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王健林的“小目標”言論一出，“掙他一個億”的響亮口被無數屌絲青年貼上了床頭，王老闆也更加被大家奉若神明。不過，對於此事，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心悅誠服，也有人表示：
其實隔壁老王的這一言論也不是多新奇，畢竟在這個成功學霸佔書店，霸佔網路，霸佔廁所的時代裡，這些商界大佬的隻言片語，早已被人們奉為金玉良言，反正是隻要你敢說，就有人敢信，與其大灌雞湯，還不如說點新鮮的，這樣下次再看見馬雲，俞敏洪他們，也可以高傲的抬起頭了。
好了，咱們言歸正傳。今天要和大家來說說這清末民初的低調鉅富——“亦官亦商”的盛大人。
盛宣懷字杏蓀，又字幼勖、荇生、杏生，號次沂，又號補樓，別署愚齋，晚年自號止叟。清末官員，秀才出身，官辦商人、洋務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譽為“中國實業之父”和“中國商父”。
有人說他那頂官帽上有“十一顆珍珠”，其實也就是說他創造了11項“中國第一”：第一個民用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個電報局中國電報總局；第一個內河小火輪公司；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師範學堂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第一個勘礦公司；第一座公共圖書館；第一所近代大學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創辦了中國紅十字會。
如此國之棟樑，慈禧 “老佛爺”愛稱他為“不可少之人”， 而魯迅先生卻說他是：“賣國賊、官僚資本家、土豪劣紳”。想必這兩類評價大概可以概括其一生：封建社會的革新派代表，革命時代的土豪劣紳，不新不舊，亦新亦舊，不官不商，亦官亦商。
盛老闆的傳奇人生，我們暫且節選幾個部分來看看：
落榜不落志，年少喑世事
盛宣懷的祖父盛隆，舉人出身，當過浙江海寧知州；父親盛康，進士出身，與李鴻章“頗有雅故”。可這讀書的好基因，傳到他這就不太靈了，盛宣懷應試能力平平，自22歲考中秀才後，鄉試三次不中。
然而，盛宣懷落榜不落志，慨然以匡時濟世自期，從此絕意科舉，積極致力於“有用之學”，開始以實幹興邦為終極目標。特別是和好友馬建忠同遊上海的經歷，對青年盛宣懷的影響可以說是“醍醐灌頂”式的，從常州的舊式府宅到大上海的“十里洋場”，眼見著建碼頭，設工廠，架電線，開銀行的新式場景，此時的盛宣懷恐怕是真正有了靠譜的人生理想，從這一刻起他變了，在心裡與“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仕途道路說拜拜，為自己日後投身洋務運動買下了伏筆。
入李鴻章幕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貴人相助是最最爛俗的情節，而在舊官僚體系中，這恐怕又是最必不可少的。在盛老闆從平庸到非凡的道路上，李鴻章無疑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李鴻章從編練淮軍、鎮壓太平天國一路走來，一路平步青雲，扶搖直上，短短五六年間，就完成了從曾國藩的文案師爺到十萬淮軍統帥的逆襲，彼時的李中堂集總督，伯爵，太子少保，大學士於一身，正是大清王朝的擎天白玉柱。
而盛家與李家久為世交，在“李叔”的幫助下，小盛成長為單位中的中流砥柱自然不成問題。當然，作為萬千渴望在大清王朝建功立業的讀書人之一，盛宣懷深深知道，這種情感和權力相交織的關聯是帝國官僚體系的老傳統。他並非出身科舉“正途”，因此他加倍珍惜追隨李鴻章的機會。終其一生，他都對“李叔”保持著緊密的權力和情感聯繫。
1870年，盛宣懷開始在陝西協助時任湖廣總督的李鴻章“防剿”回民起義，實際擔任李鴻章的秘書；他十分勤勉，據說“盛夏炎暑，日馳騁數十百里”而不畏勞苦，當然，其才能也漸漸顯露出來，據說草擬文稿有“萬言立就”的功夫。
