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南開大學建校100週年，在中國超過100年曆史的大學且從未更改過校名的大學並不多見，南開大學就是其中一所，因此南開大學也是中國最具文化品牌價值的大學之一，無論歷史如何變遷，相信南開大學永遠也都不會更名的，那麼南開大學究竟是誰創辦的呢？
南開大學創辦者是晚清著名教育官員嚴修（嚴範孫），一個不太被公眾所熟悉的歷史人物，2019年也是嚴修逝世90週年，在即將迎來南開大學建校100週年之際，謹以此文記述嚴修其人其事，以饗讀者。
嚴修
嚴修（1860—1929）字範孫，浙江慈溪人，1860年4月12日出生於直隸省三河縣，其父親嚴克寬祖父嚴家瑞及上幾輩人都是鹽商出身，嚴家長期在天津經營鹽業，1860年英法聯軍相繼攻陷塘沽、大沽口並佔領天津期間，全家人為躲避戰亂而避居於三河縣，嚴家二公子嚴修即出生在那裡。
1862年，嚴家又遷回天津，嚴修父親嚴克寬青少年時代也曾試圖走科舉之路，但卻未能如願，他把這個希望寄託在兩個兒子身上，但長子嚴振最終也是子承父業，唯有次子嚴修從小聰穎伶俐，是個讀書的材料，成為科舉之路上的成功者。
1882年，嚴修參加了順天府鄉試，鄉試是省一級考試，嚴修與徐世昌同時中舉，徐世昌比嚴修年長5歲，祖上是浙江寧波人，與嚴家經商不同，徐家是在京畿地區為官，嚴修與徐世昌的相識，為其日後飛黃騰達有所襄助。
嚴修書法
1883年，嚴修與徐世昌又到北京參加了會試，會試是集全國鄉試中舉者在北京，考試合格並被錄取者為進士，嚴脩金榜題名而徐世昌落榜，因此嚴修成為光緒九年進士，而徐世昌三年後才考中，是為光緒十二年進士，比嚴修晚了三年。
嚴修曾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編修等，翰林院可謂是皇家智囊庫，也是任命官員的儲備庫，歷史上曾有“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閣”之說，凡是從翰林院外派為官者，大多授予六品銜官員，類似於現在的廳局級幹部。
光緒皇帝對嚴修也是格外青睞並曾數次召見，並於1894年8月外派其出任貴州學政，學政是省一級主管教育和科舉的行政官員，位在巡撫與布政使、按察使之間，類似於現在的省教育廳長，大多都是一任三年，而嚴修則任期四年，其赴貴州履職之時，適逢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讓國人深感震驚，嚴修在貴州期間即開始接觸西學並曾學習過英語，在貴州“啟黔省一代讀書新風”。
範孫嚴修
1898年春，嚴修結束貴州任期徑上海乘船迴天津時，在船上偶遇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和梁啟超，他們一路暢談甚歡，嚴修也深受“康梁思想”影響，回到北京後也與這些維新派人士多有聯繫，並積極支持維新運動，而嚴修的所作所為引起了徐桐的強烈不滿。
徐桐乃嚴修座師，是嚴修參加會試並考中進士時的主考官，也是晚清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清史稿》中曰：“守舊，惡西學如仇。”徐桐寓所就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大門上的對聯就是“望洋興嘆；與鬼為鄰”，其憎惡洋人之態度可見一斑。
徐桐
徐桐乃朝廷重臣，深得慈禧太后寵信，他採取一切手段打壓維新運動，對其得意弟子嚴修也是毫不客氣，徐桐當時執掌翰林院，對嚴修不再委以重任，嚴修無奈只好迴天津隱居，但此舉也是無意中救了嚴修一命，因為“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康廣仁作為“戊戌六君子”之一，與譚嗣同等人在菜市口被砍頭，而嚴修因為沒有過多參與戊戌變法而未受到朝廷的追究。
“戊戌六君子”
嚴修回到天津隱居後，開始將全部精力用於興學，他以家塾作為試驗創建了“嚴氏家館”，併為嚴家子孫講授西學，此舉也是受盛宣懷創辦“北洋大學堂”之啟發，“北洋大學堂”創建於1895年，是中國人獨自創建的第一所大學，“戊戌變法”失敗後也沒有受到太大沖擊。
嚴修聘請剛從“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畢業的張伯苓主持“嚴氏家館”，並由張伯苓講授英語、數學和理化等現代課程，在私塾學堂講授“西洋”課程，這在一百多年前絕對是一件新鮮事，慕名前來求學者紛至沓來，但更多的是各種非議。
張伯苓
在中國想要辦一件創新事情總是會遇到重重阻力的，而要想突破傳統思想和傳統勢力的束縛，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儘管嚴修與張伯苓年齡相差16歲，但二人興學理念卻相同，共同開創了私塾現代教育模式和教學內容，並遊說天津士紳捐資助學，創辦了民立小學堂，並逐漸擴大辦學規模。
