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山區山脈連綿,靠近京城,林木繁茂,風景秀麗。這一“風水寶地”,在我國傳統的隆喪厚葬習俗的影響下,已成為帝王后妃、皇親國戚、太監官吏死後埋葬的理想處所。解放以來,石景山區發掘出漢代、唐代、遼金、明代、清代重要古墓30餘處, 出土了大量的古代陶瓷、金銀玉器、錢幣、鐵器、碑刻墓誌、石人石獸等歷史文物,其中不少具有很高的文化藝術價值和歷史科學價值,西晉華芳墓就是一個典型。
西晉時期
1965年7月,鐵道兵在石景山區八寶山革命公墓西半公里處地鐵施工中,發現磚室墓一座,北京市文物工作隊聞訊前往現場清理,發現該墓是華芳墓。墓主華芳是西晉幽州刺史王浚的第三夫人。華芳墓的發掘是我們認識西晉幽州歷史社會的一個窗口。華芳墓出土的文物是西晉時期的真實記錄,具有很高的價值。
華芳墓是用一面印有繩紋或條紋的青磚砌成,墓分墓道和墓室兩部分。墓道中有兩道石門和四堵封門磚牆。墓室平面為長方形，南北長5.6米,東西寬2.7米,墓頂為券頂。在清理過程中, 發現該墓早期曾被盜掘。隨葬器物都出於淤土與填土之中,原貌皆非。出土的有骨尺、墓誌銘及其它陪葬實物。
西晉時期古墓
骨尺出土時總長24.2釐米,寬1.6釐米，是北京最早的古尺。尺的兩面皆分刻10寸,其一面又在寸的分度內,分刻10分的分度。在寸和五分的分度線上,刻一至三個圈形紋。尺之一端有穿孔,以為系綬之用。此尺原已斷為三截,現已經復原。
骨尺
魏晉時期是我國古代尺度變化較大的時期。漢代的標準尺長23釐米,到了三國時代的魏尺,就增大到24.17釐米,此尺長24.2釐米,可見晉時尺度仍沿魏制,到後魏時期便增大到27到30釐米。墓誌銘載:“假葬於燕國薊城西二十里”。西晉以前的薊城遺蹟雖有蹤跡可尋,但並不十分明確。華芳墓的發掘,骨尺和墓誌銘的發現,晉代20裡大致相當現在的7.3公里,可斷定以華芳墓址向東7.5-7.8公里左右正是今北京城西南的羊坊店、會城門以東一帶。這一地區應是晉代薊城西城垣遺址所在。該骨尺為研究我國古代尺度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為研究北京建城史提供了重要依據,具有極為重要的科學價值。
薊城遺址紀念柱
北京灣地形圖雕塑
墓誌一件,青石,長131釐米,寬57釐米,厚7釐米,志石的正面、北面和左右兩側,均刻文字。正面刻文18行,515字;左側刻文2行,84字;北面刻文21行,989字;右側刻文2行,42字;全部共1630字。北京地區發現這樣多文字的晉代墓誌還是第一次。志文首題:“晉使持節侍中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幽州剌史驃騎大將軍博陵公大原晉陽王公故夫人平原華氏之銘”。首題之後,志文分六段,主要敘述王浚及其第一、二、三夫人的祖父、父輩等親屬的名字、官職。志文最後為刻碑日期:“永嘉元年(公年307年)四月十九日己亥造”。從志文的語氣來看,是王浚所撰。王浚及其曾祖父王柔、祖父王沉,見《晉書》中“王沉”傳。王浚第二夫人衛氏祖父衛覬、伯父衛瓘見《三國志·魏書》、《晉書》中所傳。墓誌石與史書可互相印證,而志石中有些內容,又補充了《魏書》、《晉書》中所缺。墓誌銘為研究魏晉幽州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墓誌拓片
華芳墓隨葬器物多被盜走,所餘的除骨尺、墓誌外,尚有漆棺、漆盤、銅燻爐、銀鈴等實物。其漆棺所塗漆層有五毫米厚,漆層間夾有三層麻布。漆盤的漆皮極薄,上有紅色彩繪。其銅爐蓋的蓋頂有鈕及環,透孔呈柿蒂紋,製作都非常精細。其銀鈴是一件藝術珍品,鈴作球狀,圓徑26釐米,上部以銀絲編成八個樂人形象,樂人之間有連弧、圈狀花紋。在樂人之下繫有小鈴,嵌有紅、蘭寶石。鈴之鈕座飾成虎形。八個樂人分作四組,兩人捧排簫,兩人持管或吹喇叭,兩人手作捶擊狀,兩人舉手橫於鼻下左方,似作吹笛狀。形象生動,堪稱精品。從這些殘存的隨物品中,既可看出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與才能,也可想像出當時幽州統治者王浚的奢侈貪暴,華芳墓是歷史見證。
銀鈴
華芳墓已無存,該墓出土的文物,現均在北京首都博物館陳列展示和存放,供專家學者研究和廣大群眾參觀欣賞。華芳墓誌、西晉骨尺等隨葬器物是北京地區地下文物中罕見的珍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