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萌/文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四川省试点工作在阆中市(县)进行。普查活动中,工作人员意外地在原元山乡三清宫村小学(现并入洪山镇一把伞村)发现了一通石刻观音碑。此碑材质系细青砂石,线条为白描阴刻,观音端庄慈祥,发髻高挽,璎珞盘绕,珠光宝气,赤足踩踏祥云,衣纹飘逸灵运,右中下有“唐吴道子作”楷书阴刻,左下有“清耳闻空宣述立石东龙山”字样,两种字体风格特征明显不是出自一人所为。
阆中锦屏山吴道子行道观音石刻像
但时至今日,对这通“画圣”吴道子(约680-760,唐代画家,又名道玄,今河南禹县人,画史上称吴生。被奉为“画圣”,民间画工又尊其为“祖师”)观音石碑的重大发现,并未像其他人文景观题材被妙作得沸沸扬扬,甚至还有些欲抱琵琶半遮面、三缄其口,一些重要的文旅宣传资料中至今也鲜有提及,现除了有一通复制件存放于锦屏山碑林供游客观瞻外,也难以了解到更多的资讯了。
显然,这里面似乎还另有玄机。
原来,毗邻的南部县文管所也藏有一通类似的镇馆之宝,其名气似乎还远在此通观音碑刻之上,因至少早在清乾隆七年(1742),就被当时精通满、蒙、藏、汉多种文字的蒙古族学者工布查布注意到。他在《佛说造像量度经》引言中认定,该观音像即为吴道子所作,并因此得到后来诸多学者的普遍认同。
南部县罗寂寺吴道子《观音像》
长期以来,吴道子白描线刻观音碑之所以受到人们高度关注,除了真伪辨别所具有的意义和本身的文物艺本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与“画圣”的另两个重要历史事件还有很直接的关联性：
一是吴道子究竟几次、何时入蜀：这是一个信史记载与民间传说交织在一起的问题。说来也的确费解，一个在当时就已很出名的大画家,粉丝遍布东西”二京”(洛阳、西安),几乎“无人不知吴生之善画”,居然“《唐书》无传”,后人多半依据《唐朝名画录》(唐·朱景玄著)和《历代名画记》卷九《吴道子传》(唐·张彦远著)以及坊间流传故事推测演绎画圣传奇。
说三次入蜀的不乏其人,说两次入蜀的好像更煞有介事,就连“暮年入蜀,客死资阳”也缺乏足够的证据,难以自圆其说。事实上,“据唐人记载,肃宗李亨即位后的乾元初,吴道子还露过面……自此之后,就连这样简单的叙述都没有了”(《吴道子》,王伯敏著);
二是吴道子画《三百余里嘉陵图》的故事,此事同样正史“《唐书》无传”,而最初出处也是在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中,原文内容为:“明皇天宝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吴生驿驷,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曰:“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后宣令于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毕。”
说的是在唐天宝年间,玄宗李隆基忽思蜀道嘉陵江山水,特遣早已召人禁中“非有诏不得画”的吴道子,开着豪华公车(驿驷）前往蜀中采风写生。用了近两个月时间,也不知此趟美差花了皇家多少银子,当秀色可餐,如诗如画的巴山蜀水饱览够了,吴才回到长安交差。
玄宗问他交办的任务完成得如何时,他竟坦然答道:“臣无粉本,并记在心”。随后便在翰林学士办公之处的大同殿墙上,一挥面就绘成了《三百余里嘉陵图》，当“通音律、多才艺”的玄宗皇帝仔细欣赏完眼前旖旎的蜀中风光和画圣精湛的技艺后,也不得不频频点头赞叹道:“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奇妙。”这则故事,也成了长期以来人们盛赞蜀中锦绣山川用的佐资和美谈。
