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的大白馬股康得新股價崩了。
1月14日，康得新發布2018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資券到期兌付存在不確定性的特別風險提示公告。有網友分析認為：“2018年6月末，公司賬目貨幣資金合計現金類資產接近200億元。現在公告稱即將到期的兩期SCP均存在兌付不確定性——挑戰了負責審計它的註冊會計師的智商和人格”。
現在沒有證據可以斷言，康得新的財務報表造假，或者註冊會計師審計失敗。但是網友的擔心正動搖著全社會的信心。試想，如果一個普通人在投資之前，都要想一想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是否可信賴，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
更可怕的是，國內資本市場的會計造假和審計失敗毫不鮮見：早年的藍田股份、鄭百文、銀廣夏、錦州港（這可是槓槓的國企），近年的金亞科技、綠大地、萬福生科、佳電股份、昆明機床……
事實上，會計造假舞弊、審計失敗（或與企業通謀欺詐）的案例在國內不勝枚舉，證監會 的處罰名單可以拉得更長。這說明我們的市場經濟底層出了大問題，而且這些年未得到有效治理。
那麼筆者在這裡，試著梳理中外歷史經驗，淺談下我對這類問題的焦慮。
市場看門狗
會計信息質量的高低，決定了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會計信息失真，會讓依賴會計信息決策的利益相關者做出錯誤的決定，導致資源錯配，引起公眾利益的巨大損失。
前總理朱鎔基同志幾乎從不題詞，他在任國務院總理期間，卻“破例”為新成立的國家會計學院3次題詞“不做假賬”，並明確指示將其作為校訓。可謂謀之遠矣。
受利益驅動，企業財務造假的動機是不可免除的。所以，市場設計的制衡機制是由獨立的註冊會計師進行審計後發表第三方鑑證意見，起到合理保證企業財務報表可信賴的作用。
不要低估了這個制度安排，獨立審計一則可以制衡企業，防止企業發生會計差錯或舞弊；二則以相當於公共品的方式向公眾提供財務報表的可信賴程度的意見，極大的節約了社會交易成本。
因此，獨立審計被冠以資本市場的“看門狗”的美譽。
這是市場經濟的底層基礎設施，如果無法良性運行，那麼社會成本將升高至無法承受的地步。細思極恐，所有的會計信息使用者在使用會計信息時，都要去保持謹慎的質疑，是什麼玩法？懷疑之外，還得有能力去識別會計信息的質量水平，那會計專業得全民普及才行。最後再試圖運用專業知識去驗證，那都是湯姆克魯斯級別的任務了。
會計信息質量的高低，可以追溯到整個近現代經濟史。經濟制度也經由這些博弈而不斷進化，要管窺一二，可從2001年的美國安然事件說起。
震驚全球的安然事件
2001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9.11”令人記憶深刻。而另一件震動全球資本市場的事件卻已經淡出人們的記憶，那就是安然破產案--在當時美國曆史上最大的破產案。
2001年12月2日，安然公司向紐約破產法院申請破產保護，
破產清單中所列資產高達498億美元。此前，安然公司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商品和服務公司之一，名列《財富》雜誌“2000年美國500強”的第七名，且被《財富》連續6年評為“最具創新精神的公司”。美國證監會前主席哈維·皮特認為安然事件連同9.11事件、世界通信公司會計造假案和安達信解體是美國金融證券市場遭遇的“四大危機”。
因為安然會計舞弊破產後引發了一系列震動美國經濟和資本市場的連鎖事件:
（1）安然申請破產之後，投資人信心受到重挫，美股迭創新低；
（2）全球性的能源公司因安然作為對手方，在天然氣和電力市場的衍生品和現貨交易上損失超過6億元美元；
（3）一些國際航運公司因安然無法履行合同而破產；
（4）據2002年1月17日《華爾街日報》報道，安然的破產使美國銀行業因壞帳和其它交易業務總的損失達200億美元左右，其中花旗銀行和JP摩根大通銀行的損失最為嚴重；
