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于1993至1994年间召开了主题为“比较政治中理论的作用”的研讨会。埃文斯（Peter Evans）、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 鲁道夫（Susanne Hoeber Rudolph）、斯科特（James Scott）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杰出学者围绕该主题进行了精彩讨论。《世界政治》杂志汇编了各位学者的观点，以飨读者。
比较政治领域的理论之争并不新鲜，但是各类主张似乎存在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缘起于当时（20世纪90年代）比较政治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争论的一端是那些受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相对论启发的研究者，他们往往质疑因果推论的重要性以及理论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作用；另一端则是极端的方法论主义者（那时主要体现为理性选择学派），他们受经济学的影响，认为个体都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社会科学也完全可以通过一套逻辑自洽的假说与模型予以解释。介于二者之间的折中主义者——他们被一些人认为太“科学”又被另一些人认为太“不科学”——他们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特定理论，并通过各种方法对特定案例予以关注进而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在这次讨论中，他们着重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其一，简述各自的研究路径；其二，说明为何自己路径要优于他者；其三，为比较政治学的未来予以展望。
政观的三位小编分工了这篇长达五十页的笔谈，他们各自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的两位学者。但这样一来，芝加哥大学已故政治学教授鲁道夫的发言内容只能留给感兴趣的读者参照原文了。鲁道夫教授是著名印度研究专家，并且是美国政治学会历史上少有的几位女性主席之一。
彼得·埃文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教授
是什么推动着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不少人会承认这是源于我们对特定案例的关注，或进一步说，是通过研究特定案例以期理解甚至预测这个世界，进而让避免失误走向良治。对特定案例的关注以及案例历史纵深的理解，其实就是本次讨论所聚焦的折中主义路径了。这种路径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但同时将实证案例视作理论的基础；同时由于案例过于复杂，它必然需要理论加以引导。因此，比较政治中的折中主义者们往往秉持对理论与案例的双重介入。
在我的研究中，理论与案例都十分重要。首先，理论可以告诉我们哪些问题是重要问题。例如，我早期关于巴西的研究所试图解释的问题就是那些外国行动者是如何影响该国的工业化进程（Evans, 1979）。之所以选择这一问题，就是因于当时经济增长理论与依附论对此问题的持续关注。而当我关注国家在工业转型中的作用时（Evans, 1995），则是由于彼时新自由主义鼓吹最小化国家的声音弥漫学界。学界中的理论争论，引领着我通过实证研究参与其中。与此同时，理论还有助于帮助我们进一步描述机制，这在我之前的作品中都多有体现，例如我时常借助经济学理论以描述企业的运行机制。当然，理论的这些作用都是与具体案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案例也同样有助于理论生成与概念提炼，如“依附性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正是我对于巴西发展模式的具体考察。而在关注东亚国家后，我发现这一概念并不适合这些地区，这激励着我们重新审视之前的研究并展开新的工作，“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这一概念就是我基于理论的反思以及对东亚与拉美比较的产物。
针对理性选择主义，我并不认为它真的可以大行其道。首先，那种将宏观现象简单的化约为微观行为的幻想是不可行的，个体理性无法理解制度的复杂性。其次，如果将研究对象推向历史纵深，那么理性选择将会在面对各种复杂互动中力不从心。再次，即便理性选择的思想渊源，也就是经济学内部，也愈加强调历史要素在形式模型中的地位，这也为我为什么并不担心理性选择主义在政治学中过度扩张的另一原因。而至于近些年来同样日渐兴盛的文化主义路径，我认为它依旧难以撼动折中主义的地位。因为即便习俗、价值、符号等要素在比较政治中十分重要，但它依旧难以超越权力与国家这些更为内核的要素。与此同时，文化主义分析疏于预测，这种缺憾使其失去了不少追随者。在一个全球政治经济中，文化分析必须与传统政治经济相结合才能有更好的出路。
彼得·卡赞斯坦（康奈尔大学国际关系讲席教授）
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教授
我一直认为，政治学下的不同子学科或具体分析视角都不需要特定的学术立场。我一直欢迎学科间的交流和跨学科研究。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研究之间没有，也不应当有明确的界限。理性选择、文化研究和制度主义也应当互相学习。因此，好的研究永远是问题导向的，而不应该囿于范式偏见和学派门阀。好的教学也应当如此，教授不应该宣扬自己钟爱的学派，而应当引导学生专注于研究重要的问题。正因如此，如果有人问我应该他从事哪方面的研究，我实在无话可说。
