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两宋时期有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宋朝发行的铜钱持续不断地外流到周边各少数民族国家，乃至于外流到东亚、东南亚等国。其实，铜钱外流的现象自古有之。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两宋铜钱外流的现象却远远超过前代。
宋朝铜钱币值稳定、信用好、购买力强受到外国所爱
宋铸币的币值稳定、信用好、购买力强，广受境外国家的欢迎，是促使铜钱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秦始皇统一币制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货币管理制度。至宋代，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及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货币制度更日趋完备。国家在货币铸造、流通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进一步加强。国家是法定的、唯一的货币铸造者。同时，政府也是货币流通市场的唯一管理者。
宋政府为充分保证通货的质量与信誉维持货币流通市场的稳定，对货币的流通、铸造等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与要求。
如在通货市场的管理方面，历代朝廷都严禁劣钱的流通与铸行，禁止使用劣钱，对私铸劣钱者以重刑论处。在钱币的铸造方面，政府不仅对铸币的内在合金成分有一定的标准，而且对单个钱币的重量等也有一定规定。
北宋铜钱的合金成分较为稳定。经对宋元通宝等数十种北宋铜钱合金成分的实测分析表明，北宋铜钱的合金比例一般保持在铜70%，，铅20%，锡10%。按照这一合金比例铸造的铜钱具有强度大、耐磨性强等优点。
从北宋铜钱的单个重量进行的测量来看，尽管这些铜钱已在地下埋藏了几百年，经受了不同程度的锈蚀，但测定的结果表明，各种规格的币重基本上都接近一定的标准值，这说明了宋钱的币值稳定。
总的来说，正是因为国家对货币的管控，才让宋朝铸币的币值稳定、信誉良好，这是当时宋境外各国所不具备的。
例如此时宋境外的国家如日本，铸造的钱币不仅没有统一的标准，有时同一种币值大小份量也不相同，为了贪图利益，日本政府常常用新钱充当十个同样的旧钱，这样造成币制不稳定，信用低下。以致政府每铸造出一种新钱投放市场，还没有广泛流通，又重新回到政府手中。
此时期的交趾由于铸造技术的粗劣，所铸钱质量不高，钱面不够平滑，钱郭不够均匀，且信用很差，因此十分欢迎质优价稳的宋钱。而宋政府就曾明令禁止这些质量粗劣、信用很差的交趾钱入境。
南宋时，在南宋境内一络钱到了金朝就可抵数贯来用，同样一络钱，在金朝的购买力是在南宋的数倍。绍兴三十年年，右正言王淮说：
“对境例用短钱，南客以一络过淮，则为数络之用。”
由此可见铜钱在海外诸国购买力更甚，海外诸国的物品用外币要一百贯钱的，宋朝铜钱只需十贯，足足十倍之差。在重利驱使下，一些海商甚至可以冒生命危险将钱带到国外消费。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记载，绍兴十三年，有位泉州商人夜里用小船载这十余万铜钱飘扬入海打算前往外国，由于风浪太大不久便沉船了。
宋朝水军也不能抵挡厚利的诱惑，史书记载屯扎在沿海的水师，每个月的军饷一发放就会以乘着大船前往周边小国消费。
高额的利润，再加上一些别有居心者的推波助澜，铜钱便不顾一切的冲破宋代的关防法禁，外流到周边国家。
宋朝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铜钱外流的主要原因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巅峰，它不仅商品货币经济高度发展，在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也呈现空前的繁荣。
据记载，北宋都城东京的手工业、商业多达一百六十行，在东京繁华的大街上，沿街店铺林立， 而且都是每一交易动辄千万的大商店。东京市场上，各地商品汇集于此，包括日本、高丽及大食的特产如香料、珠宝等等，都有买卖。
当时东京城中有闹市、有酒楼、有茶馆，还出现了繁盛的夜市商铺晚上三四更关门，早上五更就开门了，夜以继日，人烟不断。
南宋商业也很发达，纺织业、制瓷业、造船业有了极大发展，随着这些手工业部门的发展，南宋的商业进一步繁荣。
