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圖源CFP
摘要：那些留存的申訴書大概只剩一半，它們堆疊在廚房拐角的一方矮桌上，散亂而厚重，全部手寫，筆劃舒朗，標準的A4紙大小，重量超過了7.5公斤，厚度是字典的五倍，累計超過一百二十萬字，等同於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
再加上五本寫滿的日記（時間跨度從1984至今），所有材料都在說一件事：五十四年前，江西蓮花縣小學教師汪康夫被指控強姦兩名，猥褻十名女學生（全班共十六名女學生），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他認為這是冤案，要平反。
汪康夫78歲了，有嚴重的胃病，常年便血，心臟也不好。他白日裡昏昏沉沉，最清醒的時間只在凌晨兩三點到天亮之間，他會準時坐到那方矮桌前，這是江西農村最常見的飯廳，不足十平米，靠著廚房，白熾燈昏暗，深夜四下無人，他孤身面對白牆，戴上老花鏡，坐得端正筆直，執筆書寫，偶爾停下，吸一口煙，反覆刪改字句。江西山區的霧氣重，一點點圍上來，這表示要拂曉了，他才停筆，照常出去工作，這樣的夜晚持續了近四十年，他時常左手夾著廉價香菸，手指已被燻黃。
七十年代末，汪康夫就收到了那些女學生積極地回信，大意是老師沒有犯強姦罪。1980年法院複查後，駁回申訴；1986年檢察院、法院聯合調查後作出“建議撤銷原判，予以糾正”的結論，申訴仍被駁回。今年7月，江西省檢察院在兩個月前決定受理後，又以調取不到案卷為由中止審查。
在一百二十萬字的材料裡至少出現了7名律師的名字，其中一位跟了九年；汪康夫的微信名單裡有55個好友，其中有17位是聯繫過他的記者。在過往的報道里，當年檢舉的女老師表示他沒有犯罪。班上的班長和男學生也加入進來，現在，能夠找到的8位涉案女學生願意出堂為汪康夫作證，她們中一些人在幾十年的自責中度過，覺得要把真話說出來。
思想家密爾有言，真話是會被謊言擊敗的，甚至會被消滅，我們看到的歷史事實都是如此。但真話有一個優勢，是它會一再被說出來，直到它找到適合生長的地方。
文 | 張雅麗
編輯 | 龔龍飛
汪康夫站在家門前抽菸。張雅麗 攝
“感覺自己就像個祥林嫂一樣”
安靜的時候，汪康夫顯得嚴肅，銀髮豎起，雙眉漆黑濃密。他不愛湊熱鬧，村裡四百戶人家，並不認識幾個人。說到案子，汪康夫才會變得激動起來。跨度超過五十年的案情，他大概說了一萬多字，只花費了五十分鐘，每秒說三個字，中間沒有喝水。案情卷宗上有什麼內容，四十二年裡找過誰，得到什麼回應，他都一清二楚，就像這位民辦教師在講一篇再熟悉不過的課文，好像他的後半生就只幹了這一件事。
當問到四個兒女的出生年份時，他停住了，記不清了。家裡的舊雜誌，汪康夫翻來覆去地讀，每一天都像新的一樣。而申訴的事，他講了無數遍，那些法律專有名詞，就像形成了肌肉記憶一般，條件反射式地從嘴裡蹦出來，頻率最高的詞是“冤案”。
一方面，他在村裡是孤僻的老人，而有一度，汪康夫又逢人便說自己的案子。跟親家坐在一起，他總是要講起申訴，這曾讓小女兒感到有些心煩。
方桌上，最早的那一份申訴，日期是1989年，紙已泛黃，都記錄了汪康夫五十四年前的命運斗轉：
1966年，國家時局驟變，蓮花縣琴水小學的語文教師汪康夫在這天被公安帶走。公安認定，他強姦十二名女學生；後經複查，蓮花縣人民法院判定，他強姦兩名女學生，猥褻十名。
在法院保存的卷宗裡，汪康夫的定罪證據材料一共有三份：當年負責找女學生們談話的教師曹靜安，賀恩蓮所寫材料各一份；琴水小學社教工作組撰寫的《關於琴水小學教師汪康夫猥褻、誘姦女學生調查報告》一份。
審判極為迅速，24歲的汪康夫幾無辯白，他最終獲刑10年。
