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出現在《樂隊的夏天》第二季總決賽之夜，不算很大的驚喜。但當鮑家街43號全員合體站在舞臺上，再次唱起那首《晚安，北京》，所有不可能的時光瞬間逆流。
那支以中央音樂學院門牌號為名的高學歷樂隊，驚豔了1990年代末期近乎窮途末路的搖滾樂壇，然後以決絕的解散方式成為主唱汪峰揹負多年的「罪名」。
相逢一笑泯恩仇——曾經多麼激烈的理想與現實的碰撞，情義與利益的抉擇，藝術與商業的兩難，最終在時間面前都化作了幾句互相讚美和一絲苦笑……
青春回來了嗎？
重逢，幾乎成了《樂隊的夏天》第二季的主題。
多年後重組的Joyside、達達，元祖成員胡湖歸來的木馬，還有苦等另一半出現而不得的後海大鯊魚……
在流量時代，這些滾圈往事都是鑲著金邊的。
決賽舞臺上，HOT5樂隊名單之外，本季最大的驚喜，也是重逢劇本。
主角汪峰，自《樂夏2》播出以來，成了微博上最積極的「自來水」，樂評每期一條，條條都是200字起的小作文。最終，不知是他的誠意感動了導演組，還是一幕大戲早已上演，以「超級大樂迷」身份亮相總決賽的汪峰，被安排在這個幾乎鎖定年度收視率最高的音樂現場登臺演出——以鮑家街43號樂隊前主唱的名義。
樂隊其他成員，是汪峰親自一個電話一個電話請回來的。他們選擇了1997年首張專輯中最經典的一首老歌《晚安，北京》——比臺下有些樂迷的年紀還大。
《樂隊的夏天》一直試圖闡釋樂隊精神，於是在這個舞臺上，我們見識了太多以樂隊為名的悲觀離合、恩怨情仇，甚至狗血八卦……這就難怪導演們會對「鮑家街43號」的故事情有獨鍾——那段包含了青春、才華、叛逆、友情、理想與背叛的歷史，沒有比它更好、更適合成為內地搖滾黃金年代的奠祭。
我們談論著明天/談論著選擇/談論著許多
歲月讓我們迷惑
我們幻想著沒有孤獨/幻想著沒有痛苦
再沒有槍聲/再沒有眼淚
彷彿活在天堂
——《追夢》
汪峰出身於北京部隊大院，父母早年參軍，進入文工團。一次偶然的全家出遊，在北海公園的遊船上，父母驚奇發現三歲的汪峰能完整且不走音地唱完《紅星照我去戰鬥》。
看到兒子的音樂天賦，彼時在海政歌舞團做長號手的父親，從樂團裡請來小提琴老師教導兒子。從此汪峰的童年，就與玩具、遊戲、小夥伴近乎絕緣了，記憶中只有嚴格的小提琴訓練留給他的巨大痛苦。「我每天都在經歷這個煎熬，至少有七八年都很自閉。」多年以後，在數次採訪裡，汪峰婉轉地批評了父母當初的決定，「這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沒有小孩會對樂器有興趣。作為父母也應該想一想，這其實是對一個孩子天性的磨滅。」
沿著父母規劃好的路線，汪峰一路綠燈，中央音樂學院附小、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最後於1991年考入了中央音樂學院，專攻小提琴。
汪峰從小練習小提琴 紀錄片《存在》
但進入大學之後，汪峰的世界變了。給他打開新世界大門的，是歐美流行音樂和正在蓬勃興起的中文搖滾。同為文工團子弟出身的崔健，對汪峰的影響尤為深刻。
汪峰迴憶：「在那個時代，個體都還得不到真正的釋放，整個社會大背景還是把你給同化。崔健所述說的那一種情緒，心底的一些矛盾糾結的東西，它直接就存在與我們這些年輕人的心裡。這種感受無與倫比。」
這個在古典音樂中浸淫十幾年的沉默寡言的青年，慢慢有了用搖滾表達自我的慾望。
2017年，汪峰邀請到一流的製作陣容——英國製作團隊、導演Max Sanderson及BBC《地球》系列後期團隊ONSIGHT共同完成了英文版個人紀錄片《存在》。在片中，汪峰難得開口回顧樂隊成立這段往事。
同班同學龍隆說：「（當時）我從深圳回北京，汪峰給我打一電話，說想找我聊聊，有個組樂隊的想法。」
其他成員也是汪峰從本校找來的。「他們（同學）給我說劉剛打爵士（鼓），呦，我說打爵士，那打我這個就更小菜啦。（找）鍵盤，我說誰會彈流行的，他們就跟我說杜詠。我就去宿舍。他在上鋪睡覺，我說誰叫杜詠，底下人指了指上面。他說：‘怎麼啦，什麼事兒啊？’我就說：‘想組個樂隊’。」
