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有才能、智慧和自尊心，決不會長期像這樣受英國人或其他任何西方人奴役”
●“醒獅”成為喚醒國民，拼力擺脫西方奴役，爭取民族自強的象徵
●中國的真正醒來，不是看其武力如何，而是看其內政是否修明，人民是否幸福，上下是否和諧融洽
●我們完全用和平的方式，憑藉自身的勤勞苦幹、聰明才智和創新創造精神，實現了國家全方位的騰飛
拿破崙被流放至聖海倫娜島
1815年，曾使全歐洲的教皇、皇帝和將軍們都在其武力下低頭的一代征服者——拿破崙，在蕭瑟秋風中被送上聖海倫娜島，他只能以回憶既往來消磨時光，沒幾年便中斷了生命的發條。真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據說就是在這座島上，這位大人物發出了他著名的“中國覺醒論”或“中國睡獅論”。可後人翻遍文獻，無論在其口授記錄還是在其親筆所寫日記中，甚至連“中國”兩字也不曾尋見。然而這並不等於說拿破崙對於中國無感。早在1809年他就曾委託一位常駐廣州的法國人編寫了中—法—拉丁文詞典。客觀情況是，當時的法國正全力爭取成為陸上強權，對於新航道開闢以來的東方貿易，即使垂涎，也還沒有騰出手來。
幽禁拿破崙的這座小島，在蘇伊士運河開闢前，正是歐洲通往東方重要的中轉站，往來船隻都要在此停靠補給。滿懷抑鬱的被黜皇帝，從高處遙看點點白帆離港東去，這或許是他重新尋回其東方好奇心的原因之一。但還有一個原因更為重要：正是在這裡，拿破崙與大量中國人不期而遇。我們知道，歐洲對中國的態度在18世紀經歷了由讚美到懷疑再到否定的根本轉變，但無論萊布尼茨、沃爾夫和伏爾泰等“中國粉”，還是孟德斯鳩、盧梭和黑格爾等“中國黑”，他們立論的依據全都是二手資料。與他們相比，能夠直接與中國人接觸，拿破崙可稱幸運。
拿破崙與島上華工的親密接觸
拿破崙來到島上還沒有幾個月，就在廣州引起反響。1816年5月7日，聖海倫娜島總督哈德遜·羅伊爵士寫信給東印度公司選任委員會（即駐廣州商館）：“我於1815年要求供應的中國工人未能全數送到。這為本島造成一些不便，特別是由於為了接待波拿巴將軍而必須在此地作出的種種安排，使聖海倫娜島的勞動力供應完全不敷需要。後來這種不便，由於你們准許每一艘開來此地的船，每一次都附帶裝來若干中國人而稍見減輕。我們非常希望這種辦法，在我們能夠得到成批補充（比如說一次裝來150人或200人）之前，一直繼續下去。”剛過一個月，他又去信催促，還把所需中國工人的人數由150增加到350，同時提出具體要求：“在上述350人中，最好能夠包括20名工匠，10名泥水匠，10名善於開鑿巖石的石匠，6名鐵匠。其他應僱的人也應當是慣於種田、栽種花果和放牧牲畜的人。”東印度公司回信說：“他們均已如數招到。”
19世紀前兩個十年，在啟蒙主義和福音主義的推動下，歐美興起了廢奴運動，然而各殖民地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卻在不斷上升。於是，各國政府及其商業代理人紛紛將目光轉向東方人口大國。它們發明出所謂“契約工”的形式，以此來掠奪中國的勞動力資源，替代黑奴。當時為生計所迫的中國沿海居民，有不少用自己的身體作為抵押，換取船票和沿途伙食，遠赴南洋、西洋及美洲充當“苦力”。西方僱主遂以其墊付的各種費用，與契約工形成了一種可轉讓的債權債務關係。債權人可以任意驅使債務人去服苦役，最大限度榨取其剩餘勞動。契約工名義不是奴隸，但實際與奴隸無異。更令人震驚的是，經營“苦力”或“豬仔”貿易，在有些地方甚至能夠獲得比奴隸貿易極盛時期還高的利潤！
史料顯示：最早在1804年，聖海倫娜島就開始委託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大班私招華工。這也是英國人最早私招華工出洋的兩處殖民地之一（還有一處是距離中國較近的馬來半島的檳榔嶼）。當時清政府嚴禁人口出洋，違法者可處死刑。但在暴利的誘惑下，英國殖民者和東印度公司鋌而走險，利用那些向中國走私鴉片的船隻在返航時將華工偷運出洋。
