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作者：聽喜馬拉雅
進入了1900年代的清末，大清的經濟情況還真的確實是形勢一片大好，滿清政府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增長奇蹟，令列強刮目相看。各個城市的面貌日新月異發展著，農村人口也紛紛進入城裡從事各種勞動。
1900年代之前的晚清，城市到處都活躍著來自歐洲和美國的代理商的身影。杉木橫樑產自美國俄勒岡，玻璃產自比利時，水泥產自英國，鋼板和鋼筋產自德國。是一個充斥著洋貨的國度。
但進入1900年代後，晚清早已不再滿足於一律從國外進口現代化產品，開始實現自給自足。從淨水設備到蒸汽設備，再到發電設備以及各種製造設備，晚清都建造了自己的工廠。
1890年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為解決修築鐵路的用鋼之需而籌辦了漢陽鐵廠。該廠不僅為鐵路、橋樑和戰艦製造必需的鋼鐵，並且還對外出售生鐵。價格較之列強出產的生鐵還低許多，質優價廉的生鐵能夠以低於美國紐約卡內基鋼鐵公司的價格在美國市場上進行傾銷。在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於1912年2月8日召開的聽證會上得到了證實，“伯利恆鋼鐵公司位於舊金山的鋼鐵廠，從中國進口生鐵，比從他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的自己的工廠海運過來的生鐵還要划算”。不僅如此，中國人正在一步步地建立屬於自己的石油和採礦公司。
在尚無鐵路、電報和報紙普及之前，清朝國民的活動範圍很小，以其出生地為圓心，他們勞動、生活的活動範圍通常不會太遠。甚至在1894爆發的甲午戰爭，那時候新聞在中國大地上的傳播速度很慢，當時很多中國人，包括地方官員，並不知道有這麼一場戰爭。中國郵政事業的落後，導致過去傳教士必須求助自己的私人信使或來華的旅行訪問者才能收發郵件。
1900年代後，大清的現代郵政系統正在全國各個地區迅速普及。到1909年，郵局的數量已達到3973家。在十幾年前，電報服務只限於幾個濱海城市，大清的民眾對電話這個新事物更是聞所未聞。1900年代後，電話線連接著主要的人口聚居區，電話網絡覆蓋了181個城市，數百個滿清政府部門也配備了電話機。大清迎來了一個全新的商業時代。
與此同時，城市也發生了變化最快和最明顯的巨大變化。拿北京來說，整齊規劃的街道、人行道、下水道，以及其他代表現代化程度的，諸如有軌電車、電話、電燈，以及身著統一制服的警察等，一應俱全。不僅是北京，中國很多其他城市也都經歷了類似的變革，整潔漂亮的馬路不再是通商口岸和租界的專屬，這些漂亮的馬路在中國的天津、南京、無錫，蘇州，杭州，寧波，濟南、以及其他城市都能見到。
從1907年10月26日美國駐天津總領事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得到進一步印證：“我在天津看到，漂亮的建築、寬闊的道路越來越多，中國人用自己生產的最好鋼鐵建造了鋼結構橋樑，在天津這個城市中，蒸汽推動的壓路機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工作著”。
晚清的建設成就不僅體現在經濟發展，而且還體現在文化教育的巨大進步。中國人把西方先進的金屬版印刷技術帶入中國，傳統的木板印刷已被其取代。商務印書館的創立標誌著中國現代出版業的開始。到武昌起義前，中國已擁有200餘份報紙，甚至其中一份是在北京出版、屬於女性自己的《北京女報》。