父親曾是國民黨軍官，這是汪康夫唯一能夠想到的理由。1975年，勞改九年後，他被提前釋放。1978年，汪康夫開始申訴。次年，他陸續給當年的女學生寫信，女學生們很快回信，並且全部否認了強姦、猥褻事實。汪康夫將回信交到法院，卻在1987年的法院回覆中，成為了他串供的證據。
他反覆地找法院，當年的承辦人對他說，你知道的我知道，你不知道的我也知道，我不是包公，就算是，我也沒有尚方寶劍。
女生們寫了證明，法院認為是串供；交了申訴書，法院收了，但未複查。汪康夫不明白，問題出在哪裡，只能寄希望於投遞申訴書。
汪康夫在寫申訴書。張雅麗 攝
他決定繼續寫。
“我名汪康夫。”一篇又一篇，都是這樣的開頭。在那摞申訴書裡，有很多封內容完整，但沒寫日期落款。那是他提前寫好的，為以後寫不動的時候準備。寫到後來，那些字句開始出現在孫輩廢棄的作業本上。這些是不能寄出的，變成了他的自言自語，沒有人看，每天也要寫一寫，不然心裡不踏實，似乎寫申訴已經刻進了他的生物鐘裡，變成了一種漫長的習慣。
“感覺自己就像個祥林嫂一樣。”他望著桌上那摞申訴書和日記本。
說真話的人們
2013年八月，江西電視臺記者劉正報道汪氏宗祠祖像被盜案。採訪結束，汪康夫叫住了劉正，遞過來一摞厚厚的申訴材料。
回到南昌後，劉正時不時地收到汪康夫發來的材料。已經工作13年的劉正很清楚這件事的挖掘成本很高，他沒打算報道。此後，汪康夫不停發，劉正就一直收，他默默地將那些材料收在一個文件夾裡。一段時間後，汪康夫發的頻率降了下來。然而之後劉正發現，汪康夫的QQ頭像時常亮著，但也不跟自己說話，心裡有點說不出的滋味。
左邊為卷宗材料，右邊為申訴書和五本日記。張雅麗 攝
當申訴日記寫到第五本，在第165頁，一個日期被標紅：2016年3月28日，轉機來了。
這一天，汪康夫收到了劉正的短信。接下來的四個月，劉正做了四期電視節目，找到了那些橫跨五十年的案中人：兩名“被強姦”的女生尹福珍、洪仔妹，當年寫過檢舉材料的女老師之一曹靜安，司法機關負責人……
這是汪康夫第一次見到信裡的人。
算起來，他只當過兩年班主任，半個世紀過去，他已經認不得當時還是小學生的女學生們。2016年7月，劉正在北京找到了曹靜安。她蒼老虛弱，已經81歲。在鏡頭裡，她說，“沒有強姦這回事。”
報道發佈後遭到了外部力量干預，但劉正堅持了下來。這些真情實感的證言，像是一塊被推倒的骨牌。劉正的報道，將事件裡的人們串連起來，他們的陳述讓事件的輪廓浮現，更多人開始回應汪康夫。
此後，汪康夫陸續接到了當年的同事和學生打來的電話。當時的班長李利元尤為積極。
1966年，汪康夫被帶走的第二天一早，李利元像往常一樣去了他宿舍，人不在。下樓的時候，碰上了汪康夫的舍友，他說，汪老師出差了，以後不要來找了。
很快，汪老師強姦女生的事傳開了。“公安辦事不會有錯吧？”儘管不敢相信，但李利元和同學們還是被說服了。直到2016年7月，看到報道，李利元才知道了汪康夫的遭遇。他接受了劉正的採訪，其他媒體也來了。期間，江西省高院曾表示，很快會聯繫汪康夫。
汪康夫並沒有等到回覆。他反而接到全國各地打來的陌生電話，電話那頭的故事跟汪康夫相似，他們希望汪案有了進展，能分享經驗。汪康夫把他們叫做“難友”，其中一個湖北的老人，還和他互換了微信。
2020年5月，李新恩用電動車帶著李利元，用五六天時間，挨門挨戶給女同學們送信，這是李利元寫全班女生的一封公開信，希望她們能夠站出來為老師作證。最終，除了一位已過世和三位難以聯繫上的女學生，李利元和李新恩拿到了八位女同學的證明。
害怕像當年被認定是串供一樣，汪康夫不敢收下這些材料。這幾份證明材料，被李新恩用一個公文包整齊地收著，記者來的時候，他就拿出來給大家看。李新恩夫婦也不知道，這份材料應該交給誰。
凌晨五點，汪康夫在家中。張雅麗 攝
一百二十萬字的申訴書
2018年，還是沒有結果，汪康夫又整日地開始寫申訴書，這一年，他寫了61封，幾乎每週一篇。
