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在我看來，一切刻畫婚姻的電影，最終都要落腳於刻畫人性——人本質的孤獨境遇，對慾望的不自知，受慾望擺佈的無力，和對親密關係的不能。
事實上，即使是相對俗套的此類題材電影，也或多或少會表現出這些。區別只在於能不能狠心地、冒著嚇跑或虐死觀眾的風險，再向深處挖一點點。這樣說來，這類電影中的傑出之作都是誅心之作。
《婚姻故事》正是本年度的誅心之作——稱為年度“恐婚恐育電影”也不為過。光名字就能讓人想起伯格曼的《婚姻生活》。
不過，作為一部面向主流觀眾的電影，它總體上不乏溫情，甚至不乏喜劇風格，並可能因為對市場的考慮而顯示出一定的曖昧甚至矛盾。
影片最明顯的當然是對婚姻的解剖——一種隱蔽的權力關係。全片多處可以看出妮可對查理那發自內心的認可和愛慕。她溫暖如加州陽光，路上遇到推銷員都會耐心傾聽。她曾在青春喜劇一脫成名，在遇到戲劇導演查理後的兩秒鐘就為他傾倒。她也有期待，但查理對她的表達永遠是“討論”，即並不真正為她考慮。
這一矛盾在查理那裡的版本是：你並不真正期待。
在我看來，這裡深刻刻畫了權力關係中弱勢一方的心理：由於處於弱勢，所以在表達前，已經自我否定多次，進而損害決心和行動力。於是當強勢一方否定或冷處理後，弱勢一方便好像確認了自身無能的劇本，好像得到了本就期待的否定——那對自身慾望和意志的否定。在權力關係裡，不是因為弱勢一方不敢作為而弱勢，而是因為其是弱勢一方，所以不能作為。
電影借妮可的律師之口發表了一段女權言論。大意為社會對“好爸爸”的建構至今不過30年，而對“好媽媽”的建構卻能追溯到聖母瑪利亞。她處女而孕，無私奉獻。當她抱起耶穌的屍體時，其父親上帝在哪呢？——耶穌是他的兒子，而他甚至不需要貢獻個精子。社會包容一個脾氣不好的父親，卻期待一個完美的母親。
這段話當然可以看做是為數不多的喜劇時刻。儘管導演兼編劇諾亞·鮑姆巴赫對女性的態度依然曖昧（例如，對簿公堂一場，一個鏡頭給到女律師脫下外套，露出傲人事業線，投入到戰鬥之中。我個人對這個鏡頭感到一些不適），但影片對權力關係的捕捉其實超出了性別議題，而是含蓄地指向廣泛的社會現實。
儘管如類似題材的電影般以室內戲為重頭戲，《婚姻故事》在多處不經意地將鏡頭帶到室外，漫不經心地勾勒了廣闊的社會面貌：洛杉磯那廣袤的夜景，密密麻麻的停車場，紐約小酒館、老地鐵和光是廣告牌就讓人目眩神迷的時代廣場。
這一切指向一個人們熟悉的時代病：人們所慾望者太多。
加州溫暖，紐約寒冷；洛杉磯廣闊，紐約逼仄。然而說到底，夫妻二人對雙城的依戀指向不同慾望，甚至在這一點上並無高下之分。
很有意思的一處細節是，迴歸洛杉磯，迴歸演藝事業的妮可，在派對上遇到了一個年輕男子。簡短地互作自我介紹後，鏡頭一轉，兩人便在車上熱吻起來。
然而妮可接下來說道，不要幹別的，只用手指取悅我。這裡固然是妮可脫離查理主宰的關係而邁向新生的一個表現，但這一新生的形式竟然是在一段速食的豔遇中成為發號施令者。編劇顯然熟悉當代人情感生活的速食文化：當人和人以動物性相對時，一切都輕而易舉。
而查理的慾望則得到了更直觀的刻畫。
在這場離婚戰爭中，查理直到鮮血直流的那一刻，都沒意識到，他慾望的是贏下這場戰爭，是維持權力。在律師Bert建議他為保護兒子而妥協時，他選擇了換一位每小時收費950刀的律師。他控訴妮可將他過早地拖入婚姻，而他作為鋒芒初露的藝術家本可享受更多的掌聲、鮮花、激情和瘋狂。