然面,此经典名画不但后来未见传世(或摹本)和更多的文字著录,就连吴道子本人入蜀的具体行踪也只在各地坊间流传,以至于长期给后人留下无穷的想象空间,“
前人述录,复相互抵牾,至往往莫衷一是,难择趋从”(当代书画艺术理论家姜澄清教授语),也就在所难免。前些年,有山西师范大学美术教授、硕士生导师袁有根先生,在充分考辨古籍史料和当代褚如王伯敏、陈传席、王洪林、陈履生等专家观点的基础上,又先后多次沿着当年吴道子足迹,逐一考察流传在各地的传说故事,为纷纭迷离的昔之撰述寻出处、辩真伪、补阙漏、存疑义,出版发行了三十多万字的人物专著《吴道子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修订再版),受到了业内外高度关注,被视为近年来吴道子研究中“斋内求学者所不及”的集大成者。
袁先生对吴道子入蜀写生及《三百余里嘉陵图》的实景探究有专门章节陈述,其中还提到了原奉国寺(在现阆中市老观镇)的“行道观音像”,倒是过去重视不够的。
他说：据民国年间《阆中县志》载:“奉国寺有一石刻,阔八寸许,高一尺有奇,上刻大士像,题'行道观音之像'六字。右侧题'定光院僧□澄立石'八字,'澄'字上一字已模糊。又'吴道子笔'四字在左行之下。'庭坚来观'四字在右行之下。其为吴画黄题,无从识别。而像与字俱非俗笔。殆从他本摹刻者。惜石理不坚,渐失本意。”(见《吴道子研究》)
据查,民国十五年版的《阆中县志》确有上述相同文字记载,但所谓的黄庭坚阆中之行却只在《苍溪县志》中查到:“黄山谷庭坚,字鲁直,游阆中,有《阆州整睱堂记》数百言。至苍溪奉国寺(按:奉国寺所在地老观镇现属阆中所有,民国时期曾划给苍溪县管辖过一段时间),旧刻有唐吴道子观音像,索观之。因自署‘庭坚来观’四字于石。”
而事实上,曾盛极一时的江西派文学开山之祖、做过国子监教授、校书郎、秘书丞的黄庭坚终其一生,并未到过阆中。地方文史典籍中记载他为当时的阆中市长(知府鲁仲修)取名并撰写的《阆州整睱堂记》,应该是他在贬巴蜀期间受朋友之托的消遣之作(详见本公众号《从未到过阆中的大才子黄庭坚，缘何写了一篇“阆州整暇堂记”？》一文)。且更重要的是以这位文豪见多识广的法眼,绝不会对一块克隆的“山寨”版石碑感兴趣。
从唐天宝至宋神宗年间也就不过三百来年,对于一块尚未道受酸雨等外部环境污染侵蚀的石碑来说应该经受得住考验,但最大的遗憾在于这块于民国初年“废科举、兴学校”时修建老观小学清理地基时才出土的石碑(这也是民国之前地方志中无记载的原因),笔者却只在1984年的油印稿《老观乡志》中查寻了踪迹:“唐吴道子手笔观音画像碑,也在奉国寺观音楼墙脚下,掘土发现,但已碎废。”
联想到当地另有一通《唐阆州奉国县令郑融墓志》石碑,本邑志书无载,前些年被青年书法爱好者意外发现,后又转从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才寻访到实物的故事,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但都有惊人的相似”这句老话。
聚焦奉国寺行道观音像,不仅因为这是迄今为止,所有传为“吴道子笔”观音石刻像中最早留下直接证据的碑刻(“庭坚来观”),还因当时的奉国县(今阆中市老观古镇,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为通往长安米仓道上的重要节点。
自汉唐以来,巴蜀往北的重要通道有三条:东为荔枝道、西为金牛道、中为米仓道,各途互为犄角,互有联系,平常(尤其是在战乱时期)官使商族多选用这条路程稍远,但自然条件较好的成都——汉中——长安之间通道,历史上许多大事件如曹操出兵征伐张鲁、蒙哥汗铁路南侵等都是走的这条通道。
