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世界的“吉普風波”就此爆發
1984 年7 月, 改革開放在中國大地剛剛拉開大幕, 時任國務委員兼經貿部部長的陳慕華訪問美國, 順訪了美國著名的吉普車生產企業——美國汽車公司 (AMC) 。主人邀請陳慕華參觀他們剛剛投產的XJ車型及派生的YJ系列車型, 也就是後來在中國風生水起的切諾基吉普車。2.5 升排量、四缸發動機的切諾基系列吉普車, 無論從設計還是技術上當時都算得上世界一流。陳慕華看了以後大為讚賞, 回國後派外資局長到全國第一家汽車合資企業——北京吉普公司瞭解情況, 希望北京吉普公司引進美國1983 年底剛剛投產的XJ系列吉普車。陳慕華還將美國汽車公司贈送給她的一輛寶石藍色切諾基轉送給北京吉普公司做樣車。北京吉普公司對生產這種2.5 升排量、四缸發動機的吉普車很感興趣, 為了能打開市場還派人徵求國家各機關包括軍隊意見, 大家一致希望引進美國汽車公司最先進的XJ系統車型, 可作為高級公務車, 再經過國產化後搞第二代軍車, 提升軍用吉普車的操控性和舒適度。
1984 年10 月, 北京吉普公司特別董事會在美國底特律召開。特別董事會在合資企業戰略發展上提出取消原來約定的聯合設計, 今後產品方向為引進美國切諾基XJ技術, 車型定為BJ-X213。由於新車型對生產技術和配套廠家要求很高, 國內短時間內達不到技術標準, 所以董事會決定先採用CKD形式 (即整車拆散進入中國後再全部組裝) , 以後在熟悉掌握美國汽車公司新技術後, 逐步實現國產化。
1985 年9 月26 號, 北京吉普公司第一批採用CKD形式組裝的切諾基按計劃提前五天下線剪綵, 開了美國境外生產切諾基的先河。陳慕華、段君毅、饒斌、焦若愚、張彭、張健民等領導參加了剪彩儀式。第一輛切諾基被命名為“北京Jee P”, 美國汽車公司買下了第一輛車贈送給北京市人民政府。
此事國內外媒體作了廣泛報道, 美國底特律電視臺當晚黃金節目時間裡播發了這一新聞。此事還引來一位美國重量級政客訪問中國並參觀北京吉普車有限公司, 那就是美國副總統布什, 時間是1985 年10 月15日。這一天, 布什在外交部和北京市領導的陪同下, 興致勃勃地來到中美合資北京吉普汽車有限公司, 參觀了生產線並和員工合影。為了表示雙方合作的誠意, 北京市政府將這輛具有重大意義的切諾基贈送給隨布什來華訪問的華盛頓市市長馬利恩·巴利, 後來這輛車參加了美國建國200週年大遊行, 之後被收藏在華盛頓博物館。
良好的開端讓美方很是興奮, 美方提出1986 年實現組裝切諾基4000 輛, 1987 年達到7000 輛, 1988年實現1 萬輛整車的計劃。這當然是好事, 但美方不瞭解中國當時計劃經濟占主導地位, 提高產量涉及外匯額度和進口許可證, 需要中國政府批准。而這時期由於國家外匯儲備緊張, 國務院多次下文要求嚴格控制轎車進口, 其中也包括CKD (進口散件) 形式的組裝轎車。轟動世界的“吉普風波”就此爆發。
美方總經理的信驚動中央高層，胡耀邦下指示
切諾基的第一批720 輛切諾基散件到達企業後, 三個多月就幹完了。第二批散件1008輛按集裝箱配置, 馬上從美國裝船運往中國。但中國國內的進口許可證、信用證、外匯、關稅等並沒有與合資合作的企業相匹配, 結果造成1008 輛切諾基的吉普散件堆在口岸無法通關。這不僅使美方在倉儲、裝卸、利息等方面造成嚴重損失, 還使剛剛起步的合資企業——中美合資北京吉普公司“停工待料”。
1985 年11 月, 美國汽車公司遠東部經理曲莫緊急來華, 謀求解決許可證問題, 但是未能如願。美方人員回去以後立即召開新聞發佈會, 宣佈美國汽車公司準備“三停” ( 停止資本投入、停止技術轉讓、停止技術培訓) 、“一撤” ( 撤走美方專家) 。這使得一個企業的生產經營問題上升到帶有政治色彩的外交糾紛, 世界各大媒體紛紛報道, 有些西方政客甚至懷疑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停滯。
1986 年2 月初, 美國汽車公司副總裁、北京吉普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克萊爾來到北京, 中方董事聲明無權就許可證問題作出決定, 雙方於是圍繞國產化、技術改造、技術培訓等問題談了6 天, 但是許可證的問題還是沒解決。2 月19 日, 美國汽車公司第三把手弗利副總裁來京, 在與中方會談後, 他表示了對雙方合作前途的擔憂, 並提交了暫時停止經理部門各種投資預算的備忘錄。
