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黄麻地区转移，一路上国军卫立煌部、陈继承部穷追不舍，在河口镇地区红军与追击之敌展开了一场激战，双方伤亡都很大，红11师政委甘济时、红25军军长蔡申熙壮烈牺牲。
10月1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来到了黄柴畈地区（位于湖北省红安县），红军前脚刚到，陈继承部的第2师就很快追到，红军与敌血战至黄昏，国军第2师伤亡惨重，副师长柏天民也身负重伤，遂后撤。但是这只是暂时的胜利，因为附近的国军第13师、第1师、第88师等部正在包抄而来，红四方面军二万多人处在了即将被合围的危险处境。
当天晚上，鄂豫皖分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上，张国焘认为，反第四次“围剿”中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我们，我军经过各次战斗未能完成击溃敌人的任务，已完全处在被动、失败的地位。根据地内的主要城镇被敌占领，红军主力没有周旋余地，无法粉碎敌人的“围剿”。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外，才能保存力量。如果将红军主力继续留在根据地进行战斗，是毫无希望的。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完全同意部队拉出去，他指出鄂豫皖根据地现在仅剩那么一小块地方，只要枪一响，不用两三个钟头敌人就会从四面八方合击而来。由于敌情紧急，外围敌人的合围口子随时都可能完全扎死，加上与会者绝大部分都支持张国焘和徐向前的意见，于是会议做出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跳出外线作战。
但是究竟向哪里转移？当时东、南、北三面国军都是重兵云集，于是红四方面军一开始向平汉路以西转移，因为这里敌人兵力相对较少，堡垒也不多，至于最终的目的地实际上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当务之急是突破敌人的包围。当时的参会者恐怕也不会想到，这一走就是三千里。
红四方面军的西进并非单纯的行军，屁股后面有十几万的国军穷追不舍，沿途还有当地的国军截击，可以说是走了一路打了一路。在湖北的枣阳新集地区，红军与相继追击而来的国军至少6个师遭遇，经过血战才突围，红31团团长林维权、红33团团长吴云山牺牲，这两个团长是红四方面军里面数一数二的优秀团长，徐向前非常的痛惜。
1932年11月初，红四方面军西进到了鄂陕边界的漫川关地区，趁敌人当时的合围圈尚有缺口，红12师第34团团长许世友率全团夺占北山垭口，为全军打开通道，这一战红34团大部牺牲，担任配合的红73师第219团也伤亡很大，团长韩亮臣牺牲。
转移途中，时任红10师第30团特务连指导员的陈锡联被安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一路护送一百多筐的银元，这是红四方面军当时全部的家当，陈锡联带领全连战士们肩负起了这个重任。这是一个很苦的差事，因为一筐银元是非常重的，陈锡联和战士们是负重行军的，比普通战士们要辛苦不少。
红四方面军翻越秦岭后，还有敌人穷追不舍，红11师一部在担任后卫时被追击而来的敌人缠住，陈锡联和特务连也在红11师附近，敌人追得很凶，师长倪志亮见到陈锡联后，两人一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将一些银元撒在了地上，追击的国军士兵一见，便纷纷去检银元，结果一片混乱，红军趁机一个猛攻将敌人打退，红11师后卫部队被解围了。
红四方面军继续前进，南下汉中，在渡过汉水后一开始是准备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但是陕南当时连年干旱歉收，粮食极缺，人口也不多，而且这里也非易守难攻之地，不利于应对敌人的”围剿“，恰好此时四川诸军阀正在成都一带混战，川北的田颂尧带着主力去成都为刘湘助战。于是，红四方面军在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进军川北建立根据地。
要到川北就必须要翻越大巴山，当时正是12月，天寒地冻下着大雪，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们冒着严寒穿着单衣和草鞋，在艰苦的环境中跋涉，翻越大巴山，上山七十里，山上七十里，下山七十里，这二百一十里的路程红军整整走了两天，翻越大巴山后，红四方面军在十几天内就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的大部，川陕根据地的创建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