1901年，清朝廢除了科舉制這項傳統，全面實行列強的公務員考試製度，讓報名參加考試的人員寫作關於現代科學、政府、法律等問題的考試題目。洋務派大員、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和京師大學堂監督張白熙聯合上書，建議清廷在各省省會建立大學堂以及配套的預科學堂和中小學堂。
現代教育已經深入滿人貴族子弟之中，在北京八旗子弟中學中，滿人貴族子弟手中拿的是美國的教科書，他們都在學習英語。
一些胸懷大志的中國年輕人遠赴歐洲或美國最優秀的高等學府完成學業。大批學成回國的留學生擔任了清政府的內閣高官、駐外公使、海關總稅務司、鐵路總工程師等。以至於時任美國總統的威廉.塔夫脫在1908年的一個演講中提到，“他訪問中國時發現，耶魯大學畢業的中國留學生不是成為地方督撫，就是成了那些想方設法追求中華帝國振興的領導精英的秘書或者參謀”。
長期以來，禁止抽鴉片的呼聲在清朝一直很高。清政府也為此頻繁頒發命令，但很難真的實施。這是因為執行命令的成千上萬的官員自己同樣也是癮君子。
1900年代後，開始的打擊運動極為成功，取得了不少讓人滿意的成果。清政府頒佈詔令調查懲處吉林、河南、山西、黑龍江、福建、廣西、雲南和新疆的總督及行政長官。在朝廷全面打擊鴉片輸入和種植的時候，官員疏忽管制吸食鴉片的行為或者打擊力度不夠都會被視為犯罪。
晚清另一項成功的社會變革是婦女解放運動。清政府的學部下令，各地政府嚴加監督，只有沒有裹腳的女子才能進入女子學校上學”。1906年，清廷正式頒佈法令，規定父母們不要再給女兒裹腳。
然而，與婦女裹腳十分近似，同樣是陋習的“留長辮”則由於滿清政府的堅決反對，成為晚清一項失敗的社會變革。很多中國人，包括滿人貴族和漢族官員早已認識到“留長辮”是不衛生、不雅觀、不方便的陋習。1909年，一些官員冒險給當時的攝政王載灃上奏此事，但載灃拒絕了這個提議。直到農曆辛亥年，武昌起義爆發後，蓄辮作為舊的風俗習慣才被廢除。
為什麼婦女裹腳和留長辮同樣是陋習，但社會變革的成敗結果差異卻如此懸殊呢？原因是，滿族婦女從不裹腳，而留長辮則是滿人的象徵。1644年滿人統治中國後，剃髮留辮更成為統治權力的象徵。
清政府在這裡事實上暴露了在選擇改革目標和對象時，並非依據是否符合民意，是否順應歷史發展潮流，而是不能與自己的統治私利有一點點影響的選擇性改革。改革不是為了符合民意，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完全是為了封建皇權永固，稍微有一點點影響封建皇權的象徵，都是不允許改革的，更不用說分享皇權的半君主立憲制，和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政治層面完全不是一回事。明治維新立憲，天皇是主動願意和內閣分享權力。
大清即使不涉及政治層面的其他改革，清政府皇權也都是被動的，為的是減輕改革派人員們的反對力量，分化、瓦解改革派人員們的凝聚力。經濟，文化改革的目的，為的是封建皇權能夠繼續不變。
經濟增長奇蹟，使得朝廷也有足夠的錢組建了武器裝備精良的新軍。清末新軍除了捨不得那條長辮子，武器裝備的現代化已經不差列強了。新軍軍人的待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取得這些成就的原因，是因為經濟、文化層面的改革運動取得了奇蹟般的巨大成就。一些城市更成為改革運動的典範城市，特別是上海，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的發達城市。