大學時期的汪峰
發小兒楊青偉是汪峰搖滾之路上最早的投資人。當年他用在中關村賣電腦賺的十幾萬錢，給樂隊買了全套樂器——1990年代初，一萬塊錢可以在北京三環內買套平房；唐朝吉他手劉義軍攢了一年，才花500塊錢買了一把國產電吉他。
有錢有人，樂隊正式誕生——鮑家街43號，也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門牌號。
當時作為樂隊的主唱汪峰不會彈吉他，站在臺上演出頗為尷尬。「很多樂隊主唱都很會表演，但汪峰不會，在臺上感覺他總是手足無措，所以他會想一些怪招，比如突然來個轉圈……」主音吉他手龍隆於是建議汪峰背吉他上場，但這又帶來了新的困擾，「他老胡彈，經常彈斷絃，絃斷了（音）就跑了，彈起來就很難聽……」
鮑家街43號的第一次演出，是學校的新年晚會。在汪峰父母眼中，中央音樂學院是一個「嚴肅的高雅藝術殿堂」，別的同學都是西裝革履，表演的是鋼琴、薩克斯、大提琴，可學了十幾年小提琴的兒子，卻燙著「吃頓飯都看不到他的臉」的長髮，突兀地唱起搖滾，他們頓感面上無光，極為難堪。
校方同樣被震驚到了，楊青偉——當時他已經是鮑家街43號樂隊的經紀人——回憶：「剛開始兩分鐘，校長就馬上跑過來說，‘這樣的不行啊，趕快讓他們停止。’」
樂隊自己倒是對這次演出評價不錯，龍隆說：「亮相就算是挺驚豔的。實際上我們水平都很差，只不過大家拿無知當個性，當時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就一通燥。結果還傳出去了，覺得這樂隊不錯，還挺有創意的。」
他懷念的，是鮑家街43號樂隊創立之初的樣子：「我們那時候演出的方式，現在的這些搖滾樂隊都達不到。我們可以在舞臺上演出很久，一支曲子演十幾、二十分鐘，甚至幾十分鐘的都有。我們的創造力很強，舞臺上我們可以即興地編，即興地彈，即興地唱，這才是有意思的事情。」
1993年的一個夜晚，汪峰守在北京音樂臺《午夜藍調》節目直播間外——當時為數不多的搖滾音樂播放媒體之一——等張有待下播。
多年以後，張有待名字前面跟著一連串「第一」的頭銜：大陸第一個在電臺播放搖滾樂的，第一個做爵士樂的，第一個放布魯斯的，第一個放電子樂的DJ。他開的「九霄」俱樂部，在一代人眼中，代表了最好的音樂、最前沿的音樂。
「那時候汪峰就是一個書呆子氣的年輕人，眼鏡片特別厚，眼鏡腿還拿橡皮膏貼著，頭髮特別長，但是都是黏的，髒乎乎的。」張有待回憶兩人第一次見面，「他說‘我們特別想請你來看一下我們排練’。我說‘好吧’。」
在樂隊的專屬訓練室——中央音樂學院主教學樓地下室，張有待聽到了樂隊專門為他彈奏的一首原創歌曲《Just Like Blues》
搖滾詩人鮑勃·迪倫在1965年寫了一首名曲《Just Like Tom Thumb's Blues》。汪峰這首向偉大前輩致敬的搖滾作品，帶給張有待極大震撼。
不久，張有待在節目中介紹了這支樂隊和他們的作品。鮑家街43號開始出名了。
「以前都沒人知道，我們也沒讓人知道。」楊青偉說，「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有很多人知道我們樂隊的名字了。我們才開始走向公眾。」
他很忙/他很累/卻沒有結果
他很怕/他很擔心兩手空空
他說他總感覺他無所適從
他說他總找不到去幸福的路
他已經習慣了說謊話
他已經無所謂真或假
他走在那大街上那麼瀟灑
他站在鏡子前覺得是自己那麼傻
——《李建國》
中央音樂學院畢業後，汪峰進入中央芭蕾舞團任副首席小提琴師，這是音樂人夢寐以求的工作，但他很快就覺得無法適應周圍的氣氛：「同齡人在這兒基本都過老年人的生活，每天坐在那裡，什麼都沒有，除了排練演出就是聊天、打麻將……」
最終，他做出了一個令父親十幾年都無法理解、耿耿於懷的決定：辭職，做一個搖滾歌手。
1997年鮑家街43號樂隊簽約京文唱片公司，與崔健、羅琦、唐朝樂隊成為同門。同年，樂隊出了第一張同名專輯《鮑家街43號》。