聖海倫娜島土地逼仄，氣候溼熱，來自高緯度的歐洲人很少能夠在那裡長期居留。即使黑人奴隸在那種條件下也幹不了多少重體力活，可是吃苦耐勞的中國人卻創造出了奇蹟。1815年拿破崙剛上島時，島上人口包括“3395個歐洲人，218個黑奴，489箇中國人，116個印度人或馬來人”；至1821年5月拿破崙死時，已有超過1000名華工被運抵該島；在拿破崙死後，對華工的需求隨之中止，華工以後就很少來島了。據英國官方資料，1935年島上居民4377名，其中中國人和有中國血統的還有約600人，多於白人的402人。
聖海倫娜島總督提出華工需求的目的非常明確，即“為了接待波拿巴將軍而作出的種種安排”。這些安排首先包括為拿破崙營造一個看來比較人道的拘禁環境，其次包括為幾千英國士兵——他們專門為看守拿破崙而部署在島上——建造炮臺、兵營、防禦工事以及住所等生活設施。正是不斷增加的華工承擔了幾乎全部土木工程。總督對拿破崙的態度，可以用他說過的一句話來概括，“他（指拿破崙）應得的是鄙視，而不是同情”。他命令一名上校常駐拿破崙的住處“長林樓”（Longwood House），要求其必須一天兩次“定時查看俘虜是否在場”。總督專門安排華工到長林樓服務，最多時甚至超過50人。他之所以能夠放心地讓華工近距離與拿破崙接觸，不僅因為華工便於管理，同時還因為可以利用雙方語言不通來為被監禁者築成一道無形的獄欄。
島上的華工統一接受一名擔任“牲畜及華人總管”的英國人管理，而為拿破崙服務的則還要聽從其總管的具體安排。華工在長林樓從事園藝、種植、建築、手工以及洗刷廁所等各種日常雜務。拿破崙有時心血來潮，就會帶領這些華工一起整修花園；或者讓他們做些嘗試，看看能否在貧瘠的土地上種出土豆。
島上華工的生活條件極為糟糕。他們被安排住在低處的木板房中，而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居所則由華工採石在高處築成，在那種氣候條件下，居所位置高低具有根本性的差別。他們收入微薄，每天只有1先令和定量的食物，不到同時代英國成年男性平均工資的三分之一。他們勞動繁重，承擔了島上大部分農業勞動（開墾土地、種植和收穫馬鈴薯）和其他體力勞動（為英國軍隊提供勞役服務，拖曳炮車和運送彈藥及其他補給）。他們吃得極差，有記載他們“很樂意用老鼠來改善自己的伙食”。另一方面，華工們任勞任怨且聰明能幹。往往拿破崙在早上4點起床來到花園時，他們早已從山下住地趕來開始勞作了。長林樓的園藝完全依賴華工的維護，樓內的各種傢俱和生活設施也靠他們日常的修修補補。他們甚至為拿破崙修建了一座東方風格的亭子，並在頂部安裝了一個龍形裝飾。其中一位巧匠為拿破崙製作的一箇中國風格的鳥籠，直到現在還保存在法國沙託魯市貝特朗博物館。
雖然拿破崙與這些華工不能通過語言進行深入的交流，但是在這種長期相處之中，必然能夠產生不同一般的情感。首先，華工肯定能夠通過島上英國人與拿破崙的緊張關係以及拿破崙本人的情況等，猜測到這必是一位落難的大人物，而中國傳統文化向來有一種對失敗的悲劇英雄的同情。再者，拿破崙對為他工作的華工沒有英國人的那種頤指氣使，甚至懷有某種程度的尊重。有一次，華工很快為其建造了一座園林，為了表示感謝，拿破崙特地讓侍從送去一瓶酒。但是侍從招呼華工來取的時候，卻將酒扔在了地上，這引起了拿破崙很大的不滿。還有一次，在宴請英國艦長巴塞爾·賀爾時，拿破崙指著窗外花園中的中國花匠說：“你看，這些人很善良。他們有才能、智慧和自尊心，決不會長期像這樣受英國人或其他任何西方人奴役。”在即將離世時，拿破崙專門在遺囑中說明將其部分財物分給身邊的人——其中也包括為他服務的華工，甚至發出“往後誰來關心我這些可憐的中國人”的嘆息。
無論在英國人還是法國人的聖海倫娜島記述中，提到華工的地方均少之又少；而我們至今也沒有發現華工留下的關於聖海倫娜島上經歷的文字記錄。雖然他們經常活動在拿破崙的眼前，但是在相關敘事中所留下的只是朦朧模糊的身影。比如，法國作家夏多布里昂在其《墓外回憶錄》中有一章《拿破崙的葬禮》，僅有寥寥幾筆提到：“拿破崙的幾個中國僕人，像卡蒙斯的爪哇僕人一樣忠實，他們總是習慣在山谷裡用雙耳尖底甕盛水”。
拿破崙的中國論述及其後世影響