一處細節頗有意味：他曾出軌的同事向他再次發出邀請，由於離婚一事奔波兩地、疲憊不堪的查理拒絕了。同事問，你是有婦之夫時還能出軌，如今你已離婚。查理答，我尚未離婚（“not not married”）。
事實上，這場戰爭可能是一切順遂，正高歌進軍百老匯的查理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疲憊——慾望的拖累。他固然成功。在和妮可的關係裡，他固然是強者。但歸根結底，他是他自己的奴隸。
片中最有智慧的反而是查理炒掉的第一位離婚律師Bert，每小時收費450刀。他結婚四次，離婚三次。在妮可堅持和兒子定居洛杉磯，和解無法達成時，他勸說查理放棄。不為別的，只為避免將兒子捲入父母的離婚戰爭中。
當查理擔憂見兒子不方便時，他勸說他，隨著兒子慢慢長大，他將能夠自己判斷這件事，“Time is by your side（時間是你的朋友）”。
但查理選擇了換一位更有名的離婚律師，進而對簿公堂，將兒子也捲入其中。這裡描繪了一個普遍事實，即當代人無法等待時間——他的朋友——去沉澱和道明一切。當代社會的法則是爭分奪秒，正如律師費以每小時計算。當Bert試圖用笑話安慰查理時，查理的反應是：我付錢給你是來聽笑話的嗎？
離婚案件的弔詭之處在於最為私密的、臥室裡、屋簷下的事要公開去說，要講述自己版本的“婚姻故事”。但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平時說不出口的怨氣、厭惡甚至憎恨都化為惡毒言語奔湧而出。於是，他們在法庭上講述的“婚姻故事”看似是假的，卻好像比真實還要真實。
如果接受曾經的親密和恩愛為假，等於否定自己傾注其中的時間和精力。如果接受其曾經為真，那麼至親至疏夫妻變成寇讎這件事則殘忍百倍。真真假假之間其實道出生命的一個普遍困境，即我們都為形形色色的慾望所困，或多或少都在自欺欺人。
於是，斯嘉麗·約翰遜在關上門後那一張淚流滿面的臉，如《美國麗人》裡安妮特·貝寧送走客戶、自扇耳光的那一張淚流滿面的臉一般，超出了一個普通的婚姻敘事，而指向了我們的孤獨境況：有多少人對著客戶賠笑，對著另一半疲憊到話也不想說？有多少人在朋友圈光鮮亮麗，而深夜輾轉無眠時只有手機幽幽的藍光為伴？
因為現代社會是一個科層制社會，物與物的關係宰制了人與人的關係。不說話，因為無人可說，無話可說。因為先開口就好像示弱，就給別人提供了傷害自己的機會。
在伯格曼的《婚姻生活》那裡，由婚姻出發的對人性的洞察和批判達到了恐怖的地步。例如，那被物化、被奴役的妻子，在離婚後又回到了這一權力關係之中，顯示出人的慣性和對孤獨的深刻恐懼。那絕不是個破鏡重圓的溫情結尾，它尷尬、虛假、醜陋，並指向人為自己生活選擇的虛假。
而《婚姻故事》作為一部面向大眾的電影，當然要維持一定的溫情。
這不僅表現為夫妻雙方都深愛兒子，為爭奪撫養權（而非財產）而甘願支付天價律師費，也表現為影片以多處細節暗示，雙方依然有愛，只是這份愛與個人對生活更廣的追求衝突。兩人撕破臉皮，含淚互罵後，還能互相說一句對不起。
最明顯的兩處，一是妮可火速走向新生——在影片結尾，她已經有了新的穩定關係；一是八歲的兒子，兩人離婚戰爭的焦點，一個本該立起來的人物，似乎成了純工具性人物——
在回憶中，他和父親關係友好，彷彿為了強化回憶的美好；在妮可帶他回到洛杉磯後，他原因未明地疏遠父親，彷彿為了強化父親處境的淒涼；在影片結尾，他似乎又和父親恢復親近，彷彿為了強化一個各得其所，相對溫暖的結局。在這個意義上，影片令人遺憾地顯示了一種曖昧和侷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