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周邊，東有潼關，西有大散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四座關口都是易守難攻。因此，作為唐朝首都，長安有一個安全的地形。然而，從戰略上看，長安不是最適合當首都的地方。
長安並非帝國的經濟中心。雖說關中地區過去比較富庶，但其實遠在漢朝，全國經濟中心就已向東轉移，隋唐後更是往江南轉移，總趨勢是離長安越來越遠。而唐朝依靠關隴集團（北魏時期主要籍貫位於陝西關中和甘肅隴山周圍的門閥軍事集團的總稱，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都出自這個集團）發家，只能把首都定在長安。這樣一來就馬上面臨一個問題：糧食。首都總要消耗大量糧食。關中一帶已經不足以供給，唐朝不得不從外地輸入糧食。
隋煬帝修的大運河似乎可以解決長安的糧食問題，但是江南糧食要走兩千多里才能送到長安，其中從洛陽到陝州的這段路因為中間有三門峽的砥柱，船過不去，只能靠牛車走崎嶇的山路，非常艱險，運量也很有限。在唐太宗時期，政府規模很小，這樣也能湊合。到了唐高宗時期，政府規模急劇膨脹，長安城人口也跟著增加，糧食就成了大問題，竟然到了幾乎要斷頓的地步。這時，隋煬帝留下的東都洛陽又成了救命稻草。
帝國並不缺糧食。洛陽附近的洛口倉裡有的是糧食，只不過運不到長安城而已。好在糧食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糧食不能過來讓我們吃，那我們就過去吃糧食。
在高宗時期，一遇到關中歉收，高宗和武則天就帶著文武百官到洛陽吃洛口倉的糧食。當然，長安還是首都。等到荒年過去，高宗他們還會回來——整個就是一副逃荒的樣子。
有的時候，逃荒還逃得間不容髮，狼狽不堪。永淳元年(682年），跟隨皇上逃荒去洛陽的臣民居然一路走一路餓死。堂堂的大唐天子，混得跟洪七公似的，這肯定說不過去。於是，洛陽城再度成為一個有誘惑力的選擇。
隋唐時期的洛陽，其規模遠遠比不上長安，防守難度也遠遠超過長安，但它位於帝國的中心，四通八達，交通方便。古代知識分子認為：如果你擔心變亂，最好還是定在關中比較安全；如果你德行高超不怕變亂，定都洛陽就比較好。唐朝的帝王弒兄殺弟、屠子爬灰之餘，很聰明地拒絕把命運押在自己的“高超德行”上。他們選擇了長安。
不過，高宗也許是厭倦了逃荒，於是營建了洛陽宮殿。到了武則天時期，為擺脫關中的影響，抹掉唐朝的痕跡，她將洛陽定為帝國的真正首都，改稱“神都”，地位超過了長安。從此她一直待在洛陽，政府機構也都轉移到了洛陽。
武則天垮臺後，韋后和中宗急於返都長安，那裡才是他們的權力基地。按理說，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行得通的。但大臣們幾乎是一片反對之聲。不少人上奏摺勸諫，奏摺裡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長安沒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韋后卻反駁說：自古哪有“逐糧天子”？
從經濟方面說，韋后的這個決定是不划算的。糧食問題不解決，就連唐玄宗也只能逃荒。在玄宗執政的頭25年裡，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待在洛陽，而每次去洛陽都是因為糧食問題。
痛定思痛，玄宗決定大力整頓漕運。終於，有牛人把漕運分成幾個環節，在每個節點上都建好轉運倉庫，設計好銜接時間，由不同的專業人員實施：運糧船什麼時候進入黃河，什麼時候到洛陽，什麼時候走陸路，什麼時候入渭水……如同流水線的誕生一樣，程序上的改良獲得了巨大成功。到天寶年間，每年運往長安的漕糧高達400萬石。這些糧食可以供養差不多100萬人，足夠大唐帝國運轉之用。有了這些糧食，大唐還可以在西北供養一支龐大的邊防軍，拓西域、抗吐蕃……帝國的輝煌就奠基在這400萬石糧食上。
長安的崇高地位從此牢不可破。洛陽繁華依舊，但再也不是帝國的中心。玄宗也不必過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絕足洛陽，留在長安過著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亂爆發。
安史之亂後，唐朝依舊將首都定在長安。此時帝國內藩鎮割據，長安完全依靠江南的糧食輸入。漕運萎縮到了每年幾十萬石，而且供應線岌岌可危。運河沿線的軍閥們成了帝國的最大威脅：皇帝能控制住運河，能保持住漕運，帝國就能倖存，否則就會崩潰。有一次，在最危急的時候，揚州的三萬石大米終於運到，唐德宗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活矣！”
長安還能苟延殘喘；至於洛陽，由於戰亂的破壞，到唐末殘破已極，最糟糕的時候，整個城市人口不滿百戶，恍若鬼城。
在爭奪運河的過程中，汴州（即開封）脫穎而出。它控制著汴河到黃河的人口，是運河的一個關鍵點。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運的財富。最終，軍閥朱溫以汴州為基地，滅了唐朝，建立了後梁。
此後，後晉、後漢和後周先後在開封建國，並稱雄北方。在此基礎上，趙匡胤平定四方，建立宋朝。
趙匡胤曾一度猶豫過，他考慮將首都移到洛陽，並最終轉移到長安。但這個方案最終沒有實行。長達數百年的戰亂使得西北凋敝，而黃河水文的惡化使得帝國再也不可能通過大運河供養一個龐大的西北都城。長安再也沒能成為任何王朝的首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