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線遍地、一不小心就會觸犯刑事風險的今日，做員工不容易，做老闆也不容易。
老闆和員工一起被抓，最慘的一般是老闆家屬。因為老闆家屬比較容易受到員工家屬的質疑甚至威脅、恐嚇。須知員工和老闆一起被抓（或者員工為了老闆被抓），最憤恨的往往不是員工本人，最憤恨的是員工家屬，所以員工家屬一定會想要找老闆家屬“救人”，如果員工很快就從看守所裡出來了，那麼員工家屬心態還是不會崩的。
但在案件臨近或進入審查批捕期時或員工被批捕之後，老闆家屬的處境一般都比較危險。因為員工家屬會密切地聯繫老闆家屬，提出自己的要求，一旦老闆家屬給出的答覆讓員工家屬不滿意，員工家屬可能會用類似於“爆料”、打砸店鋪、找老闆的幼年兒女等方式去迫使老闆一家解決他們目前的困境。
有的會找老闆家屬要律師費，有的會找老闆家屬要工資，有的會找老闆家屬要生活費、誤工費甚至兒女學費等等。
在我看來，經濟刑案中的共同犯罪可分為三種基本類型：一是夥伴型共同犯罪，二是加盟型共同犯罪，三是領導型共同犯罪。
夥伴型共同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間的關係比較平等，獲利也比較均衡或者不顯著失衡，一般來說出事了也是大難臨頭各自飛，但對彼此的義務也不重；加盟型共同犯罪，典型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間存在“金字塔”結構的犯罪，但沒有一個實體（譬如一家公司）去支撐這類犯罪，不存在僱傭關係，一般出事了也是各顧各的；領導型共同犯罪，一般而言存在僱傭關係，系老闆和員工共同犯罪，利益的大頭歸屬於老闆，但有時員工也會得到提成（但在部分案件中是否有提成並非構成犯罪的關鍵）。
所以假設是同一個罪名，有三個案件，分屬於這三類共同犯罪，夥伴型共同犯罪中積極參與者的分得利益的比例可能較少，但對其他人的義務低；加盟型共同犯罪中金字塔頂端的人獲得的利潤非常可觀，但對其他人的義務低；領導型共同犯罪由於有運營成本和人力成本，刨除這些成本之後所獲得利潤一般就不太高，但由於存在僱傭關係，對其他人負有的道德義務比較重。
因此傳銷案件高發是符合犯罪行為的邏輯的，因為“洗腦”所獲得的利益太大了，負擔又很小，每個人自動發展下線，上層就會省心很多。這也足以說明，為什麼大量的傳銷公司是“空殼公司”。因為老闆其實需要很多下線，但並不需要很多員工，而且他們的員工看起來是“員工”，但他們可能認為那只是“下線”。
員工和下線的區別，有時只在於老闆一念之間。
依據上述分析還可得出兩個結論：
一是那種全公司一起涉嫌犯罪的，員工比較多的，業務也比較多元化的，雖然有可能是老闆帶領所有人故意犯罪，但很可能不是所有業務都是犯罪業務，員工（尤其是底層員工）也很可能不知道除了自己經手外的其他業務的狀況，不清楚其他人的事情。——這往往是這類員工感覺到冤枉或者認為懲罰過重的原因。
二是如果共同犯罪有實體支撐且全公司都被抓的，雖然很多家屬會認為道義上老闆應當承擔律師費，但由於員工人數較多，所以老闆不一定有這個財力或想法去救所有人，他集中精力救自己的可能性比較大。至於他的家屬，非常可能換電話卡、換個地方生活。在特殊情況下，老闆可能逃跑失蹤，由於公司人比較多，且這類老闆平時很可能比較注意隱私，員工家屬想找老闆家屬也一般是找不到的。因此能夠找到老闆家屬的且老闆家屬會受到威脅的，一般來說僱傭關係的“所在地”是店鋪或者小型公司。
這就導致在所有的共同犯罪中，在“高層”這方面，店鋪老闆和小型公司老闆犯罪的“性價比”是最低的，收益不高，風險很大，自己及家人還隨時面臨著員工家屬的脅迫和“復仇”。可見小企業不僅是眾多企業中生存最難的，也是犯罪成本最高的。這類小企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