我自己在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交叉领域工作了很久，这对我的分析视角大有裨益。在这两个领域中，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因此我们需要拆除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理论之间的藩篱，才能较为完整地认识真实的政治世界。譬如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国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行动者，所以政治偏好的起源和历史就显得非常重要。当然，你必须提出重要而且有趣的问题。这是研究中最困难的一步，也是教学中最困难的一环。范式、分析视角和方法几乎都可以适用“拿来主义”，而真正伟大的教育需要教会学生如何提出问题。
什么是比较研究？我认为它一种对社会科学变量间的分析性关系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会随着我们观测变量的情境而变。社会科学可以视作一个包容性的教会，但它下面的各个教派却往往陷入你死我活的争斗。过去是行为主义大战非行为主义，现在则是理性主义与诠释主义之间的缠斗。那么什么是国际研究？我觉得它无法就是对国际和全球现象的关注，包括国家间关系、转型过程以及国家边界内外的各种结构。事实上，比较研究和国际研究的学术潮流几乎是循环往复的。譬如国际关系研究始于战略理论和传统安全领域（1960s），随后拓展到政治经济学，然后分裂为理性主义和制度主义（1970s）。但不久之后，安全研究又再度兴起（1980s）。类似的，比较研究在旧制度主义之后转向了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学，但很快又开始拥抱新制度主义。
在上世纪40、50年代，学者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争论不休。到了60年代，定量-行为范式和定性-历史范式开始针锋相对。到了80、90年代，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成为了辩论对象，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学者都为此感到痛苦不堪。一般而言，比较政治的学者不会采取纯粹的理性选择范式，虽然这在国际关系的某些子领域中很流行。而对于文化研究，比较政治学界也大都持中立态度。因此，比较政治学可以同时从文化和理性主义的分析中吸取养分。诠释主义依赖于重构历史和挖掘谱系而非假设检验，但它可以帮助社会科学家思考有关认同与身份的议题。这在比较政治学中至关重要。相反，理性主义难以解释认同问题，但它可以在既定偏好的条件下来分析行动者的选择。因此，简而言之，在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中，权力和制度是由规范、认同和利益及其互动所共同塑造的。
政治科学、国际研究和比较研究都关注现实中的政治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研究当代的问题。事实上，现实世界给予我们灵感，让我们能用不同以往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同样的，历史也能教会我们重新思考当下。过去几十年的动荡反而激发了学者对于更久远历史的兴趣。毫无疑问，我们希望在历史中学会如何认清现在的方向。
无论如何，必须明确，在学科、领域、范式或视角间构筑藩篱无益于我们认识真实的政治世界。在盲人中独眼可以称王，但两只眼睛才能看得更深更远。
亚当·舍沃斯基（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亚当·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教授
有人邀请我谈谈研究方法，但我实在无可奉告。我是一个方法论机会主义者，我认为有用的方法就是好的。如果博弈论有帮助，我欣然接受。如果历史方法行得通，我也放心大胆地用。如果需要用解构主义，我也不会拒绝。在方法论上，我没有原则。
话说回来，我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因为比较研究学界还没有完全认识并接受它。一句话，比较一定需要反事实。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已经观察到的事实，我们还需要关于未被观察到的对象的理论。无论我们要做大样本统计还是个案研究，所有的比较研究者都应当将反事实谨记于心。
具体而言，我分四个部分来详细阐释。首先，究竟什么是“比较”。其次，为什么需要反事实。第三，比较和反事实的关系。最后，如何在统计和案例研究中应用反事实。
这里我首先介绍一个正在研究的例子，关于政体类型与经济发展。或者说，民主对发展的影响。比如我们观察1985年的智利，它是一个威权政体，而且人均收入每年衰退2.26%。那么要研究政体的影响，我们事实上希望有一个民主版本的1985年的智利，然后观察它的经济情况。因为我们需要比较民主和威权。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想要比较的对象并不存在。因此我们只能用半实验的思维，退而求其次，找一个只有政体不同而其他方面都极端相似的案例。如果这个民主国家的经济好于1985年的智利，那么结论就是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
