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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人是生而自由的，但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無論是在人類歷史上，還是在現代社會中，人之所以會被統治和操控，在表面上看來是因為權力，但更深層的原因卻是因為知識。正如培根所說的，知識就是力量。古人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就包含了這個意思。
在中國古代社會，自從出現陳勝、吳廣在秦末的起義之後，歷朝歷代又發生過無數次類似的農民起義，而且大多都被當時的統治者所鎮壓。而幾次最大規模的起義，雖然達到了改朝換代的程度，但最終不過是成為野心家的工具而已。社會的統治權，仍舊落入到封建領主和豪強貴族的手中。究其原因，封建領主和豪強貴族，尤其是他們中的知識精英儒家士大夫，掌握了知識和文化。這群手無縛雞之力的孱弱文人們，是中國古代宗法社會維護統治階級權力的重要力量。
福柯
中國古代有一部關於農民起義的小說《水滸傳》，描寫了一個起義失敗的悲劇故事。這個悲劇的深刻之處，在於指出了農民起義失敗的根本原因，即反貪官，不反皇帝。當然，起義隊伍中，有人喊出了反皇帝的話，比如李逵。但李逵反的是當朝的昏君，而不是“皇帝”本身。其實他和宋江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宋江寧死不抗皇帝之命，是過不了“君臣”這一關；而李逵寧死不抗宋江之命，是過不了“兄弟”這一關。所謂“生死是小，失節事大”這些不要命的綠林豪傑，面對千軍萬馬雖無所畏懼，但卻偏偏怕壞了名聲。中國古代社會三綱五常的宗法觀念，力量就是如此之大。任憑多少次農民起義出現，最後也得俯首就範。像宋江和李逵這樣的起義造反者，或許根本不知道董仲舒是何許人也，天人感應是什麼東西。但就是這“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東西，像緊箍咒一樣，把歷代的起義者玩弄於鼓掌之間。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朝代，是由入關的北方少數民族統治的。雖然蒙滿用武力打敗了宋明，但為了穩定政權，長治久安，不得不屈尊於掌握“孔孟之道”的漢族文人士大夫。原因很簡單，儒生們擁有高超的精神文化和統治技術。元朝在中國的統治時間不長，雖然表面上看來是由於民族矛盾尖銳所致。但更深層的原因在於，他們沒有真正按照士大夫人們所提倡的綱常倫理去統治，而是將之變成一種民族壓迫。清朝的統治者們對儒術的尊重非同一般，統治的年頭也比元朝多。但最後滿人卻被漢人同化，導致了今天滿漢難分的現象。
中國古代漫長的君主專制制度，在1912年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歷代的農民起義，包括太平天國起義都沒有完成的創舉，被資產階級革命者完成了。我們仍然能從諸多方面找到原因，但在本質上是因為資產階級革命者掌握了知識，那些比封建主和士大夫們更先進的知識。19世紀的西方殖民者靠著先進的近代知識文化，戰勝了中國古老的宗法禮教文化。那麼學習西方近代文化的革命者，同樣能戰勝封建統治者也是必然的。無論我們從民族情感方面，多麼不願意承認這一事實，但歷史的發展就是如此。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社會曾經出現過兩次短暫的君主復辟，但都很快歸於失敗。原因很明顯，復辟者所依靠的舊價值觀念和知識體系已經崩潰，無法獲得國民大眾的認可。在革命中接受新文化洗禮的“國民”，已經無法回到“臣民”的狀態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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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從來都是由知識和話語構建的，反過來又支持這些知識和話語成為主流權威的意識形態。而當一個權威的話語被解構時，則意味著某種權力隨之喪失了其存在合理性。因此，當我們說話語權的時候，其實是在同時言說知識和權力。
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是如此地密切和複雜。權力的本質是意志的一種現實化，如果按照叔本華的說法，意志就是康德所謂的理性無法認知的物自體的話。那麼正是這個物自體，也即意志，在欲求權力的同時，產生了權力慾望和權力意志。知識就是力量，而當這種力量被運用於馬克思所說的生產領域時，它就是生產力。而當這種力量被運用於尼采所說的道德領域時，它就是一種主人的統治權。只有佔有知識的人，才會佔有權力。正是因為在古代宗法社會，知識完全被皇帝、貴族、領主、士人所壟斷，因此他們一直掌握著權力。
在中國古代，任何形式的民眾起義，都無法衝擊封建宗法制度本身。真正使君主專制和宗法等級制度延續兩千多年的，不止是法律刑罰，還有倫理道德。儒家學說，本質上是一種具有人文理性色彩的道德倫理學說。秦王朝試圖用單純的法律刑罰來維護其永遠的統治，但是很快就在農民起義的衝擊下滅亡了。這說明法家思想所提供的只是一種針對肉體生命的統治技術，而不具有形而上的合法性。因此陳勝才會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使秦王朝的暴力統治被另一種暴力所推翻。
