可作為良渚古城腹地的北端。
2016—201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瓦窯裡遺址發掘了30多座墓葬，年代屬崧澤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隨葬陶器組合與良渚古城遺址墓葬基本一致，富陽一帶應是良渚古城遺址腹地的東南端，與良渚古城遺址直線距離40~50 km。目前，富陽區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點10處左右，數量不多，遺址保存情況一般，等級不高。再往西的桐廬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5處左右，其中小青龍發掘了44座良渚文化墓葬[26]。儘管墓葬中出土漆觚、玉琮、玉鉞等與良渚古城遺址近似的遺物，但墓坑方向為西北—東南向，而非南北向，墓葬隨葬陶器以雙鼻壺為主，缺乏成套組合，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暫不歸入良渚古城遺址的腹地範圍。
蕭山一帶發現良渚文化遺址10餘處，但發掘較少，所獲遺存不多，從距離來看，應可作為良渚古城遺址腹地之南端，距良渚古城遺址40~50 km。再往南，浦江
塘山背遺址清理了44座良渚墓葬[27]，墓坑為東西向，隨葬陶器組合以鼎、豆、雙鼻壺、三鼻簋、圈足罐、釜為主，其中大部分鼎、三鼻簋、釜、雙鼻壺等器型在良渚古城墓葬中不見或極少見，二者差異明顯，不能歸入良渚古城遺址的腹地範圍。
3 展望良渚古城考古未來的發展方向
在持續開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礎上，良渚古城考古未來將向著科學化、國際化、理論化和公眾化4個方向開展。
3.1 科學化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近10年來，良渚遺址的考古工作極注重開展各類多學科合作研究。目前，已建立了完善的覆蓋整個古城遺址的田野考古測量系統，獲得了完備的矢量地圖、無人機航拍圖和歷史時期的地圖資料，RS、GIS等數字考古手段在考古工作中廣泛應用，並在尋找外城、水壩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尤其是環境和資源領域的地質、動物、植物、古環境考古、工程科技方面已經儲備了專業的人才，具備了一定的基礎。
具體合作研究項目方面，除繼續完成已有的課題研究，計劃重點圍繞“水利系統與工程技術”“技術與文明”“資源與社會”“信仰與藝術”4個方面展開全面研究，以技術與文明為主軸，建設多學科國際協作團隊，通過多學科和國際合作的方式開展工作。如與浙江大學地質系、浙江省地質調查院等開展“良渚遺址群石玉器鑑定和石源研究”系列課題，項目共分墊石、石器、玉器3個階段，目前已經完成良渚古城墊石鑑定和來源研究，石器鑑定及來源研究在研，其後將進行玉器來源研究。與北京大學、南京大學、華東師大等開展良渚古環境的合作研究，復原距今7000、5500、4200、3800年等關鍵時點較高精度的區域水文，地貌，氣候環境，成為研究考古學文化的環境基礎。與中國科學院古脊椎所古DNA實驗室等開展浙江地區崧澤-良渚時期人類古DNA的取樣和研究。
與河海大學合作，從水利和工程的角度開展對良渚遺址進行全面分析研究，就良渚水利系統考古研究中水壩結構與功能分析、古流域調查、水壩營建工藝研究、壩體測年等問題開展合作研究，主要進行資料分析、數值模擬、數據檢測及對比驗證等工作。另外，玉器、石器、陶器、漆器、木器等手工業技術研究，科技考古研究和實驗考古研究也是今後的重要研究方向。
3.2 國際化
在“十四五”期間，計劃利用良渚遺址申遺的契機，加強硬件和軟件建設，設立“良渚國際考古研究中心”， 參考國際國內的成功經驗(如土耳其的加泰土丘遺址)，每年有計劃地適度開放良渚古城的勘探、考古和研究、保護工作，與國際知名團隊開展合作，摸索出一條符合我國國情的國際合作研究的模式，全面提升我國考古研究的國際化水平，使之成為一個針對良渚考古的國際化合作研究平臺，建立常態合作交流機制。計劃開展的課題如：與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和日本宮崎大學、愛媛大學、東北大學等合作開展植物遺存調查、農耕遺蹟調查等研究;與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東京大學等合作，開展動物考古研究和碳氮同位素分析，復原良渚先民的食物結構，揭示良渚時期的農業發展水平和生業形態，闡明良渚文明的農業基礎;與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劍橋大學和日本奈良教育大學合作，開展土壤微形態、生物微化石、地球化學研究，復原良渚文化時期的古環境，研究良渚時期的人地關係以及文化興衰;與日本金澤大學、愛媛大學等合作，通過成分測試、微痕分析，揭示良渚生產、生活、宗教等方面器具的加工工藝，評估當時的技術水平;與日本奈良教育大學合作，開展飽水有機質文物的脫水保護技術的合作研究。