（5）IBM、思科、施樂、JP摩根大通銀行等大企業會計舞弊案也被揭發出來，並引發了企業破產潮；
（6）五家最大的全球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達信”因安然和世界通信公司會計醜聞涉訴後轟然解體，而在2001年安達信的全球營業收入還有93.4億美元，代理著美國2300家上市公司的審計業務；
（7）安然事件觸發了《塞班斯法案》的立法。
安然事件引起的震盪如此之巨，主要的原因是：安然公司（加上次年即2002年6月爆出的世界通信會計醜聞事件）的會計信息作假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底層基礎設施，進而徹底打擊了美國投資者對資本市場的信心。
安然事件的始末
安然破產的根本原因在於會計舞弊，利用複雜的財務結構虛構利潤，向股票市場講述了一個不真實的商業創新和高速增長的故事；而為了給高增長的假象圓謊，企業不得不借入鉅額債務來支撐虛假的關聯交易。最後當問題暴露時，債務償付問題壓頂，除了破產已無其他選擇（當然，在中國故事又會有不一樣的演繹，政府安排的白衣騎士或許會翩然入場；又或者有資產重組方會進場施救）。
安然會計舞弊的具體做法：
（1）不斷製造概念，使投資者相信公司已經進入高增長、高利潤的領域（如寬帶通信等），推高股票市值，然後使用股票為關聯企業提供擔保來進行融資；
（2）創設“特殊目的實體”（SPE）等方式編織關聯交易網，然後通過關聯交易虛構交易和收入；
（3）使用不公允的會計方法，虛增收入和利潤，如將10年長期能源供應合同的名義收入記為當期收入以虛增利潤；
（4）大量債務都承載於不併表而實際控制的關聯企業（SPE或合夥企業），比如通過設立安然佔股低於49％，按當時會計規則可不併表但實際仍由安然控制的合夥企業來舉債，從而隱匿真實的債務水平，而這些債務是由安然提供擔保或負有償付義務的；
這些手法是不是很眼熟？這種精心策劃的會計舞弊和財務欺詐，貌似環環相扣，無懈可擊，且在法律上甚少瑕疵，但實際上造假鏈條卻很脆弱，最終無一例外的都會崩塌暴露。
因為其有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一是因為造假要不斷的消耗財務資源，比如關聯公司的運營要付出成本，虛構的利潤要繳稅，這會造成現金的持續流失。此外，龐雜的關聯公司群，跑冒滴漏成為常態，而且還有內部人會跳出來黑吃黑，非法侵佔相關的財物。如安然首席財務官法斯托安德魯·法斯托在後來認罪時就承認從關聯公司中獲得了不正當的好處。
因此，造假需要不斷的注入現金來補充，又由於公司正常業務創造的現金流很難跟得上造假的損耗，導致越來越依賴外部舉債融資來維持。債務的利息支出又會增加企業對現金損耗，加速旁氏融資的破產。二是因為真相從不缺席，假象都經不住外部的推敲和質疑，當公眾和政府投入足夠的關注時，造假就無所遁形。
在安然事件中，美國對沖基金Kynikos的吉姆·切歐斯在2001年初公開質安然的商業模式。他指出，雖然安然的業務看起來很輝煌，沒有人能夠說清安然是怎麼賺錢的，而實際上可能賺不到什麼錢，因為公司報告的利潤和經營現金流是不對稱的。此外，切歐斯還注意到安然背後的合夥公司，與安然有著說不清的幕後交易。切歐斯的觀點引發了公眾的共鳴，人們開始追究安然的真實盈利和現金流向。安然公司被迫向公眾逐步披露財務造假和欺詐的事實，至2001年11月30日，安然股價跌至0.26美元，市值由峰值時的800億美元跌至2億美元，最終走向破產。
2001年12月2日安然向法院提請破產申請，而同年12月12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就安然事件舉行了第一次聽證會，討論安然倒閉對投資者及資本市場的影響。
隨後，美國人開始在他們那充滿漏洞的制度上進行了大規模的修補，這次進化性變革的主要成就是《塞班斯法案》，該方案強制要求上市公司高標準的遵守證券法律的要求，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從而達到保護投資者及其他目的。