这就是一种流行的研究设计，用过“匹配”的方法来实现“比较”。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多案例比较，无非就是在最大相似的设计中同中求异。当然，这涉及到现实世界中的“可比性”问题。拿瑞典和丹麦比是合理的，但拿瑞典和智利（或者肯尼亚/阿根廷）就有失公允了。匹配和比较可以解答很多问题，譬如政变对贫困的影响、贸易政策对经济偏好的影响、选举制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等等。我们也经常拿德国和英国比，或者拿日本和中国比。
回到政体类型与经济发展的问题。事实上，我找到了139个国家在1950-1990的数据。我把它们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类政体。我发现民主政体的年均增长率为2.44%而非民主政体为1.82%。回归分析也显示出民主对发展的显著影响。那么，我们能否就此得出预期的结论呢？
试想一下，1985年的智利是威权政体，但这并不是一个独立于经济发展的事实。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因果关系，譬如经济发展会影响政体存续，又譬如潜在因素会同时影响政体和经济。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那就是我们的样本中会有无法匹配的样本，因此我们的因果推断很可能有偏误。
如果我们假设民主政体会在5年的经济衰退后必然消亡，而非民主政体的存续则与经济情况无关。这时，非民主就成为一个完全外生的条件，而民主则是内生的。那么我们就很难为经济困难的非民主政体找到民主的比较对象。那么在潜在的结果中，我们观察到的样本本身就是偏误的。
事实上，我们有必要重新整个世界，它的生成过程本身就是内生的。可观察到的世界，正是我们自己缔造的。因此，可观测的世界对于我们想要研究的潜在条件而言并不是随机的。如果我们要比较，那就必须在相似的条件下观测自变量的影响。但相似的条件却总是求而不得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谈谈比较和反事实的关系。回顾上面的例子，我们发现一种可能：平均而言民主国家的增长率更高并不代表民主促进发展，而恰恰表明民主无法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生存。也即，“好的”民主生存下来被观测到，而“坏的”民主自行变成 了非民主政体。这在统计学上被称为“样本选择偏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学界正在做的比较研究也可能存在很多的样本选择偏误。
要解决这种偏误，我们必须构造反事实来填补没有观测到的样本。通过反事实，我们才能在相似的条件下比较民主和非民主的影响。当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我们要明确样本出现的具体过程，才能设定反事实。韩国通过出口贸易实现了经济腾飞。但为什么韩国选择了这种政策，巴西却没有？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开始研究韩国和巴西会不会在相反的策略选择中做的更好或更坏。假设韩国是因为美国市场才选择了出口政策，那么就要考虑如果巴西也能同样接入美国市场的后果。
这一过程在统计学中有标准方法：先模拟样本选择过程，然后产生反事实样本并用其与实际样本进行比较。这一思想也可以应用于小样本研究。譬如托克维尔认为革命并不会引起社会的实质性巨变。但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样本选择过程：革命本身只会发生于难以改变的社会中。那么我们就要研究，如果革命发生在易于改变的社会中，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因此，我建议在进行比较研究之前先来一场思维实验。详细的写出你的案例，譬如韩国和巴西。然后通过“搜索和替换”的word功能，把这两个国家的名字互换。最后再重读你的案例，留意其中说得通与说不通的部分。此时也许你就明白了样本选择的真实过程。
总而言之，对于可能的世界而言，可观察的世界不是随机的。我们必须通过反事实来纠正样本选择偏误。注意，真实世界中的样本不是成对出现的，因此对于机制的理论化要远远重于对于现实样本的匹配。
詹姆斯·斯科特（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教授
我不太擅长抽象地描述自己如何在比较政治中从事理论研究。我更擅长去做而不是讨论怎么做。我写了一句比较研究的重要格言，待我最后揭晓。在发言的主体部分，我想分享一些正在做的研究，这些工作体现了我对比较政治研究方式的偏好。
我对理解发展灾难（development disasters）很感兴趣。要理解为什么不同民族、族群、宗教的人的互相残杀似乎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更加困难但重要的是解释为什么那些表面上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schemes）实际上却是致命的。
让我从所谓的“国家简化”（state simplifications）的论点开始，也就是为什么国家需要以图解的方式（schematic ways）来理解社会。我希望让读者了解这些项目的潜在危险，尽管我认为它们也是必要的。某些类型的知识和统治需要缩小视野。狭窄的管道式视野的最大好处就是使原本非常复杂和难以处理的现实变得清晰可见。这种简化使处于视野中心位置的现象更清晰，因此一方面更容易被度量和计算，另一方面也更容易控制和操纵。我将以18世纪普鲁士和萨克森所发明的科学林业和现代国家土地制度的演进作为国家简化的模型和隐喻。（译注：参见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它们被用来隐喻利益界定明确的大型机构的知识形式和操纵特征。国家也许是这类机构中的突出例子，尽管不是唯一的例子。通过了解这种简化和操纵如何在森林和土地管理中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视觉操作如何在其他领域展开，包括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