不久，天津教案發生，列強陳兵海上威脅清廷，李鴻章及其所部淮軍從西北調往直隸拱衛海疆。盛宣懷亦步亦趨，隨李氏赴天津。熟知軍務的他很快被李鴻章任命為會辦陝甘後路糧臺，又在淮軍後路營務處工作，往來天津上海等地採辦軍需。
而後幾年，盛宣懷逐漸嶄露頭角，1879年署天津河間兵備道，1886年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兼煙臺東海關監督，1892年調任天津海關道兼海關監督。1896年後更是扶搖直上，歷任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辦理商務稅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郵傳部右侍郎、郵傳部尚書等職。
在這期間盛宣懷已成為洋務派的中堅人物，在這樣特殊的歷史時期，盛宣懷憑其“官商一身”的獨特身份，遊走於實業興國與洋務救國之間，由他直接參與與控制的企業數目之多，幾乎無人能與之匹敵，半洋務30多年，電報，輪船，銀行，郵政，鐵路，煤礦，紡織各項大權皆歸其掌控，幾乎獨攬東南利權。
導演“東南互保”
身為“天下第一官商”的盛老闆，其為官生涯的頂峰應該就是在“東南互保”的時候了，觀其一生最高也曾做到郵傳部大臣，位高權貴，然而說到盛老闆政治道路上的巨大影響，實在是莫過於這個“東南互保”了。
具體還得從義和團起義說起，當初“義和團運動”剛剛爆發，清政府對義和團本來是報以輕蔑和敵對態度的，然而當看到拳民們高舉“扶清滅洋”的旗號時，老佛爺對他們的態度也開始改觀，加之不少守舊老臣大肆宣揚義和團滅洋的神術，當局也逐漸對義和團開始姑息縱容，並有心憑藉拳民打壓洋人，要求各省“召集義民，成團禦侮”。
不過，大家也知道，勞動人民這個破壞力是絕對不輸創造力的，在當時，義和團之所以迅速興起，確實是百姓已經對作威作福的西方列強忍無可忍了，可是義和團都幹了些什麼事呢？“挑鐵道，拔電杆，緊急毀壞火輪船。”這時候的勞動人民確實已經是“愛國賊”了，這時候的種種做法既間接導致了後續的八國聯軍侵華，也盲目地破壞了許許多多剛剛起步的民族工業。
盛老闆更是恨透了拳民，命令各地電報局將清廷召集拳民的詔旨扣壓，只給各地總督看，他同時電告各路總督讓他們不要服從這個命令。
在他的聯繫下，長江流域和蘇杭的督撫們與列強簽定了《東南互保條約》。即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省督撫保護；東南各地方政府不奉行宣戰詔令，列強也不得在東南地區啟釁。
實際上也就使中國最富庶繁華之地、為數不多的新式工商業最集中之區局面大體平靜，免於戰火破壞，使使風雨飄搖的中國，倖免瓜分之禍，糜爛僅限於大河以北，東南半壁未睹烽煙。
但是，想必大家也已看出，《東南互保條約》的簽定，讓大清帝國的中央集權陷入了深深的危機，在如此緊要的歷史關頭，地方大員居然公開和中央唱反調，而政府卻只能聽之任之，這無疑也為民初軍閥割據的局面埋下了導火索。
可憐身後事
1916年4月27日，縱橫晚清商界的盛宣懷撒手人寰，家業由其遺孀莊德華夫人接管。莊夫人善於理財治家，所管理經營的盛家產業，從上海、蘇州、常州，直到南京、九江、武漢，極為雄厚。然而1927年秋天，莊夫人突然患病去世。頂樑柱一倒，盛家子孫頓時慌做一團。最敏感的問題，莫過於老太爺的遺產分配。
盛宣懷到底留下了多少遺產，一直是眾說紛紜。他在去世之前，曾有遺囑，將其遺產的一半拿出來建立“愚齋義莊”，救濟盛氏家族貧苦人家，並從事社會慈善事業。盛宣懷指定的遺囑執行監督人，是他的恩師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
經過兩年半的清理，最終統計出盛氏財產至1920年1月止，總額為銀元1349萬餘兩，除去償款等，實際應分財產為1160餘萬兩。其中五成分給五房盛氏子孫，每房各得遺產116萬兩。另五成捐入“愚齋義莊”。
面對祖輩留下的金山銀山，老四盛恩頤無視父親遺囑，突然向法院提出，要將早已歸入“愚齋義莊”用於慈善基金的遺產，由盛氏五房分掉。這一下，在家族內部引起了軒然大波。盛宣懷的女兒甚至為此告上了法庭。江蘇省政府趁此機會，趕緊插上一手，將義莊的資金股票一律凍結，派員來接收，這一鬧劇最終以官方漁翁得利而收場，著實貽笑大方。