汪康夫記得，一審判決後，有十天可以上訴，他開始寫第一封申訴信。看守所的管教勸他，別寫了，萬一改判死刑了呢？公安局最初認定，說他強姦了十二個女生，這是要判極刑的。但汪康夫照寫。寫到第五六天的時候，那份上訴材料的草稿還沒謄寫完，就被收走了。
幾天後，在看守所的一間小屋裡，二審宣判，過程不到半小時。法官幾句話就把判決書唸完，維持原判。
問，你還有什麼說的嗎？
汪康夫在被告意見上寫：我沒有強姦女同學。對面的法官沒有搭理，出門走了。
1967年元月，汪康夫到鄱陽湖農場，勞改九年。
現存的申訴書裡，最早的一封寫於1989年9月。全文270個字，不少憤慨之詞，“還我清白”、“滑天下之大稽”等。後來，他越來越注意措辭，寫在2015年的一封申訴書，汪康夫改了9遍，都超過2700個字。
申請事項，事實理由，請求糾正……他換上了這些嚴謹規範的措辭，按照一篇刑事申訴狀的格式書寫。“事實理由”這一項，他來回換詞，“政治迫害案”先改為“枉法誣陷案”，又換成“冤案”。他不知道，哪個詞更容易被法院接受。
他想，也許換掉某些不合時宜的詞，案子就能被受理了。數以千遍地書寫，言辭趨向理性平實，那些年輕時激烈的情緒消失了。
“我這輩子，就是在法院裡抬不起頭。”汪康夫說。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沒有電話，汪康夫要麼步行六七公里的路，到烏石山的郵局去寄信。要麼就坐班車，花一兩天時間，親自到縣裡的法院遞申訴書。法院裡的人，後來看到他的申訴書接都不接；庭長看他來，多數時間都說開會不在。
部分回信的信封。張雅麗 攝
2000年，開始有了電話。早上九點，下午兩點，他總會在這兩個上班最早的時間，給法院打電話。“三點半、四點、四點半三次撥電話，總是無人接聽。”
在他的日記裡，與法官電話中談話最長的一次，通話時長17分鐘，是萍鄉中院立案庭告訴他，他的申訴已收到，但不再受理。
當汪康夫的日記寫滿第四本時，時間到了2002年，裡面不再有生活，只記申訴，給哪個部門打了電話，跟什麼人說了什麼。
2003年10月31日，是日記裡為數不多的明媚的一天：
“從南昌回來後，每天思考如何再把申訴材料寫得更有理有據。今晨終於寫好，覺得比以前更有說服力一些。多日的沉悶心情頓覺開朗，信心更大。”
這是數千篇日記裡少有的歡愉時刻，但也是無疾而終的一天。
律師和證人
2020年教師節這天，張玉環案的代理律師王飛，在微博寫，汪康夫的案子，接還是不接？
“平凡的老汪”回覆：懇請王律師接了吧。這個賬號是小女兒替他註冊的。隨後，王飛無償代理了這個案子。
這是42年來，汪康夫聘請過第7個律師。最初是縣裡的，後來是杭州、廣東到北京。從日記裡看得出，接案時，每一個律師都表現出信心，到後來，態度都逐漸變得冷淡。每換一個律師，汪康夫都重新鼓起信念，打定主意要把自己的申訴書送進法院。在王飛之前，律師代理費從五十，到兩千，再到四萬，但就是沒有一個人把案子推進到重審程序。
合作最長的一位律師來自北京，此前的九年，汪康夫都在與他接觸。起初，兩人用QQ聯繫，後來，律師逐漸不接電話，回覆越來越少。在2013年和2014年兩年的日記中，他詳細地記錄了溝通情況。汪康夫詢問案情的言說很長，而律師回覆往往是“好的”“收到”。汪康夫想，哪怕北京的律師無所作為，也總比縣城律師強。
律師們離開時的措辭大致相同，都說時間久、情況複雜。
角落裡，堆著一摞半米高的《民主與法制》，這是中國法學會主辦的一本權威刊物。早在1993年，他就試著給《民主與法制》、《中國檢察報》等編輯部寄去過申訴書，甚至包括《今日說法》的主持人撒貝寧。結果要麼石沉大海，要麼申訴被轉交給法院後，再無音信。
按那份汪康夫手寫的電話清單，上面有九個女學生的電話。挨個撥過去，排在前面的尹福珍，在“喂”了一聲之後快速掛斷，直到打到第九位女學生，才接了電話。
今年八月開始，女學生們接待了五六家媒體。她們感到自己的生活被打擾，要求李新恩，不要再帶記者來。