《塞班斯法案》從會計職業監管、公司治理、證券市場監管等方面改革重塑了美國企業制度的重要部分，對違規企業的高管做出了輕則罰款、重則牢獄的懲罰規定。它的出臺意味著在美國上市的公司不僅要保證其財務報表的準確與公允，還要建立有效內部控制系統並通過審計測試。
審計的重要性
為何說會計信息是特殊的社會公共品？這要從會計信息的重要性說起，會計信息是企業相關利益群體經濟決策的基礎。 這個利益相關群體的名單很長，從政府的宏觀經濟和產業經濟政策制定部門、稅務部門到企業現有或潛在的股權和債權的投資人、客戶、供應商和僱員等等。
對於供應商對會計信息的需求容易理解，因為供應商透過會計信息瞭解企業的財務狀況能更有效的決定供貨的結算條件和賬期（估計現在很多自行車供應商或許就在後悔給OFO供貨時提供了信用賒銷），那客戶又為何需要會計信息呢？其實企業的客戶也需要通過會計信息瞭解企業持續經營的能力以決定自己的消費活動，比如買汽車的消費者肯定要考慮廠商長期服務的能力，履行質量保證的能力；投保人需要了解保險公司的長期償付能力以避開保險公司履行保險責任發生問題的情形。某些特定行業的消費者對會計信息的需求會更強烈。
但是存在兩種情形可能導致會計信息失真，一種情況是企業內部控制有缺陷或執行不足，導致會計信息失真或是會計差錯；另一種情形則是因為企業管理層是提供財務報表（會計信息的載體）的責任主體，其受利益驅動（如報告糟糕的財務結果而被解僱，或是通過報告好的財務結果而騙取獎金等等）提供低質量甚至是不實會計信息的動機。
所以，獨立的外部審計企業的財務報表並發表鑑證意見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制度安排。註冊會計師在遵循審計準則的基礎上，實施必要的審計程序，獲取充分、適當證據以合理確保財務報表的可信賴程度。
理論上，註冊會計師發表標準無保留的審計意見，就意味著企業的財務報告是可信賴的，不存在重大的錯報和舞弊。相關利益群體就可以信賴財務報告依此做出決策。
大A現狀：財務造假處罰低
其實，大A股財務報表造假早非孤例，更糟糕的是，獨立審計未能勤勉盡職的發現問題，而發表了錯誤的審計意見，使得虛假的財務報表能遍行於天下，風險外溢。僅僅2018年12月一個月，證監會就公佈了三起對會計師事務所的處罰：
財政部作為會計師事務所的主管部門，也在不斷處罰行為不端的會計師事務所。《2017年財政部會計監督檢查處理情況》就公佈了七家會計師事務所的查處情況。自律組織“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也多次譴責未勤勉盡職的會計師事務所。
但為何會計造假和審計失敗禁而不絕呢？
原因之一是造假企業在現行法律上責任過輕過低。《會計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偽造、變造會計憑證、會計賬簿，編制虛假財務會計報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隱匿或者故意銷燬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但沒有對應於編制虛假財務會計報告的罪條，這導致很難在刑事在追究會計造假的責任。在源頭上作假行為不予嚴厲威懾和打擊，奈何審計乎？
因為要發現精心策劃且多方串謀的財務報表錯報或欺詐行為，對於審計來說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果要求審計識別一切會計差錯或舞弊行為，那麼審計的風險也會高到無人敢從事的地步。
美國的《塞班斯法案》對應的刑責則要殘酷得多，要求公司高管須對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宣誓，提供不實財務報告將獲10年或20年的刑事責任。中國的立法與美國存在差異，要將會計作假在《刑法》中入罪必須修訂刑法才能達到目的，而美國判例法的立法就會更有效率。安然事件中的會計造假者後來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原因之二在於國內過度依賴監管部門作為，而不鼓勵民事訴訟，導致會計作假和審計失敗被發現和追究的概率較低。在美國，企業發生會計造假或會計事務所審計失敗，當事人不但可能遭遇刑事或行政處罰，還會因民事訴訟而承擔鉅額賠償責任。