盛老闆英雄一世，只可惜兒子們，大多無一技之長。其中，老大老二老三都是鴉片鬼，老四更是花錢如流水，曾有過一夜間輸掉一整條弄堂的“壯舉”。萬貫家財經龐大家族的揮霍，以及幾次戰亂與變革最終化為烏有。盛氏後人最窮苦時，八個人擠在一間廚房，這其中多少辛酸苦辣，恐怕旁人真的難以揣度。
正如盛公的一個外孫女所言：這是一個紅樓夢式的家族。
和釣魚島的“恩恩怨怨”
關於盛老闆和釣魚島之間的故事一直被人們津津樂道，網上也有很多相關傳聞，不過這事到底是真是假呢？
咱們從頭說起：1972年，釣魚島的歸屬問題成為中日當時極為敏感的話題，盛氏家族也鬼使神差地被捲了進去，這主要是由於在美國突然冒出了個自稱是盛老四的女兒的“盛毓真”，並出示一張“慈禧手諭”而引起的。這個“盛毓真”，自稱是盛老四當年在美國留學時與一個美國女人生的，後來過繼給國民黨前駐加拿大大使徐淑希為女兒，所以改名徐逸。
關於那張“慈禧手諭”，徐逸說：由於當年慈禧太后患有風溼症，各種醫藥無效，而盛宣懷經營的廣仁堂所監製的風溼性特效藥，醫好了慈禧太后的風溼病，慈禧在高興之餘，就下詔把釣魚島等三個小島賞給了盛宣懷，作為採藥之用，因為釣魚島上盛產海芙蓉（又名石蓯蓉），而海芙蓉正是盛家所制風溼藥丸中最重要的一味藥。
這事從一傳出來就鬧得沸沸揚揚，當事人徐逸請律師向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備案，要求美國承認她對釣魚島的所有權，後來，又到了臺灣，向臺灣當局就她的所有權問題備案。美國的中文報刊及港臺地區的大小報刊，更是看熱鬧不嫌事大，連篇累牘地報道、轉載，甚至到處尋訪盛家的後代。
我國的《參考消息》報鑑於海外沸沸揚揚的輿論，在1972年4月4日也轉載了香港報刊的有關報道，題目是《臺灣、盛宣懷和釣魚臺》。於是盛家的故事就與釣魚島扯在一起了，更增加了撲朔迷離的傳奇意味。
可是，這場騙局，無法遮掩的種種漏洞，很快就暴露無遺了。
當“慈禧手諭”最初面世的時候，原上海圖書館老館長、著名古籍版本目錄學家顧廷龍先生就已提出異議，顧老先生是在1950年代初期，親自把八百包“盛檔”資料，從北京西路、萬航渡路路口的盛公祠，接收到上海圖書館的圖書館界老前輩，是一生對“盛檔”的整理和研究傾注了極大熱情和心血的老專家，可以說是對盛氏資料掌握最多的人，他的話應該是參考價值極高的。
顧老先生從徐逸公佈的“慈禧手諭”影印件上，一眼就看出了破綻。
他主要的依據是：該“手諭”註明的日期是光緒十九年即1893年，而對盛宣懷的稱謂則是“太常寺正卿”，這就與當時的實際情況不符，因為盛宣懷是在1896年才被任命為太常寺少卿的，並非在1893年。也就是說，“手諭”上的時間，比盛宣懷實際被任命的時間早了三年，此為一。同時頭銜也不對，他是“太常寺少卿”，而非“正卿”。
這就說明，此“手諭”的作偽者連盛宣懷的履歷及他的官職的稱呼還未弄清楚呢！怎麼能不露出“馬腳”呢？
這麼說來，其實在學界這件荒唐事早就已經真相大白了，只不過不少媒體，在每當釣魚島問題有所爭議的時候就拿來提，所以就使很多不明真相的讀者更加發蒙了。
最後說兩句
作為大清王朝的“天下第一官商”，盛宣懷其人其事無不充斥著時勢造英雄的波瀾壯闊。
站在歷史的岔路口，他絕對不是一個優秀的決策者，甚至可以說總是受困於自己混沌的政治眼光，但是正是這樣一個一生連舉人都沒考到手的舊式公子，憑藉著自身的智慧與膽魄，在近代實業的興辦中卻屢建奇功，隨著李鴻章的提拔，在晚清洋務運動中擎天架海，在風雨飄搖的王朝末路上挽狂瀾於即倒，扶大廈之將傾。
其一生“十一個近代第一”震古鑠今，正是其嘔心瀝血經營的這些寶貴財富，在一定程度上為已經破敗不堪的王朝屢屢續命，然而另一方面，他一手策劃的“東南互保”卻讓清政府的統治力大打折扣，他直接引起的“保路運動”更是為王朝壓上了最後一根稻草，直接導致了大廈的傾倒，也把自己一生孜孜以求的“辦大事，做高官”的夢想打碎，想來，時勢與英雄即是如此相輔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