至今在南江县琉璃关还有一处保存完好的石刻:“绍兴三年(1133)二月十五日,金贼犯兴元府帅程亟趋米仓道循入阆中。”可见,当年吴道子入蜀宦游极有可能走的是米仓道,或者是人蜀时选择金牛道,又在昭化上船,舟车并用,顺江而下正好饱揽秀丽江河田野风光;而返程时选择了米仓道,正是应好客的奉国寺或定光院长老之盛情，因而才留下了“行道观音之像”墨宝。
袁有根教授在书中把研判的重点放在了解读吴道子究竟是为奉国寺还是为定光院而作的观音画像上,疏忽了阆中民国县志所载的文字信息考证和奉国县在当时的重要位置,更没有对锦屏山“嘉陵第一江山”得名的由来和原有一通绘有作法通神的踏罡布斗图、题为“吴道子笔”的龟蛇镇宅石,以及永安寺原天龙八部壁画(虽为元代重建,但与剑阁县觉苑寺壁画的经历相似,初建于大唐,后经屡毁屡建),还有在收藏大家陈尧咨之孙陈汉卿家见到的吴道子所画佛像(参见苏东坡诗《仆曩于长安陈汉卿家见吴道子画佛碎烂可惜其后十余年复见之于鲜于子骏家则已装背完好》);袁本人在书中也写道：“这很可能是吴道子到嘉陵江体验生活时,在阆中给陈家画的”（见《吴道子研究》)等作通盘系统考证。
阆中锦屏山吴道子笔《镇宅龟蛇》石碑
若再用些功夫将唐代阆中的盛大佛事活动和影响,以及两位皇室后裔(鲁王、滕王)先后空降此地做刺史镇守,并结合位于“醉美”嘉陵江中游段素有“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的人文之都进行综合考梳理,不仅“画圣在天下阆苑”的传说故事或许更加丰富可信,而且至少也不会过早断言“西安碑林、阆中锦屏山、山西省高平市等《观音像》都是直接或间接翻刻的四川南部罗寂寺的《观音像》” (见《吴道子研究》)、“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此的翻刻碑”云云。
几年前,西安外国语大学美术学博士李杰和美术教师弓淼,又重新对南部观音碑刻像进行了严谨的考证辨析,他们着重从吴道子第一次入蜀与宣述法师活动时间是否相对应、从观音头像后挂披巾的头冠形式和独具特色的吴式“莼菜条”线型笔法等入手,认为“这幅四川南部县文管所所藏的《白衣观音像》线刻的画稿作者不是吴道子。就其线型中运用了大量规律的提按笔法而言,《白衣观音像》应是唐代之后,假吴道子之名而作”(《荣宝斋》杂志2014年9月刊《四川阆中唐吴道子稿线刻真伪考)。(按:清朝的工布查布和当代如李杰、弓淼二位老师,都没有把阆中”和“南部”的行政区域及地名搞清楚,所以出现了一些混淆。)
笔者对现存于南部、阆中馆藏的行道观音画像实地仔细辨识和比较后发现，两碑上的观音像披巾、眉毛、耳廓、璎珞、衣纹以及文字笔法等有多处明显的区别：
南部画像碑通高160厘米,宽70厘米,观音像高154厘米,肩宽38厘米;阆中画像碑通高169厘米,宽72厘米,观音像高159厘米,肩宽46厘米，体态丰满似乎更符合唐朝以胖为美的时尚。 南部观音像背面的画像虽已严重漫漶风化,但观音像的手印还能辨认,与该碑正面画像和阆中观音画像都有明显不同。今天,南部、阆中两地文管部门所藏两块观音石刻碑虽有细微差异,但整体而言,艺术上也难分伯仲,且同样都已被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若袁有根教授放眼历史的天空,能把视野再拓宽一些,以其专业的学养将考证的功夫再深入一些,或许对全国各地皆有这通“怜疾苦之人,行观音之道”的碑刻画像源头就不会轻易妄言了。
譬如：北京《法源寺志稿)(民国・王树柟、黄维翰编)也明确有载：唐吴道子绘佛像刻石,石高周尺一，寻广三尺,中绘佛像,左方下刻“唐吴道子作”五字,右方下刻“清耳闻空宣述立石东龙山”(按:与阆中市观音碑刻画像文字落款相同，但左右文字又正好相反,原因待考;而南部县观音碑刻画像文字落款是“清海峰建立东龙山”。这里的“清”应为释家的精华和要旨即“清静”,可能与过去出家人的自称习惯有关)十一字,清光绪三十三年仁和徐琪购置法源寺。