表现在海外贸易方面，当时同南宋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五、六十个。从海外运入南宋的货物计四百种左右，广州、泉州和明州是当时海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国际性的港口。
同时，南宋境内许多商业城市都呈现一片繁华的景象，都城临安为当时国内最繁荣的城市，世界上的国际性大都市，商业十分发达。在临安城内大小铺席交错，没有一户是空的；大街上买卖昼夜不绝，杭州夜市五更结束后一会儿早市商贩就出来开门营业了。
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极大刺激了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对货币的需求。为了满足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宋代历代统治者皆大量的铸行钱币，这也就为后来的铜钱的流失做了铺垫。
商业的繁荣，极大地刺激了社会对货币的需求。
为满足社会对货币的需求，缓和日益加剧的钱荒，宋朝历代统治者皆大量地铸行钱币，北宋初年至天圣年间，铜钱的年铸造额约100万贯左右。至熙宁末年，增至373万贯，元丰年间更达506万贯。
南宋时期，铜钱的铸造量虽然大量减少，但也大都超过了10万贯。如绍兴二年至绍兴三年，铜钱的年铸造额约13万贯，绍兴二十六年年铸造额有22万贯。绍兴二十七和三十一年铜钱的年铸造额均为15万贯。
大量钱币的铸造，一方面暂时满足了国内市场对货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钱荒，另一方面也为铜钱流向境外提供了前提条件。
除此之外宋境外的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和国家商品经济也己有发展，这就导致了他们急需大量的优质货币，而由于制度与工艺的匮乏，他们不得不放弃本国货币在境内的主要流通地位，反而选择宋币作为流通货币。
以较为发达的辽为例，辽在早期几乎无商品经济，仍处于“物物交换”阶段，交换媒介是实物，建国年后不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快地进入了使用货币阶段。货币经济发展之后，自己也开始铸钱。但由于铜产量的严重不足，年额有限，有时不过500贯，很难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
为此辽朝政府还曾铸造铁钱使用，在并州边界换宋铜钱。而且，钱的质量也不够好，如辽道宗时的清宁通宝：
“径九分，重三株”
很难同宋钱相比。为了解决通货的不足，辽朝通过贸易等途径，大量的吸引宋钱入境。
朝贡贸易间接推动了铜钱的外流
朝贡贸易，是古代中原政权和四周藩属政权之间维系主从关系的一种外交活动。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把少数民族地区和其它国家的来品称为贡，回报的易品改为赐，通过朝贡和回赐的形式而进行的贸易，称为贡赐贸易。
由宋一代，政府对来朝贡的列蕃：
“莫不厚礼相赠”
甚至以高出贡品几十倍的代价作为赏赐。
而铜钱是很受欢迎的回赐商品，时常有回赠数万络铜钱给供使的事情发生。
但是由于回赠所消耗的费用份额十分庞大，北宋末年宋朝在回赠朝贡国时，选择了估值回赠，而且回赠之物需要通过市舶司纳税回国。
南宋偏安江南，朝不保夕，因此一再削减回赠铜钱、拒收贡物、限制贡使进京乃至不回礼给朝贡国。朝贡贸易处于宋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由于宋政府的严格限制，宋朝货币铜钱由此通过这一渠道外流的数量并不多，但总体而言还是有所流失。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书上都提及两宋年间的岁币负担是宋灭亡的主要原因。以澶渊之盟中宋所规定的岁币：每年交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来说，这不及宋太宗两次所花费军资的百分之一，所以就岁币而言并没有成为两宋的经济负担。
结语
大量铜钱的外流，不论是对宋朝和其他国家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对其他国家而言，他们可以学习先进的制币技术和货币管控支付；于宋朝而言，大量的本国货币成为其他国家官方的流通货币，这简介地提升了宋在国际上的地位。但其中也要不少负面影响，如其他国家的货币经济权利掌控在宋的手中是极其不利的，而宋大量货币的流失也为本国屡次钱荒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史》
《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