站在劉淑芬家門前，她顯得有些機警，出於禮貌，勉強才讓我進屋。據說，劉淑芬本人願意作證，但丈夫不太樂意。
她快速地引我進門，領著我穿過好幾個房間，最終停在一個幽暗的房間裡。“他（丈夫）出去了，不然又該心煩了。”劉淑芬說。
她神情有些懊悔，胡亂抓了抓她半白的頭髮，“為了這件事，我一輩子揪心”。
當年的劉淑芬十三四歲，是班裡比較瘦小的女生。課外活動時，她被一名女老師叫進辦公室問話。老師當時讓她寫些什麼，現在的劉淑芬已經記不清了。她只記得女老師遞過來小小的作業本紙，要求她寫，不會寫，女老師就關上門出去吃飯，把劉淑芬留在屋裡。為了不再被關著，劉淑芬最終照女老師的要求，寫了“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內容。她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
劉淑芬反覆地、小心翼翼地問我，“你說，這算‘關’嗎？”似乎她害怕由於自己的話，再一次影響到其他人。
後來，她成了護士，在小學畢業的十幾年之後，收到了一封汪康夫的來信。她才知道了老師入獄勞改的遭遇。
劉淑芬覺得自己可能害了老師，但又害怕負責。然而，汪老師並未來找她，但這像皮膚上一根倒刺，只有不觸碰才會相安無事。
說到這些，她神情裡自責的情緒加重，不安地用手掌來回摩挲自己的臉。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倒是兩名公安來找過她，她做了一些說明，也不了了之。
李蓮新卻沒有等來公安。當年，她被女老師叫進辦公室問話，隨便抄了兩行別人寫的。她等著公安來調查的時候，再解釋。但是幾十年過去，公安一直沒來。今年，當班長李利元找到她時，她的證明寫了兩頁，包括“我問心有愧，對不起老師”，並在最後，按了手印、簽了名。
女學生李蓮新的親筆證明。張雅麗 攝
此前，劉淑芬從未跟家人談及此事。現在，各地的記者開始連續找到劉淑芬。她的丈夫非常不滿，為什麼這樣的男女之事，妻子從未告訴過自己。劉淑芬跟他解釋，老師是冤枉的，需要幫老師澄清。記者來多了，丈夫反而覺得讓村鄰覺得是自己家出了醜事。
“你還覺得這挺光榮嗎？不要多管閒事！”丈夫生起氣來就喊。
“我不能毫無反思，後果我自己承擔，我不影響你，不影響家庭。”劉淑芬索性這樣對丈夫說。
半個世紀的罪人
對於汪康夫而言，命運的弔詭在於，他後來意識到如果沒有那個勞改農場，他可能在接下來的歷次運動中喪生。
年輕時候的汪康夫。張雅麗 攝
在鄱陽湖農場，汪康夫度過了整個動亂時代。在他被定罪後的半個世紀裡，動亂結束，改革開放走過了四十年，憲法前後修訂了多次，中國從落後貧困一躍成為世界經濟總量第二的大國，他出獄後建立了家庭，現在擁有了九個孫輩，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
勞改生活極為壓抑，他九年來的活動範圍只剩一間宿舍，一塊空地和農田。犯人們之間相互提防。曾有人因為站在警戒線附近被舉報，不承認，被打掉半條命。汪康夫的性格變得更加沉默、謹慎，自己的案情從不向獄友提起。
冬天尤其難捱。他搖晃著把土挑到有四、五層樓高的堤壩上，一趟一趟。每天三兩米飯和水煮的蔬菜，汪康夫吃不飽。他在這裡患上了胃病，往後的五十年裡，時常便血，像柏油一樣。
頂著勞改犯的帽子，汪康夫回到村裡時已經33歲。他很快就跟同樣“成分不好”的妻子結婚，生育了四個子女。被聘到村裡小學當代課老師，這是教師中等級最低的職位，每個月領三十元的工資。
1989年，家裡的三個孩子都已到學齡，他卻失業了。通知離崗的第二天，他被醫生告知，腎裡有一枚大結石。住院，汪康夫聽說查一次體溫，需要兩毛錢。所以每次護士抽出體溫表，他都直接說體溫正常。
那段時間，汪康夫剛剛聯繫上了縣裡的律師劉瑞慶，把借來的150元，交給律師，請求幫忙查卷宗。律師給出建議，讓找教育局，請求組織調查。縣裡跑了三四次，縣教育局明確地拒絕了他的請求