這張專輯時至今日仍被很多樂評人稱為「神專」，《小鳥》、《李建國》、《追夢》、《晚安，北京》這些歌曲，令它擔得起這份名聲。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建國》。它代表著從一開始，鮑家街43號此時就將創作視角對準了自身之外。歌手李健曾說：「汪峰是在現在的樂壇中少有的不唱‘你愛我、我愛你’的歌手，他還在堅持著自己的風格，他的歌詞總是能夠震撼人心。」
《李建國》的主角是一個叫李建國的人。「如果你問他是誰，他就是我們每個人」。如同張楚的《上蒼保佑吃完了飯的人民》，《李建國》唱的是整整一代人。
「他已經習慣了說謊話，他已經無所謂真或假。」鮑家街43號在嬉皮表象下，用針刺一樣，闡述了他們對於生活的態度。
整張專輯傳唱度最高、最出名的，是《晚安，北京》。汪峰是熱愛北京的，但這首歌蘊含在歌詞之下卻是一種不可言喻的隱晦憤怒，是青年人失去夢想和追求之後，那種不知道該如何前行的絕望和孤獨。
如果說何勇的《鐘鼓樓》是對曾經美好的北京的懷念，那麼《晚安，北京》就是對高速發展的北京的無奈，是一個時代的鎮魂歌。
然而，《鮑家街43號》生不逢時。和那幾年其他的搖滾樂隊一樣，鮑家街43號專輯大賣後依然生計窘迫。賣出一盤專輯磁帶可以拿到兩毛錢，但到底賣了多少，公司說了算——最後樂隊每人分到1000塊左右。
內地搖滾樂壇遍地黃金的日子才過去沒多久，輪到汪峰這撥人時，世界就變了。最可怕的不是沒有錢，而是在舞臺上受到樂迷瘋狂膜拜的同時，卻沒有錢。這種巨大的反差扭曲著樂隊成員的心態……年復一年為生計奔波，令每個人身心俱疲。
多年後，汪峰把這段為了理想苦苦支持的歲月寫進了曾感動無數人，卻又惹出巨大非議的那首《春天裡》：還記得許多年前的春天/那時的我還沒剪去長髮/沒有信用卡也沒有她/沒有24小時熱水的家/可當初的我是那麼快樂/雖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橋下在田野中/唱著那無人問津的歌謠。
我覺得越來越有些疲倦
聽著隔壁提琴的抽泣
喝著世事煮沸的肉湯
越來越有些疲倦
晚安，北京
晚安，所有未眠的人們
晚安，北京
晚安，所有孤獨的人們
——《晚安，北京》
1999年，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內地搖滾樂壇卻沒有等來一絲曙光，反而進入漫長的霜凍期。鮑家街43號幾乎在一夜之間失去了所有演出機會，狀況比沒出專輯之前還要糟。
和京文唱片公司的關係也走到了盡頭：公司以5000美元的價格，把樂隊專輯買一送一地賣給了一個香港公司，發行除中國內地外的整個華語地區。「那兩張唱片等於是我從十幾歲到二十幾歲，至少10年對生活所有的夢想和理解。」2012年，《全球商業經典》一篇報道中，汪峰對記者說，「你就賣了5000美金，我覺得特別悲哀。」
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徹底改變了汪峰和鮑家街43號的命運。
華納唱片中國區總裁許曉峰找到汪峰要簽約。「但是條件只籤我一個人，我的經紀人，我的一直奮鬥的這些夥伴不可以。」2017年，汪峰在《演說家》現場講述這段往事時說，「我突然面臨了一個幾乎是人生最大的一個抉擇。」
當時唱片公司對樂隊的管理體制，都是樂隊整體和主唱或者核心分開籤。從倫敦到紐約再到北京，無數搖滾樂隊都曾面臨類似的選擇。有些人會選擇與樂隊一起堅守，有些人義無反顧地決定單飛。
考慮了兩個月的時間，最終汪峰決定與華納簽約：「我必須需要有一個能讓我的作品呈現更好的一個平臺」。
多年以後回看，對汪峰個人而言，這個決定無疑是正確的。但在當年重義輕利的搖滾圈，選擇單飛幾乎等同於「背叛」，成為汪峰最早的「黑點」之一。
就連汪峰自己都對這件事情也有點陰影。在公開場合，他都說這是「無奈的市場選擇」，可也曾私下對朋友坦言，自己當年這件事情做的「特孫子」。
鮑家街43號樂隊吉他手龍隆
汪峰與樂隊的溝通也有問題。「他總是想當一個leader（領導者），但又不懂得如何跟樂隊成員溝通，讓人家理解他的想法，於是就只能用一些強迫的方式。我又不是你的僱傭樂手。」鼓手單曉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