前引拿破崙與巴塞爾·賀爾的對話出自後者所撰《關於航行爪哇、中國和琉球大島的紀述》（1840年出版於倫敦）。賀爾在遠東海上服役期滿後返回英國，中途停留於聖海倫娜島時受到拿破崙的款待。兩人在談話中泛論東方人一般比西方人和平，於是就引出了上述話語。除此之外，未見有其他外文文獻提到拿破崙的中國論述。那句流傳極廣的名言，即“讓中國酣睡吧。因為她一旦醒來，世界將為之震驚”，其原型大概就在這裡。之後由此衍生出各種版本。臺灣學者楊瑞松曾略做梳理：1936年倫敦《泰晤士報》載：“拿破崙這麼說中國，‘巨人在酣睡，不要叫醒他。’”1958年紐約《時代週刊》載：“讓中國睡吧。她一旦醒來，世界將會後悔。”法國作家佩雷菲特在其所著《中國：一個人的肖像》（1977）中說道：“中國一旦崛起，世界將會震顫”。美國學者費約翰在其《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1997）一書中寫道：“看看中華帝國。讓它睡吧，因為這條龍一旦醒來，世界將會發抖。”
而民國成立前後各約十餘年裡，在國人中間廣為流行的則是“中國睡獅論”。史鴻軒的文章《“中國睡獅論”怎麼來的》（2004）認為，英國使者阿美士德繼馬戛爾尼後再次出使中國，依然失敗而歸，在聖海倫娜島與拿破崙見面時後者發表了這一看法。這其實於史無據。單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語境中的醒獅形象》（2006）與石川禎浩《晚清“睡獅”形象探源》（2009）則認為，中國的“睡獅”形象濫觴於梁啟超1898年4月在保國會第二次會議上的演講，而在此之前已有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一文的傳播。但是梁啟超所謂“睡獅”是指弗蘭肯斯坦一類的怪獸，與後世“雄獅”“醒獅”形象不符。施愛東撰有《拿破崙睡獅論：一則層累造成的民族寓言》（2010）及《“睡獅論”來龍去脈》（2014），他猜測“中國覺醒論”或源於基督教的“喚醒”使命，但對於“睡獅”形象的確切起源也沒有定論。
我們認為，在19和20世紀之交，國人逐漸接受以“雄獅”或者“醒獅”作為中國的象徵，與那幅堪稱時代標誌的《時局圖》有關。1898年7月，謝纘泰感於時事繪製了一幅政治漫畫《遠東的形勢》。1903年12月15日出刊的《俄事警聞》創刊號又予轉載，複名為《瓜分中國圖》。圖解原文分別用熊、狗、蝦蟆、蛇、太陽、惡鷹來譬喻俄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並且指出如果“拿回去給小孩子看，恐怕講到明白時，連七八歲的小孩子，也都要發起憤來”。稍後又有人結合新形勢對原創做了進一步豐富，不僅添加了紙醉金迷、腐朽無能的三個滿大人的形象，還將代表英國的動物形象由狗改為虎。在這種情況下，要為中國選擇一個動物形象，只有獅子最為合適。於是，“醒獅”成為國人喚醒國民，拼力擺脫西方奴役，爭取民族自強的象徵，遠播海內外。《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所收錄《國之仇八章》曾寫道：“國之仇！國之仇！已受歐風澳雨之蹂躪，哪堪合眾強族相苛求？……國之仇！國之仇！皮不可寢兮肉不可食，沉沉冤霧壓閻浮。睡獅鼻息如雷何日醒大夢，怒聲一吼震此廿一世紀黑暗之神州。”
甦醒的中國用什麼震驚世界
近代國人在中國需要猛醒這一點上沒有異議，但對於中國如何醒來以及醒來後用什麼震驚世界卻有不同理解。圍繞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所引起的爭論可見一斑。
1886年秋，曾紀澤在完成出使俄、英等國使命回國之前，為發動歐洲輿論，爭取同情，以改變西方對華一貫蔑視和強橫的態度，他用英文撰成《中國先睡後醒論》於翌年1月發表於倫敦《亞洲季刊》。文章認為：中國近年之衰弱表現，不是因為其如“年老者之奄奄待盡”，或者錯走其數百年“習慣”且“深喜”之路，而只是其“以為功業成就，無待圖維……因而沉酣如夢耳”。但是在經兩次鴉片戰爭尤其是“庚申一炬”（指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洗禮”後，“中國始知他國皆清醒，而……己獨沉迷酣睡”。於是“忽然醒悟”，“含忍優容，以為後圖”，希望把其所遭受的巨大損失當作必付的學費，換來“如何整飭軍制，如何堅固炮臺，如何精利器械”等西方之“教”——於是乎，中國醒來。