在幾經討論無果的情況下, 2 月21 日, 美國汽車公司董事長戴德瓦在美國《汽車工業》雜誌發表了“中國的切諾基要停產嗎?”的文章, 對中方的態度表示不滿, 稱中方違反協議已經給美國方面造成了損失。隨後該公司項目經理布魯塞斯給中方發電文, 表示在問題沒解決之前推遲北京吉普公司中方培訓人員赴美時間。美方甚至向中方董事表示將停產6 個月, 並調回全部美國專家等。《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美國主流媒體對中美合作糾紛作了大量報道。一時間, 北京吉普的CKD危機成為不斷加溫的國際事件。但在中國國內, 媒體的報道還不多, 事件還停留在企業和經濟層面。美國汽車公司雖然在美國國內鬧得很兇, 並出臺了一系列強硬措施, 但他們也不想丟掉好不容易打開的中國市場。尤其是當時擔任北京吉普公司總經理的聖皮爾先生, 他真心想保住這個來之不易的合資企業——北京吉普公司。這是他的事業, 也是他的飯碗。
最關鍵的是, 聖皮爾先生比遠在美國的同行更瞭解中國的國情, 在通過各種渠道尋求解決外匯額度沒有結果的情況下, 1986 年3 月14 日, 他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寫了一封信, 期盼中國最高層能夠引起重視。他在信中寫道:“合資企業在中國是一個新概念, 初期時會面對巨大的挑戰。我們是合資企業的先驅者之一, 所以首先遇到與合資企業有關的困難。我們失敗的結果將對中國現存和未來的合資企業起非常消極的作用。中國政府也將難以承受這個合資企業失敗給中國正在實行的開放與合資政策帶來的衝擊。”
聖皮爾先生的信引起了中國最高層的重視,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看了聖皮爾先生寫給自己的來信後, 在一份內參上批示:“這件事要從維護我國對外關係的決策和信譽的高度來對待, 請經委幫助解決, 已合資的企業不要輕易使之倒閉。”
國務院領導人也對此事作了批示, 要求有關部門落實胡耀邦總書記的批示精神, 認真處理好北京吉普出現的問題。國務院還責成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朱鎔基親自負責處理此事。朱鎔基接受委託後立即派人對此事進行認真調查, 並於1986 年5 月8 日親自約見美國汽車公司副總裁、北京吉普公司副董事長克萊爾。
朱鎔基親自督辦，北京吉普風波終於塵埃落定
朱鎔基對克萊爾說:“中國政府始終支持北京吉普公司, 過去是這樣, 現在還是這樣。中國政府從來都是講究信譽遵守合同的, 北京吉普當前的困難有客觀原因, 也有主觀原因。客觀原因是, 在過去一年多里, 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步子邁得很快, 由於經驗缺乏搖晃了一下……至於主觀原因, 是你們的經營戰略未能適應這種變化, 你應該與中國同事們研究調整經營戰略。”
朱鎔基還對美國汽車公司單方面對美國媒體爆料表示不滿:“我認為, 為了創造良好的氣氛, 談判中, 我們最好對媒體表示沉默, 等我們達成協議後, 再共同發佈。”
克萊爾對朱鎔基的約見表示感謝, 承諾美方不再單獨對媒體發表意見, 並對最終解決問題表示有信心。
在朱鎔基的親自安排下, 克萊爾率團展開與中方有關部門的談判。在談判中, 美方主張北京吉普公司多裝CKD形式的切諾基, 5 年組裝4 萬輛。中方表示, 由於國家宏觀調控, BJC自身又不能如期達到外匯平衡, 無力支付5.2 億美元的CKD貨款。美方代表團於是調低了組裝切諾基的數量, 但是中方仍無法接受, 於是雙方又繼續談判。
朱鎔基自始至終關注著談判進程, 多次聽取彙報並作出指示, 要求要有耐心, 一定要談成雙方都滿意的結果。在朱鎔基的直接指導下, 中美雙方經過5 天5 夜的艱苦談判, 5月13 日下午3 點, 終於達成到1990年, 北京吉普生產12500 輛CKD切諾基的協議。
至此, 北京吉普風波終於塵埃落定。當天, 全世界的媒體都報道了這一事件的最終結果。胡耀邦和朱鎔基的名字也在很多報道中多次被提及, 尤其是朱鎔基處理危機的魄力、能力及效率, 獲得外媒的高度讚賞。
“吉普風波”雖然在中國高層介入下得到了妥善解決, 但“吉普風波”暴露了中國各級政府在外商投資管理方面的許多問題, 尤其是法規、條例的缺失, 當遇到特殊問題時各級主管部門都不能有效地予以應對。朱鎔基提出:必須儘快修訂和出臺適應改革開放新形勢的外商投資管理辦法, 因為不可能每件事都要高層出面予以協調。
胡耀邦總書記在聽取有關部門關於“吉普風波”處理的彙報時, 除了對朱鎔基處理危機的能力表示讚賞外, 還對“吉普風波”本身作了反思。他說如果不是中央收到了吉普公司外方總經理的來信, 並及時採取了措施, “吉普風波”可能還在蔓延。胡耀邦要求相關部門必須吸取教訓, 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在胡耀邦的建議下, 國務院經過調研, 很快出臺和修改了20 多項關於促進合資企業發展的政策、法規, 以適應合資企業在中國發展的新形勢。從這個意義上看, “吉普風波”最終由消極因素變成了積極因素。
——摘編自《黨史博採》2016年第一期
作者：陳義風
編輯：蔣楚婷
責任編輯：張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