不要小看了民事訴訟的威力，民事訴訟賠償的機制會激勵市場對會計信息質量和審計質量提供額外的監督。因為美國很多律師願意以風險代理的方式來為利益受損者打官司，以求在賠償分一杯羹（如果獲得懲罰性賠償那就更美妙了）。為了勝訴，律師會動用專業資源來挖掘證據以發現企業存在會計造假，或者挖掘證據以發現註冊會計師審計失敗的不當行為（如果事務所在審計過程中嚴格遵守了審計準則和有關職業道德是可以免責的）。這就突破了會計信息的受害者可能沒有能力識別或驗證會計造假或審計失敗的限制，增加了社會的制衡力量。
而對於會計造假者或參與者，即便不畏懼行政處罰或刑事責任，民事賠償，尤其是懲罰性賠償也可能使其在造假者賠的傾家蕩產，使得造假行為得不償失，這反過來降低了造假者造假的動機。
同樣，面對潛在的賠償訴訟，會計師事務所也會在執行審計業務時更加謹慎，保持懷疑一切的態度來作業（如果證明）。而且很多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還負有特殊的無限責任，這會激勵其不斷改善和提高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業務的內部控制，提升審計的執業能力，沒有合夥人願意為不能免責審計失敗而承擔無限賠償責任（這是會計師事務所多以有限合夥的另一個制度安排的奇妙之處，以此激勵註冊會計師保持足夠高的職業謹慎和職業倫理）。
原因之三在於美國與中國承擔商業風險和損失的方式存在重大差異。美國人不怕事大，市場的歸市場。在安然事件中，僱員401K養老金的很大一部分用於購買本公司股票，安然破產後，很多僱員的養老金賬戶歸零。這悲慘的境遇固然讓人同情，但不會有人想到用公共資金（政府資金）來彌補他們的損失。至於安然的股東，更沒有人會因為他們遭到了管理層的會計欺詐而主張用公共資金進行補償，政府和公眾都主張市場化的處置，所以沒有白衣騎士，沒有政府救助，安然只能破產，儘管這意味著近一千億美元市值煙消雲散，21000萬僱員失去工作。受害者只能通過民事訴訟去找相關責任方尋得救濟，欺詐也是商業風險的一部分，自己選擇了就要自己承擔。安達信在全世界84個國家擁有85,000多名員工，說解體就解體，他們的壞聲譽遭到人人唾棄，沒有人會認為這家公司存續還有價值，美國政府也不會認為這家世界級的會計師事務所有特殊的意義需要救助。
反觀國內，同樣是會計造假的“銀廣夏”，又翻牌活過來了。真相依然罩著迷霧。這樣做，不是很壞的激勵嗎？為惡者所受的懲罰不清楚，而為惡的載體（上市公司的殼）還在被不斷利用，起到的或許都是壞榜樣的示範作用。
原因之四在於會計造假和識別的博弈是一個永恆命題。由於會計造假的動機不能被永久性的禁絕或免除，那麼審計就永遠面臨挑戰，就存在審計失敗的可能，勤勉盡職仍不能完全消除這種風險。這一方面需要會計師事務所強大自己的本事在貓鼠遊戲中掌握主動（因為市場為審計服務付費和提供的報酬就隱含著強大的激勵），另一方面社會不能單純依賴審計識別所有的會計舞弊和欺詐行為，或者是社會不能單純的期望審計能在事前消滅一切會計信息質量風險問題，只能在事情發生之後，全社會來尋求治理之道。只是我們沒有理由反覆犯下踏入同一條河流的低級錯誤，我們理應獲得進化。
說到底，獨立審計的市場機制安排已經嵌入了世代博弈的智慧成果，自有精巧嚴密之處，缺點在於無法完美的無成本的運行。
政府的必要介入，是提高制度執行效率不可或缺的部分。當然，管制不在於替代市場來作為，而在於強化規則，有了便於執行的更詳細更有利的罰則，反過來就會激勵市場機制的潤滑運行。期待
改革並不一定需要宏大的敘事。從細微處著手，從立法和執法上重塑會計信息質量和審計質量的微觀秩序和紀律，照樣值得民眾期待。微觀秩序和紀律構成的市場經濟底層的基礎設施，搞好這個基建，從某種程度上比減稅更重要。一個安然事件，第二年就引出了一個法案，這種修復制度漏洞的效率還是值的學習的。
本文源自港股那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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