漢初的道家治國方案，只能適應一種特殊的歷史條件。黃老之術的知識體系，與法家一樣，無法提供宗法社會中央集權的統治合法性。而只有經過董仲舒改造過的天人感應、三綱五常儒家學說，才可以為以家族為社會基礎，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等級制，提供一種“合理性”的知識基礎。天命哲學和倫理道德，製造了一種以“三綱五常”為倫理秩序的社會家族等級制。使君對臣、父對子、夫對妻的單向權力合法化為一種天授的“真理”，即“天理”。而其所依賴的神話，是古書中記載的“天”授“禹”的洪範九疇。大禹治水成功以及取得“天子”的地位，完全是因為“天命”。
皮埃爾·布爾迪厄
“天命”是中國古代宗法社會權力等級制合法性的最高來源，宋江起義所依賴的合法性話語是“替天行道”。但在中國古代的儒家知識體系中，“天子”才是天命的合法代言人，因此宋江深知自己的起義行為不具有合法性，會成為歷史的罪人。所以才希望通過朝廷的“招安”來彌補其行為的“大逆不道”。同樣，岳飛抗金，具有“夏夷之辨”的民族合法性，因此得到南宋軍民的支持。但南宋的統治者因為懼怕岳飛功高蓋主，寧可放棄民族利益，保證自身的統治。公然違背民意，也要將岳飛處死。
岳飛的悲劇和宋江相同，精忠報國的觀念，實質上是臣對君的忠誠。儘管抗金能使岳飛取得“民族英雄”的合法性，但在儒家的倫理道德知識體系中，“君臣”關係是高於“夏夷”關係的。因此，在“不忠”和“不義”之間，他只有選擇後者。無論是掌握起義武裝的宋江，還是手握重兵的岳飛，其人生和事業的悲劇，在中國古代宗法社會中是必然的。因為在作為主流話語的儒家意識形態中，“亂臣賊子”的罪名，是他們所承受不起的。他們真正死於“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即司馬遷所說的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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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的知識體系中，佛道思想是處於邊緣地位的。他們的話語權之所以被保留，而不是被消滅，是因為它們主動的“放棄”了“世俗”的權力領域。而且構成了對儒家倫理知識之外的超驗知識的補充。但其知識體系中的“平等”話語，仍是統治者所忌憚的。同樣，他們更加忌憚的，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民本”因素。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就通過以“《孟子》節選”來代替“全本《孟子》”的方式，來過濾其中的“不合法”因素。而“八股科舉”，更是一種通過意識形態的強化，將朱熹闡釋過的“四書五經”作為“真理標準”。以此影響文人士子，進而向全社會滲透的知識控制方式。
生活在一種意識形態中的人，會產生一種思維範式，將某個知識體系作為無需證明和檢驗的“真理”加以接受，並且極力擁護。進而失去對這種知識話語的反思能力，成為被其控制的客體。宋江和岳飛，就是在古代儒家綱常倫理知識體系中，成為社會犧牲品的。而對於生活在這種知識文化體系中的廣大中國古代婦女來說，雖然受到如“纏足”等陋習的折磨迫害，但由於受到古代宗法道德倫理的影響，反而將之視為一種美德來加以接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天理殺人”作為一種無形的意識形態權力運作，其力量之大，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是完全超越秦王朝之嚴刑酷法的。
利奧塔
知識，或者我們說作為一種“真理話語”的權威知識，其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在於對人的思想和心靈的控制。這種主觀的意識形態對人的影響，絲毫不遜於客觀的科學技術對物的作用。當知識通過某種權力的運作，形成一整套完備的邏輯體系時，它就變成了一種統治技術，一種具有統治功能的自行運作的可怕力量。在我們所處的文明社會里，知識作為力量，或者說權力，其所發揮的作用已經越來越顯著。有一種說法是，我們已經處於“知識社會”和“信息時代”。這也意味著，我正處於無所不在的微觀權力操控之中。我們生活中看似習焉不察的一切現象，無不受到微觀權力隱秘運作的控制。這種權力運作，已經不像古代宗法社會那樣，由一個至高的權力中心，由上至下層層擴展。
從原則上來說，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的“公民”，都不再甘心受某國的“總統”私人指使，除非在他代表國家元首時，才會在公共事務中接受其指揮。這種關係來源於現代法律的平等精神，而平等精神又來源於現代啟蒙話語的“天賦人權”和“社會契約”觀念。知識既是“權力”的來源，也是“權利”的來源。我們承認和擁有什麼樣的知識，就能獲得什麼樣的權利。但在“知識爆炸”的信息社會里，知識的來源不再是單一性的。在古代和近代社會，學校是知識來源的唯一和合法途徑，雖然自學也是補充性的途徑之一，但不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是與所謂的“官方”承認的“學歷”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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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和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決定了如果要改變某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權力制度狀況，必然要實現“知識革命”。馬克思所說的“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實際上揭示了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知識。一個時代的人對自然和世界的認知，以及這種認知所引起的實踐，是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原因和動力。而生產力的變革，會進一步引起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變革。因此我們說，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就在於知識狀況的改變。