另一方面，將致力於相關考古成果的翻譯和出版工作。這其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是良渚考古報告及著作的中翻英及出版工作，《良渚玉器》英文版已於2018年出版，《權力與信仰》英文版已於2019年出版，近期擬陸續推出《良渚古城綜合研究報告》《良渚王國》《反山》《瑤山》《卞家山》《文家山》《良渚考古八十年》的英文版。目前，一部分良渚相關的考古著作也已經開始著手中翻英和出版，屆時，國外的考古學家可通過這些譯著瞭解良渚文明研究的最新考古成果。同時與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和良渚博物院合作，翻譯與良渚同時期和近似社會發展階段的古文明研究著作，出版世界早期文明譯叢，內容將涉及尼羅河流域(古埃及、努比亞)、兩河流域(蘇美爾)、印度河流域(哈拉帕)、伊朗(原始埃蘭文化和古埃蘭、赫爾曼德、吉羅夫特)、中北亞(阿姆河)、愛琴海地區(基克拉底、克里特)、歐洲(巨石陣、特列波里)、日本、東南亞(吳哥)、北美(卡霍基亞和查科)、中美(奧爾梅克、特奧蒂華坎、瑪雅等)、南美(卡拉爾、查文、帕拉卡斯、納斯卡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還參與了科潘遺址的發掘工作(發掘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科潘是與帕倫克、卡拉克穆爾、蒂卡爾齊名的四大瑪雅城邦之一。科潘遺址群核心區面積2 km2，由王宮區、拉斯塞普拉斯貴族居住區和埃爾波斯齊貴族居住區3部分組成。公元426年建立城邦，共傳承了17位國王，歷近400年，公元822年統治結束，遺址逐漸廢棄。科潘遺址群和科潘核心區的建築是石頭砌築，保存完好，使得科潘遺址公園具有更強烈的視覺衝擊力，且瑪雅文字的破譯，使學者們對瑪雅世界和科潘遺址有更豐富的認識和更多視角的解讀。瑪雅世界與良渚世界儘管有著上萬千米的空間距離和5 000多年的時間間隔，但二者處在基本相當的歷史發展階段，均屬早期國家和成熟文明。二者的城址佈局、文明模式等方面有非常多的相似之處，深入瞭解科潘及瑪雅文明的考古成果，對於開展良渚古城遺址考古和研究良渚文明內涵有很好的借鑑意義。
3.3 理論化
良渚文明是多元一體中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80多年來的考古發現，尤其是近年良渚古城、寺墩、福泉、等遺址的發掘成果所顯露出的良渚社會發展狀態，得到國內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張忠培、嚴文明、李伯謙、趙輝等先生就良渚文明的模式、特徵和國家形態等皆進行過討論[28-35]。國際業界泰斗倫福儒先生也指出良渚是東亞最早的國家形態[36]。儘管學術界對良渚文明的歷史地位和價值已有了比較高的評價，但作為一個複雜的史前文明，現在還只是揭開了良渚文明的面紗，還有許多問題有待深化。
考古中國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課題最重要的子課題，是歸納總結長江下游地區區域文明的特點和區域文明演進的模式。其重要工作包括：基於紮實的年代學及聚落演變過程研究，探討環太湖地區複雜化、文明化的途徑、特點和模式;通過環境研究、資源調查和經濟技術的專題研究，歸納良渚文明的農業、手工業及貿易方面的特點，總結當時的經濟生產方式和模式，揭示良渚文明的經濟基礎;探索良渚文明的社會組織的基本狀況及其演變，復原良渚時期社會形態;探討宗教信仰對於良渚國家形成的作用;探索戰爭在良渚國家形成的作用;推測良渚文明的政治控制模式。從中國與同時期其他區域文明對比(如屈家嶺、大汶口)的角度，瞭解出良渚文明在物質表象、文明形成過程、文明要素等方面的特徵，歸納環太湖地區文明化進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總結長江下游區域的文明模式及長江下游區域文明在多元一體中國文明總進程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通過對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的梳理，開展世界範圍內的文明對比研究，為世界早期文明研究提供重要案例，豐富世界早期文明和國家形成理論。