11月15日，他在第一本日記裡寫下
全家節衣縮食供我申訴，孩子們連冬天的鞋子都沒有，母親、妻子有病也只好拖延不治。要說我有罪，這才是我的罪啊！
汪康夫在飯廳裡看書。張雅麗 攝
在村裡生活，汪康夫只出現在四個地方，在家裡，去菜地，去石市村小學，以及等去縣城班車的車站。“自卑啊，怕人家說是勞改犯。”過往同事們對他的評價多數是，對教學事業忠誠，為人沉穩踏實。被採訪過的四位村民都說，他是冤枉的。
村民也確實相信了這位愛惜名聲的教師應該不是強姦犯，但利益衝突常常會淹沒理性。“勞改犯”“強姦犯”這類指控可以輕易擊倒汪康夫。
因為用地問題，鄰里間有了糾紛。汪康夫有理去爭論，不多久，他卻灰溜溜地回來。大女兒金鳳問他，“他說我是勞改犯，有什麼資格在這裡說？”
“從小到大，只要有這種情況，我們家就沒贏過。”小女兒珍珍說。
情緒會傳染，珍珍長大後才意識到。她感受到家裡瀰漫著被壓抑的氛圍，來自家庭中快樂的反饋很少。2011年，珍珍結婚時，操持婚禮事宜，幾乎全部由母親一手操辦。
中學時候，珍珍開始真正知道父親是在申訴。她從來不會主動跟別人講起，“說出去多少感覺沒面子。”直到後來，看到張玉環案的時候，珍珍哭了。她第一次從別人的案件中，試著瞭解到父親被冤枉的感受。
“也不知道上輩子得罪了什麼人。”汪康夫的妻子常說這句話，似乎這是認同命運的一個理由，讓人平靜，並且接受。汪康夫卻不這麼說，他談到案子很難平靜。
今年八月，汪康夫接到了省檢察院電話，告訴他案件中止，再等等。
“要等多久？”汪康夫問。
“你不要老是在這邊催我們，這個時間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電話那頭說。
汪康夫平靜地掛了電話。
今年7月，省檢察院給汪康夫的回覆。張雅麗攝
注：關於汪康夫案進程的部分資料補充如下：
1980年，蓮花縣人民法院進行復查。此次複查對當年的一審法官、參與教師賀恩蓮、曹靜安做了重新調查。一審法官和曹靜安提到，沒有對兩名學生進行檢查。賀恩蓮談到，學生談話時帶有引導，學生沒寫過檢舉材料。但法院最終仍以“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為由駁回申述。
1986年，吉安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和吉安地區檢察院做出聯合調查報告，結論為：“認定無罪，否認原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以現有證據難以認定構成強姦罪，建議撤銷原判，予以糾正。”
1987年，汪康夫向吉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後仍被駁回，理由是汪康夫提供的被害人信件是經過串供所得，不足為證。
1993年，蓮花縣法院決定立案複查，後回覆不屬於該院複查範圍。
1999年，江西省高院將案件轉至萍鄉市中級人民法院。在江西省高院在轉辦函中寫到，認定汪康夫強姦沒有事實依據，沒有被害人的控告、筆錄、陳述。
2000年，萍鄉市中院以與1987年相同答覆駁回申訴。
2004年，萍鄉中院將案件轉到吉安中院，吉安中院告知汪康夫向省高院申訴。向省高院寄去申訴材料後，被退回。
中途，汪康夫的案件申訴被多次駁回、轉辦。
2020年5月，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決定對此案進行復查。但7月29日，以原卷無法調取為由，中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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