日本實行明治維新之後，致使國力迅猛增長，也由此吸引了中國許多仁人志士東渡日本留學，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嚴修也於1902年自費前往日本考察教育，瞭解日本學校的辦學模式、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他深切地感受到了日本政府和社會對教育的高度重視，並從中深受教育和啟發。
嚴修書法
1904年春，嚴修被直隸總督袁世凱聘為直隸總督府學務處督辦，嚴修之所以能夠再次出山，完全是徐世昌舉薦的結果，徐世昌與袁世凱私交甚好，是袁世凱最為信任的智囊人物，經其介紹嚴修與袁世凱相識，袁世凱也頗賞識嚴修的才能，嚴修上任不久即組團再赴日本考察並訪問了文部省，瞭解日本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管理，並讓張伯苓也一同隨行出訪。
嚴修從日本歸來後，主持創辦了各級各類學堂多所，還設立了女子小學堂、保姆（幼兒師資）講習所、養蒙園（幼兒園）等教育機構，與此同時又在天津籌備建立私立敬業中學堂，並於當年10月開學，由張伯苓出任學堂監督（校長）。
張伯苓
1905年春，嚴修與時任“保定大學堂”監督盧靖一同謁見袁世凱，力陳科舉制度之弊，“謂非罷廢不足以言興學”，嚴修、盧靖都是科舉制度的受益者，但為了國家教育之興盛而毅然進言，再由袁世凱領銜入奏朝廷，當年8月在中國實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被廢止，“此為先生疾呼之力也。”
1905年12月6日，清政府設立學部，設5司12科統管全國教育，類似於教育部職能，而此前是由“京師大學堂”統管全國教育的，這一天也標誌著中國近現代教育的開端，學部尚書由榮慶出任，熙瑛補授左侍郎，而嚴修以候補三品出任右侍郎，翌年又出任左侍郎，左、右侍郎大都由“從二品”官員出任，由此可見朝廷對嚴修的重用。
嚴修
1907年私立敬業中學堂在天津城區南部一片開窪地，選址建立新的校舍，學堂隨即改稱私立南開中學堂，從此“南開”聲譽漸起併成為名牌學校， “南開”校名也一直沿用至今，相信“南開”是有風骨的，永遠也都不會更名。
1908年11月中旬，光緒帝和慈禧太后相繼駕崩，由年幼的溥儀繼位，其父載灃為攝政王，載灃因痛恨袁世凱並解除其一切職務，嚴修曾不畏惹禍上身而為袁世凱說項，甚至與楊度等人還到車站送別袁世凱回鄉。
1909年7月，清政府外務部與學部會商啟動了“庚子賠款”留美計劃，嚴修委派學部員外郎範源濂會同外務部周自齊、唐國安組建遊美學務處，並負責組織遴選考試，於1909年至1911年相繼組織了三批“庚子賠款”留美考試，梅貽琦、秉志、胡適、竺可楨、趙元任、胡剛復、周仁等人都是“庚子賠款”考試的受益者。
前排坐者（左起）：範源濂、周自齊、唐國安
嚴修還主持擬定了“八年教育計劃”，並以學部名義奏請籌建京師圖書館、名辭編譯館、變通中學堂課程等，因載灃厭惡袁世凱並株連到嚴修，嚴修遂於1910年3月稱病不出，並“自此不復出仕”，然其在學部履職四年，事無鉅細且勞瘁不辭，其歷史功績當載於史冊當中。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袁世凱被邀重新出山任內閣總理大臣，其力邀嚴修出任度支大臣和南北議和大臣，這兩個職位都是“從一品”大員，儘管嚴修剛過半百之年，正是年富力強之齡，但都被其婉言拒之，1914年袁世凱又曾力邀嚴修出任教育總長，但還是被嚴修婉拒，蓋不以利祿為榮耳，此乃官場罕見之人也。
嚴修書法
當袁世凱於1915年底稱帝時，嚴修以書信勸諫袁大總統：“為中國計，不改國體存亡未可知，改則其亡可立待。為總統計，不改而亡，猶不失亙古惟一之偉人，改而亡，則內無以對本心，外無以對國民，上無以對前清之列宗，下無以對千秋萬世……。”遂與袁世凱絕交，而當袁世凱因患尿毒症病亡之後，嚴修又親往弔唁並參加送葬，由此可見嚴修“為人見道義不避斧鉞，潔身不違世情。”
袁世凱病亡之後，相繼執掌北洋政府之權柄者有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錕等人，嚴修與上述等人有同年、故舊、親戚等關係，但“皆欲羅之而卒不能成。”
1917年秋，嚴修派遣張伯苓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考察美式教育，翌年又與清朝學部時期的老部下、時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範源濂赴美與張伯苓匯合，三人一起遊歷了美國各地著名大學，重點考察了美國一些私立大學的組織架構、辦學措施和辦學經費籌措等等。
嚴修（左）與張伯苓赴美考察時留影
1918年12月，嚴修與張伯苓從美國回國後，開始籌劃創辦私立南開大學，他們積極四處籌措經費，不但遊說天津士紳捐資辦學，而且也爭取到了北洋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在私立南開中學附近建設校舍，私立南開學校大學部終於在1919年9月正式開學，由張伯苓出任校長，凌冰出任教務長，當年共招收了96名學生。
南開大學