然而落後的封建皇權這樣的極權政治，只醉心於經濟、文化建設的奇蹟增長、發展，不願意進行皇權政治改革，使之洋務運動取得的巨大建設成就並不能有利於大清國庫和富裕廣大人民。洋務運動使得滿人王公貴族們，漢族官員們都更加有錢、更加腐敗，而且還產生了壟斷資產階級，使得貧富差距更加拉大，社會矛盾更加加劇，甚至還發展與公平競爭這一歷史潮流嚴重違背的、人身高度依附於封建皇權的一些大清特有的特權人物——紅頂商人，比如郵傳部大臣盛宣懷。
上圖：亦官亦商的紅頂商人盛宣懷
即使不是紅頂商人，很多大商人被迫或主動與各大小官員們勾結在一起的情況，也比比皆是，見怪不怪了。大清經濟建設的大力發展，使得大小官員們腐敗的財路，比未經濟建設大力發展之前反而更加多了。
不發展經濟，皇權知道肯定要完。
但皇權不知道：只發展經濟，繼續實行不公平的封建特權體制，繼續捨不得那條心中的長辮子，一樣要完。看看下面這張圖片就知道了。
只有在大力發展經濟、文化的同時，皇權自願主動改革不公平的封建特權體制，捨得那條心中的長辮子，才能像歐洲延續百年、千年的王室一樣。至少像明治維新一樣，實行與內閣一起分享皇權的半君主立憲制。但最終仍然要實行真正的君主立憲制，半君主立憲制使日本走向了軍國主義道路，戰爭給自己的人民和受害國的人民都帶來了痛苦，天皇的位置要不是美國放一馬，也保不住。
傳統封建特權階級，新的壟斷資產階級，甚至嚴重違背公平競爭原則，發展大清特有的特權紅頂商人，這些既得利益者互相耍滑投機利用，互相抱團取暖勾結在一起，越來越有錢，甚至富可敵國。
但朝廷國庫卻沒有錢。經濟奇蹟增長的速度，遠遠跟不上割地賠款、寧贈友邦不予家奴、奢侈浪費、貪汙腐敗、監守自盜、武裝新軍的速度。
武昌起義爆發後，曾經無比忠於朝廷的袁世凱第一個反水，大清正式滅亡，打開國庫，只有十枚銀元。
亦官亦商的紅頂商人盛宣懷自己可是富可敵國。富可敵國的盛宣懷的確做了些慈善，不知是出於真心，還是掩蓋他利用特權貪得無厭的內心。作為郵傳部大臣的他，促使朝廷與民爭利，出了一個愛大清的餿主意，上奏朝廷將各省民間紳士和百姓眾籌到資本建立的鐵路、郵政轉為朝廷領導。
盛宣懷這個愛大清國的餿主意遭到了許多地方的紳士和百姓的共同反對，四川、廣東、湖南和湖北發生了保路運動。盛宣懷命令各地加以強硬鎮壓。農曆辛亥年，公曆1911年10月10日，大清的精兵——新軍，其主力奉命進入四川鎮壓的時候，武昌守備空虛，武昌起義爆發，進入四川鎮壓的新軍主力也響應起義，產生的後果，學校歷史書上早已清清楚楚寫明白了——大清亡。
武昌起義爆發後，盛宣懷遭到了朝野各方的譴責，許多人責怪他與民爭利的收路政策導致了動亂，盛宣懷被革職移居大連，永不再用。一不做二不休的盛宣懷後來又幹脆逃往大清事實上的敵國：日本。
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初，圓滑投機的盛宣懷在日本知道孫中山的南京政府急需籌款用作軍費，以對抗在北京的袁世凱民國北洋政府。盛宣懷便以所謂的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辦法取得日本借款，與開始還不明真相的孫中山南京政府聯繫上關係，想以此來挽救自己的不利處境。
盛宣懷和不懷好意的日本壟斷財閥秘密勾結策劃，意圖騙取孫中山南京政府分別在日本神戶和中國南京，同聽命於日本侵略分子的日本壟斷財閥三井和正金財團簽訂兩個性質相同的漢冶萍中日"合辦"賣國性質的草約。
上圖：盛宣懷蠟像
同年2月12日，淪為漢奸的盛宣懷從日本正金銀行提取300萬日元借款，把這筆錢的一部分轉三井洋行，三井洋行轉給孫中山南京政府約250萬日元。當真相被拆穿後，中國南北舉國譁然。盛宣懷在中國南北人民和袁世凱北洋政府，孫中山南京政府的強大壓力下，被迫同意廢除賣國性質的草約，並辭去漢冶萍公司總經理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