又如:在杭州旧超山报慈寺大明堂内之东庑同样有一块左下角署“吴道子笔”名的白衣观音像碑刻(高170厘米,宽77厘米),与众不同的却是长着胡子的男相,石则背面有文字:“
吾南城邑大夫武林烧邵候孟辉治政之余，顾谓予曰:□岁,历政部司,挈家邸,尝切慕观音大士,多获灵□,暨再讯,兹已问过天□禅专,伏睹石刻观音圣像,乃唐吴道子笔,极为精妙,神气严然,真如补(普)陀洛迦山示现之身。遂用印打一幅装潢,偕室人宋氏日夜礼敬。既又捐俸购一玉珉,命工匠刻□,同四方善瞻信礼永运,□传用答鹄,庥幸为记之。予不敢辞,遂为书之以记。”落款为:“大明正统十年乙丑夏四月望日、前进士□□章文昭书”(按:应为章文昭,钱塘人,官至中书舍得人,明永乐十三年(1415)乙未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28名,赐进士出身。)
显然,这位“清耳闻空宣述”(或清海峰)也好,立石“东龙山”地名也好,长胡须的男观音也好,甚至同一观音画像出现了多种尺寸等等,都还大有文章可做。
曾记得明代有位诗人梁用行一次过江宁时,也慕名面去观过吴道子的一通观音石刻,后来赋诗记其事,其中有句感叹云:“真迹缈难得,摹迹遍江东”；到了宋代,大书画家米芾在《画史》也提到所见吴画三百本全系“伪作”,何况时光如水又流逝了这么多年。当然,所有这些并不影响我们今天对“吴带当风”“吴家样”“吴装”“疏体”“兰叶描”的技法和神韵，以及各地传为画圣所作的寺庙壁画的欣赏和仰慕,因能尊奉为“画圣”者,史上还别无他人。诚如苏轼所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能事毕矣!”
藉此再赘述一句题外话,《唐朝名画录》)(又名《唐画断》)一书,其编著者朱景玄曾任翰林学士,生于吴道子逝世后约三十年,主要活动于唐宪宗元和至唐文宗大和(806-835)年间。他是在历史上冒出“明皇天宝中(748左右)忽思蜀道嘉陵江水”故事的第一人,此前从不曾见过这位天子与“蜀道嘉陵江”有过任何交集。
吴道子《维摩诘像》（壁画局部）
目前唯一可考的是天宝六年(747),玄宗将阆中城东十里的灵山敕改为“仙穴山”(见宋《太平寰宇记》)。对这位有着“不见者不录,见者必书”“其落笔谨慎,少有臆断之言”实事求是精神的朱翰林,既然史书不载,不知他又是从何处挖掘到近百年前的皇家轶事来的。窃以为,这一切一一当然包括吴道子入蜀写生一一原来都有可能是为后来安史之乱玄宗“幸蜀”(756)而埋下的伏笔!
因为安禄山叛军当时在长安东北部一路杀来,中原早被控制,西域多有战争,而北方又还有强敌突厥。掰起指头一算,唯有西南蜀地虽有天险,但还算易守难攻,而且又是老前辈高祖李渊起兵时的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
恰如唐大历年间的右羽林大将军石藏用曾所言“天下将有变,而蜀为最安处,又多加山水,吾将避地焉”，再加上西南节度使的忠诚可靠,不往隐藏在巴山蜀水中的天府之国逃遁,难道还想上天?
但皇室贵胄和宫女,再加上朝廷官员一千多号人马的末路狂奔,丢尽了大唐盛世的脸面,不在历史上留一点玄龙门阵能说得过去吗?俗话说,前面有个模样,后面跟个和尚。从这位玄宗大人于公元756年开了好头以后,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朱李之乱南逃,史称“德宗幸蜀汉”,公元880年(广明元年)唐僖宗为躲黄巢起义军攻克潼关,又狼狈逃往四川,史称“僖宗幸蜀”。
可见,即便在唐朝,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承平时期是朝廷的粮仓钱库,危急存亡时又成了皇室的紧急避难所,难怪玄宗隆基先生居安思危要念念不忘蜀道嘉陵江水:朕,乐也思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