曾紀澤真心認為中國已經醒來，但他並不認為醒來之後的中國會震驚世界，故此後三分之二篇幅都用來勸說歐洲各國對此不要擔心：“蓋中國從古至今，只為自守之國，向無侵伐外國之意”，並“有史書可證”；中國所求只是安心於內政，雖有“億萬人為勢所逼，而謀衣食於古巴、秘魯、美國及英國屬地”，但總體來看中國地多於人，“一經設立製造，開礦建鐵路”，“閒散之人”皆能在國內得到妥善安置，“無須別覓寄居遊民之地”；中國也不會“以前此屢敗為恥”而尋求報復，反而其“與西國人相交”“出以實心，為從前所未見”，“其與英國尤為莫逆”，“與諸國交接”，亦“可謂和諧而無強求”也。
曾紀澤在文末向西方提出三項請求：“善處寄居外國之華民”“申明中國統屬藩國之權”和“重修和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但他深知得到西方回覆的難度很高，故又為自己轉圜曰：“此一世界，固非將近終窮……中國盡為國之職分，正可以暇日行之，而無事亟迫也”。
此文甫一發表，即在歐洲引起反響，隨即被譯為法文、德文刊出。國內西文報紙也競相轉載，更有北京同文館顏詠經口譯、袁竹一筆述之中文稿，在國內流傳。在眾多反應之中，要數胡禮垣與何啟最為激烈且尖銳。他們聯名發表《書曾襲侯〈中國先睡後醒論〉後》，直斥曾紀澤將中國的假醒當作了真醒。在何胡二人看來，曾紀澤以中國已經著手“整頓海防”、購置“鐵艦”和“推廣軍務”為例，來說明中國之覺醒，實在是混淆了先後、顛倒了本末。“壯士之所以稱強者，非但能擐甲執兵也；以擐甲執兵者，人儘可為故也。一國之所以稱盛者，非徒多戰艦炮臺，國皆能置故也。”所以中國的真正醒來，不是看其武力如何，而是要看其內政是否修明，人民是否幸福，上下是否和諧融洽。
何胡二人倡言：“夫國之所以自立者，非君之所能自立也，民立之也。國之所以能興者，非君之自能興也，民興之也。然則為君者，其職在保民，使民為之立國也，其事在於利民，使民為之興國也。其職其事，在朝廷無不自以為既盡其心，既殫其力者，然其所盡之心，所殫之力，有益無益，有功無功，惟小民知之最真而最當，以其身受之而躬見之之故也……民雖寡學，而斷不可欺；民縱愚蒙，而善能知感……為國者將欲深明此故，則有至要之學問焉，則有至功之本領焉，其故不在於戰服群邦也。”
沒有證據顯示，曾紀澤看到了何胡二人對他的批評。但如果他還在世，便可目睹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的慘劇，從而認識到其先前論斷錯誤之深。
幽居在聖海倫娜島上的拿破崙曾多次在其日記中歷數他做過的大事，諸如：港口、碼頭、船塢、公路、大橋、運河、教堂、銀行、工廠，巴黎的市政設施，羅馬的公益事業，盧浮宮和拿破崙博物院以及各處宮殿，等等。他驕傲地說，“這些大事業，都是當接連打仗的時候辦的，並未舉過一文錢的債，且當那時候，國債實現其逐日減輕。”（參見1816年9月29日日記）在1817年3月3日的日記中，他更是驕傲地寫道，“凡大戰五十次，幾乎全數都是我大勝的。”在1818年2月18日的日記中，他為自己辯護，說什麼“我的全部努力都是為了啟迪我國的大多數人，為了不使他們在愚昧和迷信中變成野獸”。他在最後還驕傲於他曾帶給歐洲的恐怖，並幻想著這種恐怖的延續。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拿破崙確實說過“中國一旦醒來，世界將為之震驚”的話，他的意思能不是指中國可以憑藉武力而撼動世界嗎？
現在兩百年過去了，中國甦醒已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作為中國人，我們對此應該感到驕傲和自豪。但是令我們感到加倍驕傲和自豪的是，醒來之後的中國或許真的讓世界感到了震驚，而她用來震驚世界的不是“擐甲執兵”和“戰艦炮臺”，而是她為這個世界做出的貢獻。這個貢獻不只是我們“用以佔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佔世界22%的人口”；更是我們完全用和平的方式，憑藉自身的勤勞苦幹、聰明才智和創新創造精神，實現了國家的全方位的騰飛。這時我們可以說，一個文明的真正崛起，是她以“文明”的方式所實現的崛起。（曹洪洋）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本期編輯：姜成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