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企業大佬紛紛開啟“退位”模式。前有“做個快樂老頭”柳傳志、悔創阿里傑克馬，後有不知妻美劉強東，如今連教育培訓界“網紅”俞敏洪也萌生退意，宣稱“對企業沒有興趣”。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從2019年開始的這股退休潮，至今還在密集進行。人們不經要問，商業大佬紛紛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到底是偶然因素在驅使，還是必然因素在發揮作用？
大佬終將離去
36年前，柳傳志剛剛創立聯想。如今，聯想集團、神州數碼、聯想控股均已上市，聯想集團年營收超千億元。作為中國企業家的教父，柳傳志於2019年12月31日正式卸任聯想控股董事長及執行董事，寧旻接任董事長，李蓬出任首席執行官。“我覺得迄今為止我的人生滿意度可以打98分”，柳傳志這樣評價自己。如此瀟灑的卸任，可謂功成名就。
來自火星的馬雲，在先後創辦阿里巴巴、螞蟻金服、阿里雲、菜鳥網絡等超大型企業之後，也在2019年退休了。根據2020年胡潤全球富豪榜最新榜單排名，馬雲的身家已漲至388億美元，成為中國最富有之人。2019年教師節這天，他辭去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之位，張勇接任。“大家知道我是閒不住的人，除了繼續擔任阿里巴巴合夥人和為合夥人組織機制做努力和貢獻外，我想回歸教育，做我熱愛的事情會讓我無比興奮和幸福。”馬雲在辭職公開信中說。
不過，王衛的離開似乎低調了一些。在2020胡潤全球富豪榜上，順豐王衛以1330億元位列中國第十，也相當顯赫。根據企查查數據顯示，2019年12月10日，順豐控股集團商貿有限公司發生了工商變更，王衛卸任董事長一職，由吳茜接任。對於王衛的卸任，順豐的回應大多如出一轍，都是“有助於提高其日常經營的效率”等理由。
在新生代企業家裡面，美團聯合創始人、S-team成員、高級副總裁王慧文也於2020年1月20日正式離開美團。談及這一變動，王慧文表示，一直以來我都不能很好的處理工作與家庭、健康的關係；也處理不好業務經營所需要的專注精進與個人散亂不穩定的興趣之間的關係；不熱愛管理卻又不得不做管理的痛苦也與日俱增；我也一直擔心人生被慣性主導，怠於熟悉的環境而錯過了不同的精彩。
當然，在眾多大佬的離開中，當數劉強東最為傳奇，也最出人意料。正如有媒體評價：“明尼蘇達一聲炮響，江湖從此再無東哥。”
在明尼蘇達事件被曝光的第一時間，京東股價開盤就大跌逾7%，收盤下跌5.97%，當日市值蒸發27億美元，市值蒸發最高時甚至達到600億美元。代價之大，在中國企業發展史上留下了光怪陸離的一筆。
經此一事，昨夜堪稱京東利器的劉強東，今日已成京東軟肋。於是，大概從2019年11月份開始，京東便開啟了“去劉強東化”模式。
在推掉近50來家京東系公司高管職務後，劉強東近日直接卸任北京京東世紀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總經理職務。很多明眼人都知道，在京東的商業版圖中，九成以上的收入都由該公司承擔。雖然現在的劉強東依然手握16.2%的京東集團股權、78.7%的投票權，但人們還是不免感嘆：東哥正在遠去，中國互聯網的興衰榮辱恐將與他再無瓜葛。
離開的背後邏輯
當前，“退位”正在成為中國企業家群體不可迴避的話題。對於企業大佬離開的原因，坊間一直眾說紛紜不一而足，甚至還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陰謀論斷，但不外乎大致有以下幾類：
其一，企業家個人能力或精力有限。如果企業家擔任過多職務，必然牽扯到更多精力。歷史上的諸葛亮，事無鉅細事必躬親，結果積勞成疾。在他死後，蜀國是最先滅亡的國家。因此，優秀的企業領導人應該注重用人任事，而不是以一當十辦盡所有事。孔明累死自己也不注重培養人才，最終釀成多輸的敗局。
尤其在當前技術突飛猛進、市場環境日趨複雜的背景之下，企業家更應該在深思熟慮之後大膽分權授權，與團隊核心成員一起應對複雜的局面，才能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走得更遠，走得更穩健。
其二，完成企業權力過渡，確保基業長青。對於超大型企業而言，如果企業順利完成權力交接，將無疑會減少企業生存發展的風險。其實，阿里巴巴的權力交接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從衛哲、陸兆禧，再到張勇，嘗試過三次才算最終成功。正如馬雲在退休時所言，“今天不是馬雲的退休，而是一個制度傳承的開始； 今天不是一個人的選擇，而是一個制度的成功。”
根據阿里巴巴對外發布的相關財報文件顯示，在2019年之前，阿里巴巴完成了對VIE架構的調整完善，由阿里巴巴合夥人和高管集體進行控制，目的就是為了規避“關鍵人風險”，以確保企業更加穩健地運行。
其三，規避責任，減少風險。近年來，隨著中國徵信系統的不斷完善，很多企業主有可能由於一些細小過失被拉進失信者名單。因此，企業家多兼任一個職務，就多一份風險，既可能給企業家自身聲譽帶來損失，也可能給其關聯公司帶來潛在風險，得不償失。
其四，企業家個人形象受損時，企業主動或被動進行切割。在“性侵門”事件爆發之後，資本市場和投資人開始不斷審視劉強東對京東的價值。在起此彼伏的社會輿論壓力面前，劉強東不得不進行放權，就屬於典型的被動切割。不過在劉強東淡出的2019年，在公司CEO徐雷的帶領下，京東交出了史上最好的業績，讓投資者重新看到了京東崛起的希望。
其五，企業運行遭遇危機，通過退休或者離任提振市場信心。近年來，從“排放門”到企業高層施泰德被捕，奧迪品牌接連遭遇至暗時刻。有著多年營銷和市場經驗的老將伯藍·紹特臨危受命，為奧迪“穩定軍心”及未來發展起到了良好作用。
正如大眾汽車集團管理董事會主席兼奧迪汽車股份公司監事會主席赫伯特·迪斯博士指出，在關鍵時刻伯藍·紹特接過了奧迪的領導工作，成功地管理了公司業務，同時開啟了重要的企業變革，提振了市場信心。
總而言之，在企業的現實生存環境中，不論企業創始人以何種形式離開，都可能會對企業造成各種潛在的風險。而如何減弱企業創始人的退出給企業帶來的衝擊，是每一個企業必須直面併力求穩妥處理的重大課題。（作者：鶴雲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