对于行政管理而言，森林和土地的原始形式过于复杂且不实用，创造出一片更容易被国家统计、控制和评估的森林和土地是合乎逻辑的要求。事实上，在国家的支持下，森林科学、土地科学和几何学有能力使无序和混乱的真实森林和土地更加符合网格式的技术管理要求。但是，其结果必然会冻结一个活的过程，牺牲现实的可塑性和适应性。而强制执行这种标准化和简化制度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它从根本上贬低了地方知识和自治，这种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专门知识改变了地方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人们也必须按照国家的标准和分类而生活。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我将提出这样的论点：这种简化与其他因素（如改善人类生活的现代主义计划）结合在一起可能会变得致命。
总之，我想说的是国家如何简化其所管理的社会和学者如何简化其所研究的社会之间的类比。两种类型的简化都是必要的，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也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不将简化过程嵌入到具体的案例中就无法进行思考。我从来不能理解抽象的概念，除非我能通过一些我理解得很好的东西来运行它们。因此，我觉得人类学家的方法非常重要，他们自己好像一个相机，在田野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观察和记录，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闭上眼睛都在工作。拥有能够仔细测量的仪器固然不错，但是如果只通过仪器来观察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很可能是一个难以扩展和极度贫乏的世界。这些工具限制了你可以得出的结论。虽然我原则上反对格言，因为它们有固化成教条的风险，但我还是要说：如果你一半的阅读没有超出政治学的范围，你就有和其他亚种（subspecies）一起灭绝的危险。本学科大多数值得关注的创新都受到了其他领域的见解、实践、概念和范式的启发。只在本学科范围内阅读，可能会复制正统观点，远离创新的源头活水。
西达·斯考切波（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与政府系教授）
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教授
比较政治学，以及比较社会学，都应该是以“比较”为前提，而非单单是对某个国外政治社会现象的研究。与此同时，“比较”的价值一方面在于检验既有的理论与假设，另一方面还在于在因果分析中形成新的理论与假设。我将这种路径称之为“宏观分析的比较历史研究”（macroanalytic comparative history），它在探索国家形成、政体变迁、革命与社会运动等方面都展现出了巨大优势。在这种意义上，我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在学术史上具有议程设定（agenda setting）的意义。这倒不是说它具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并终结了相关话题。而是说，该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进而很多学者围绕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另一些学者则沿着它所提供的方法继续从事比较历史研究。
在这里，我主要讨论的是该书受到的各种挑战。第一类挑战来自于以布洛维（Burawoy）为代表的理论导向的研究者，他们认为比较历史分析的固有缺陷来自于它缺少一个既有的理论前提。而且，这样的研究是以经验归纳而非理论演绎而得出的结论，且必然受到了案例选择的影响。相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研究，诸如托洛茨基的分析，则具有更大的优势。针对这种批评，我有专门的文章予以回应，但我甚至这种挑战是否能够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尚另当别论。我想表明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其它理论一样都为“革命发生论”提供了思想启迪；但也同其它理论一样，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历史证据不符时，我们就应该对其重新审视，而不是教条般加以应用——这也是比较历史的优势所在。
第二类挑战来自理性选择学派，他们认为，科学研究的标准在于能否提供一套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演绎模型（Kiser and Hechter, 1991）。在他们看来，比较历史分析着实是一种概念混杂且只关心少数案例的老掉牙了的历史研究法。当我满怀期待地想看看以微观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是如何超越《国家与社会革命》时，两位作者却话锋一转，开始拿泰勒（Taylor, 1988）的例子来说事儿。我又冲到图书馆找来泰勒的文章，发现即便是泰勒自己也承认他是在修缮而非颠覆《国家与社会革命》的观点，而将个人层面的进程与宏观冲突和制度进程联系起来的做法在我的书中也多有体现。总之，理性选择理论并没有为革命运动或政权更迭提供因果解释的理论，微观分析似乎无法完全适用于宏观变迁。