3.4 公眾化
良渚古城考古的公眾化與古城考古歷程如影隨形，不可分割。我們曾梳理過良渚古城相關的公眾考古實踐，發現與良渚相關的公眾化活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如媒體宣傳、展覽及現場參觀、組織公眾活動及講座、出版公眾考古讀物等[37]。
近年來，良渚古城的公眾考古取得相當大的進展。如在出版讀物方面，有越來越多更通俗的普及讀物陸續出版，2019年，在浙江省文物局資助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從事良渚考古工作的考古學家為主的作者，撰寫了由11冊良渚相關的圖書組成的“良渚文明”叢書。同時出版的還有劉斌領銜執筆的兒童歷史普及繪本《五千年良渚王國》，成為國內第一部良渚主題的童書，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良渚文明”叢書和《五千年良渚王國》雙雙入選“2019浙版好書年度榜top30”。隨著良渚博物院改陳開放和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成開放，良渚古城的展示系統也日益完善。
良渚古城城址區的考古和研究工作也進入“邊發掘、邊保護、邊研究、邊展示、邊利用”的新階段。古城內將每年選1~2個遺址點進行精細化解剖發掘，並對文化層土樣進行全淘洗，發掘區將搭建保護棚供公眾參觀，淘洗將在良渚遺址智能平臺內完成，該平臺也對公眾開放。同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將與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和良渚博物院合作，擬在鍾家村設立永久的良渚實驗考古作坊，在考古發掘和科技考古的基礎上，開展房屋建築、陶器、玉器、石器、漆木器、骨角器等方面的實驗考古工作，復原以上遺蹟或遺物的操作鏈和生命史，同時形成展示和公眾體驗場所。
4 結束語
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標誌著良渚真正走向世界，標誌著中華5 000多年文明史得到國際學術界公認，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良渚遺址是4代考
古人一點點挖出來、研究出來的文明，是從僅發現若干村落遺址到確認數十乃至上百處遺址點，再到整個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統的揭示，是從以陶器、石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到以玉器和大型墓葬為代表的複雜等級社會的文明曙光時代，再到以古城和大型水利工程為代表的王國時代，這一切來之不易。
良渚遺址的成功申遺，是各方面力量幾十年來通力合作的結果，是全國大遺址考古的成功典範。在浙江省文物局的領導支持下，在各級地方政府和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的互動合作下，隨著考古認識的不斷深入，保護的範圍也逐漸擴大。如果沒有這幾十年來考古與保護的互動，就不會有如今完整保存的世界遺產。從之前的良渚工作站到如今的良渚遺址考古與保護中心，實現了合作共建。良渚古城發現後的10年來，團隊建設與基礎設施建設日益完善，為今後的良渚考古創造了更好的工作條件。
考古工作是一項科學工作，我們長期以來以科學精神要求自己，被考古材料牽著鼻子走，不斷髮現問題和探索答案。人類起源、農業起源、國家起源一直是考古界關注的核心問題，良渚就是我們在探尋中華文明起源問題中不斷追尋的結果。申遺成功是對以往考古成果的肯定和階段性總結，但考古是一項無止境的事業，我們仍需砥礪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