私立南開大學創辦伊始，就設置了文科、商科和理科，後來很快就發展成為三個學院，凌冰是從南開中學走出的畢業生，又從清華留美預備學校考取了留美官費生，他先後在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克拉克大學求學並獲教育學和心理學博士。
凌冰以自己的人脈從美國聯絡和遊說了一大批優秀留學生到南開任教，由克拉克大學博士邱宗嶽創辦了化學系、哈佛大學博士姜立夫創建了數學系、普林斯頓大學博士饒毓泰創建了物理系、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蔣廷黻創建了歷史系等等，而芝加哥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黃珏生更是以秘書長之身份為南開大學服務了大半輩子。
凌冰（右一）與人合影
應該說私立南開大學起點是很高的，其辦學經費除北洋政府少許補貼和學生學費之外，基本仰賴於基金團體和企業家的捐贈，學校本著“貴精不貴多，重質不重量”的辦學原則辦學，學校規模一直比較小，當年南開大學的辦學原則，對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大學建設仍具有一定的借鑑和指導意義。
1923年，嚴修和張伯苓又創建了南開女中，1928年又設立了南開小學部，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南開系列學校，之後不久又創辦了南開經濟研究所和應用化學研究所，從而構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南開教育體系，這在中國教育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這種教育體系一直保留到現在，無論是小學生、中學生、還是大學生，南開所屬的系列學校，從來都是天津人乃至全國讀書人嚮往的名校。
南開校徽
南開從其建校之日起，就主張德、智、體、美四育並進，強調愛國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注重科學知識、科學精神和創新能力的培養，，逐漸形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精神，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南開學子以能在南開讀書而自豪，而南開校友之間的情誼，相比其他學校校友之間的關係更加深厚。
張伯苓曾這樣高度評價創立南開的嚴修：“南開之有今日，嚴先生之力尤多，嚴公逝世，在個人失一同志，在學校失一導師，應尊嚴先生為校父。”嚴修作為南開的創始人，理應被譽為“南開校父”或是“南開大學之父”，無論如何讚譽都不為過。
嚴修
中國教育經費歷來捉襟見肘，而私立性質的學校更是“差錢”，嚴修自從興學以來，就掏出全部家底助學，為南開捐款、捐地、捐圖書，僅南開大學建校之初，嚴修就曾捐贈購書款2000美元及數百冊圖書，1922年又捐贈土地將近6畝，更多的是奔走各地遊說各方，為南開籌集辦學經費，其中酸甜苦辣常人難以理解，這樣一位教育大家難道不應該大力宣傳嗎？
周恩來為南開傑出校友，因參加學生運動而被南開除名，但嚴修卻是慧眼識珠，從其作文中料定其擁有宰相之才，遂資助其留學歐洲，當有人告知嚴修其在巴黎參加共產黨，應當停止對其資助，嚴修以“人各有志，不宜相勉”說之，嚴修這種不以學生政治信仰有變而更初衷，可謂是其育人才別具卓識也，而周恩來也曾以“嚴先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好人”對其高度評價。
嚴修乃飽學之士，與趙幼梅、王守恂被譽為天津“詩壇三傑”，他也是書法大家，與華世奎、趙元禮、孟廣慧並稱天津近代四大書法家，一生著有《蟫香館手札》和《嚴範孫先生日記》、《嚴範孫古近體詩存稿》等，尤其以其日記最有史料價值，是研究晚清歷史的珍貴史料，其傑出的歷史貢獻還有待史學家和歷史愛好者挖掘和研究。
《嚴修日記》
嚴修是1929年3月15日晚11時病逝的，享年69歲，並不算高壽，至今已經整整九十年了，現代人提及南開大學創始人，人們似乎只知道張伯苓，很少有知道嚴修（嚴範孫）的，而嚴修的歷史貢獻也不僅僅是一所南開大學，在嚴修辭世之後，張伯苓才成為南開大學的靈魂人物。
鮮為人知的是，自1946年4月9日起，私立南開大學才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從此開啟了國立南開大學時代，儘管當年張伯苓和南開校友都不願意南開改制，但鉅額的辦學經費卻無力籌措，南開大學不得不接受命運的安排，中國一代私立名牌大學僅存在27年就凋零了，此後均由國家撥付教育經費，而100年後的南開大學，其知名度也似乎有逐漸下降之趨勢。
南開大學範孫樓
在即將迎來南開大學建校100週年之際，僅以此文為賀之，教育乃國家和民生之大計，希望有更多像嚴修這樣的教育家出現在當代，只要各級各類學校校長都能成為一定意義上的教育家，而不僅僅是官員，那將是中華民族之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