最后一种挑战脱胎于《国家与社会革命》之中，但日后在一些学者的推动下却沿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休厄尔（William Swell, Jr）是典型代表。先前，休厄尔批评我忽视了观念与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作用；如今，他则将批评的矛头转向了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休厄尔认为，比较历史分析完全背离了历史研究最宝贵的品质，反而希冀于实验的逻辑运用于复杂的历史背景，从而导致了对历史的断章取义与肆意拼凑。为此，他倡导“事件型时间”，强调历史的叙述。
休厄尔批评我割裂历史，是的，我就是这样做的，这也是研究的必然要求，否则研究者无法在如此宏大的历史中分析具体事件。至于他所推崇的叙事社会学嘛，历史叙述是迷人的，即便是三岁小孩也喜欢听故事。但是，只有当我从事比较分析时，我才能针对革命的发生及革命后的重建复杂历史加以叙述。换句话说，如果我没有通过比较方法和因果分析认识到国家崩溃与农民起义的重要性，我也就不会挑选案例并加以叙述了。因此，如果休厄尔承认《国家与社会革命》展现了“叙述”的力量，那么他就不能忽视比较方法所发挥的作用。历史叙述与比较分析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单纯使用休厄尔等人推崇的方法，那么研究者尤其是初学者会陷入纷繁复杂的历史中难以理清头绪。休厄尔的路径的确有利于丰富历史描述，但却无助于进一步解释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过程及其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后者反而是比较政治学与比较社会学的初心与归宿。
综上，比较的方法十分重要。对于比较研究者而言，比较历史分析作为一种折中的路径：它既可以让我们关注复杂的历史进程，同时还可以让我们从中得出有价值的理论。我相信，宏观因果分析的路径为学者研究现代世界的政治变迁提供了十分有力的工具。我们乐于和理性选择学派以及从事历史叙述的学者们对话与合作，但是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们屈服于任何一方。我们比较历史研究者无需妄自菲薄！
阿图尔·科利（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
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教授
几位比较政治的领军人物各自阐述了理论在比较政治中的作用。每位与会者的不同意见已经以相对简略的形式提出，没有必要再作总结。因此我的总结包括对于三个重要主题的简短讨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学者们的共识。
首先，比较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问题驱动的研究领域。推动比较政治研究的是现实世界中具有重要性的难题。这种问题导向将比较政治与其他以理论或方法驱动的社会科学领域区别开来。由于对现实世界问题的浓厚兴趣，比较政治学者倾向于将理论、取向和方法主要当作帮助建构和解释经验问题的工具。
关注，关注因果普遍化的重要性。鉴于重要问题需要解释，比较政治学者追求因果分析，希望识别在各种可比较案例中存在的关系。虽然这是传统的研究规范，但这一取向近年来受到了其他学者的挑战，他们认为存在其他同等目标的学术目标，尤其是在诸如对外国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深描、对“他者”的同情理解、对常用概念类型的批判性结构等研究中。
如果该领域的问题导向倾向于将理论的作用降级为经验研究的工具，那么对因果普遍化的追求则将理论的作用抬到了极致。这种健康的张力，加上其他的学术偏好，使得比较政治学的学者倾向于追求各种各样的知识策略来创造具有理论意义的学术成果。因此，最后一点所关注的，与其说是研讨会参与者达成一致的领域，不如说是他们偏好的多样性。
试图产生理论的学术研究可能有宏观或微观的焦点，也可能沿着演绎和归纳的维度变化。在上述两个维度的二分基础上通过传统的2x2矩阵可以得到四类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倾向。大多数比较政治学的学者属于第2类，即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往往是宏观的（例如，民主、革命、国家），而试图发现或检验对这些现象的因果解释则导致学者研究一个或多个国家的案例。
综上所述，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评估理论在比较政治中的作用。学者们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观点。然而，一个重要而令人惊讶的结论是，当代的理论争论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分歧。尽管理性选择和后现代文化取向都带来了挑战，但是与会者坚持一个比较政治的宽泛“核心”。这个“核心”的最小定义包括问题导向和因果普遍化的承诺。除此之外，各种理论取向也被认为是可取的。在这一点上，在微观归纳取向和演绎的框架提供重要补充的同时，大多数比较政治学学者追求与理论相关的宏观实证分析，通过不同的概念视角和利用各种数据关注一个或多个国家。
编译/审校：释启鹏、陆屹洲、何家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