馬克思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大英圖書館裡度過的。與那些大學裡的教授、走上街頭的社會活動家，以及拿起武器的革命者不同。他的一生都在致力於知識的創造，在被他自己和恩格斯所創造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中，他以對生產關係和社會進步之間的關係的考察，為無產階級推翻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體系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正是抽象而複雜的《資本論》，揭穿了資產階級通過勤勞、簡樸和節約走向富裕的虛假神話。馬克思在整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地位是無可比擬的，因為是他在“知識”上的革命，為無產階級奪取經濟和政治權力，提供了合曆史目的性的論證。大約與馬克思生活在一個時代的叔本華和達爾文，在人文和自然科學領域，對理性科學和宗教神學，進行了巨大的顛覆性衝擊。使19世紀歐洲人對理性和信仰的懷疑，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馬爾庫塞
每一種知識的解體和建構，都會給人類社會帶來相應的變化。“知識革命”不僅是“社會革命”的前奏，而且是其根源。人類對世界認識的變化，必然會帶來改造世界的行為和方式的變化。而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與他所擁有的知識狀況有關。在中國古代，“學而優則仕”充分說明了通過學習知識改變自身社會地位的重要性。在“知識爆炸”的現代社會里，一個人所受到的正規教育的程度，越來越成為社會分工的重要依據。每種行業的從業者，在大體上來說，是與他所擁有的專業知識相對的。“知識”和“文化”，在一個正常運作的社會里，通常具有相等的價值。但“知識”或者說“技能”的作用，要遠遠大於“文化”。一個在通常意義上被我們認為“文化”不高的人，卻可以因為擁有獨特的“知識”而取得更多的社會資源。
在每種不同類型的社會里，“知識”的地位都是不同的。在傳統的前現代社會，比如在中國的古代社會里，娛樂和演藝是非常低賤的行當，而讀書和科考是非常高尚的事業。在以“書寫”作為主要傳媒方式的古代社會里，與此相關的“讀書人”是最受人尊重的天之驕子。但在以“視聽”為主要傳媒方式的現代社會里，“演藝人”則成為了時代的寵兒。從這個方面來說，“知識”或者說“技能”而不是“文化”，在任何的社會和時代裡，都是重要的權力來源。即使在“文革”這樣的特殊歷史時期，也不例外。只不過在這樣的時代裡，“知識”的等級是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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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個時代裡，都具有佔據主流地位的知識，而這種知識通常被稱為“意識形態”或“宏大話語”。這些“意識形態”或“宏大話語”之所以會形成，往往是由於“知識革命”所引起的。在歐洲近代哲學史上，尼采通過對傳統“道德”的譜系學批判、福柯通過對“權力”的考古學質疑，促使被壓抑的知識“暴動”來實現知識革命。他們與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者們一樣，都藉助了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文化資源。
縱觀歷史上的數次“知識革命”，都是在“復古”的口號下進行的。這一方面說明了“知識”是具有歷史連續性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知識革命對話語權力的爭奪，從來都是不斷反覆的。每一種知識都代表著“力量”或“權力”，歷史上的各種權力鬥爭，無不是擁有各種知識的人群之間的相互角逐。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各種知識不斷創造、衰落、暴動、革命的歷史。各種話語之間的鬥爭，背後是知識之間較量；而知識之間的較量背後，則是權力之間的鬥爭，而權力之間的鬥爭背後，則是意志。不僅是求生存的意志，還是求權力的意志，如果這種意志不能獲取有效的知識，那麼，就難以獲得力量和權力。
從生存論上來說，知識是人生在世的一種必然追求。而如何追求更多更有用的知識，則是一個人生存的根本之道。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國家，輕視知識，尤其是關於這個時代的主流知識，都必然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因此，學習知識和接受教育，在我們這個“知經爆炸”的時代，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