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和魚,改變了我們的歷史?

在我國,一說到南北方差異,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北方人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南方人撐船打魚、稻花飄香的景象。而從飲食習慣上我們可以知道,這個“肉”,主要指的是豬肉,“漁”是指人們在江河湖海里捕魚或者釣魚。這可以從側面反映出,一直以來祖先們在對肉食的獲取上,北方以豬肉為主、南方以魚肉為主。那麼,這種明顯的差異是怎麼產生的呢?

豬和魚,改變了我們的歷史?


養豬是個大進步

北方人吃豬肉、南方人吃魚肉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原始社會的人們在長期的打獵過程中,隨著技術和工具的不斷改善,獲取的動物也不斷增多,這不但滿足了人們日常的生活所需,並且逐漸有了富餘。當時的人們將富餘的獵物飼養起來,並且在飼養的過程中將其馴化,從而形成了“六畜”。

在北方,尤其是黃河流域,從野豬轉化而來的家豬,逐漸成為馴化和飼養的主要動物,因為無論在獵取、馴化的難易程度還是食用的實用性上,豬肉都是上好的選擇。野豬相對於其他的大型動物來講,更易於捕捉;相對於小型動物來講,豬的經濟價值更高,與雞鴨等小動物相比,一頭豬可供更多人吃,而且豬肉的營養提供更全面;豬是雜食動物,在飼料上沒有嚴格的要求,當時的農作物如一般穀物即可,易於日常飼養,飼養難度比其他動物要低一些。

正是由於這些優點,養豬被人們所接受並傳播開來,到距今8000多年前,飼養家豬的方式在黃河中上游地區得到廣泛的推廣,距今6000多年以來,在全部獲取肉食資源的活動中,飼養家豬活動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直至佔據80%以上,而黃河下游地區的古代居民在程度上則偏低一些,但總體上也是位於主要地位。

魚,南方人的所愛

在南方,養豬吃肉卻沒有受到歡迎,尤其是在長江流域。在長江中上游地區,距今7000年左右就開始出現家豬飼養,但是一直沒有受到重視,長江流域主要以狩獵和捕魚撈貝為獲取肉食的主要方式。直到距今4000年左右原始社會結束時,各個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中都包含大量的魚骨。有一個考古實例很有意思:在距今約5500~5100年的大溪遺址發現的一些墓葬裡隨葬有魚,比如在153號墓的女性死者的雙臂下各放一條大魚,魚長半米左右,幾乎與死者的手臂一樣長。這種以魚作為隨葬品的現象並不少見,南方人注重捕魚的行為在此得到了印證。這種情況在我國的其他地區是十分罕見的。

長江中上游地區的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遺存除了魚骨之外,野生動物的種類也很多,其中以鹿科動物的數量最多,可見當時的狩獵活動也比較興盛。長江下游地區的一些原始社會的遺址裡也發現一定數量的魚骨,這些遺址的魚骨證明,魚類在這個地區的飲食中有著重要的地位。

這個地區自距今8200年前就開始出現家豬,但是從距今8200年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各個遺址裡出土家豬的數量始終很少,出土的動物骨骼中以鹿科動物為主的野生動物一直佔據優勢。在漫長的原始社會時期,長江下游地區的人們獲取肉食的方式基本上也是以狩獵和捕魚為主的。

所以,根據上面的種種證據我們可以確定:以黃河流域為主的北方人主要通過養豬來獲取肉食,以長江流域為主的南方人主要通過打魚、狩獵獲取肉食,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可是,同為華夏子民,相距算不得千山萬水,怎麼會產生這麼大的差異呢?

自然環境造就的選擇

我國北方冬天的氣溫大部分處於零度以下,根據考古發現,當時的黃河流域在冬季的大多數時間裡都是結冰期。由於溫度的限制,魚的產量比南方相對較少,而且冬天封河,更是給出船打魚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在北方依靠打魚獲取肉食,多少顯得有些困窘而不靠譜。在環境的壓迫下,我們聰明的祖先就開始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日子。我們祖先馴養野豬為家豬,並將其進行日常的飼養,在不斷地摸索中進步,演變到了至今以吃豬肉為主的肉食習慣。

而在南方,由於其地理氣候等優勢,漁獵也相對容易一些。我國南方的地形尤其是長江中下游,多水多澤,一向有“江南水鄉”之稱,魚類資源因此也就更豐富些。南方氣候溫暖溼潤,有利於魚兒生長的同時,沒有了北方的嚴寒冰雪,也方便了當地居民全年的漁獵活動,保障了當地居民的全年肉食供給。而養豬要求有相對固定的居所進行圈養,也要有比較充足的飼料,與當時獲取更為容易的魚蝦相比,通過養豬來獲取肉食的方式自然會受到冷落。

由於以上種種,形成了北方以豬為主、南方以魚為主的肉食格局。而這種格局也導致中國南北方文化產生了很大的不同,比如在中國的傳統菜系中,形成了北方以煮肉為強、南方以烹魚為精的特色,而更深層次的是,其對古代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影響也是出乎意料的。

豬和魚孕育了不同的文明

前文說到,豬需要有相對固定的地點進行圈養,還需要有大量的以穀物為主的飼料進行飼養,就像漢字“家”,有房子,裡面還要有豬。而在原始社會以至於之後很長的古代社會,人們的生活是由不固定逐步走向固定的;在食物的獲取上,由於技術的落後以及勞動力的不足,很長時期內,人們獲取的穀物連自己的肚子都不能滿足,更不要說飼養動物了!

隨著社會的逐漸發展,人們逐漸住進房子,從採果實走向種植物。隨著生產技術的提高,農作物有了剩餘,這就為養豬提供了食物準備。而養豬的成功也極大地改善了古代居民的生活質量。

為了保障養豬這種獲取肉食方式的長久實行,古代先民們也是做了很多努力。其中,建立有效的中央集權和完整的國家體制,跟養豬需要穩定居住的條件不無關係。

前文提到,養豬需要有穩定的居所和富餘的農業收穫。而穩定的居住環境和農業生產需要強有力的國家政權來守護:面對大自然的侵襲時,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去組織人力物力抵抗自然災害;在面對社會問題時,更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去保證境內居民的居住安全和生產安全,不受歹人和外人騷擾,避免戰爭帶來的混亂。

正是基於這樣的目的,在養豬比較普遍的古代中國的北方,中央集權政治比較發達,也相應帶動了社會其他領域的發展,所以造成中國古代前期黃河流域的政治要發達於南方的局面。

而在以捕魚為主的南方,卻在很長時間內基本沒有建立強有力的政權,例如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從墓葬可以看出,成年死者大多埋葬於公共氏族墓地,沒有明顯的階級等級,隨葬品也很少,不成規模,遺址的遺存也明顯落後於比其稍早一點的北方的龍山文化。與以大溪文化為代表的南方文化相比,龍山文化已經有了政權組織形式的初級模型,有了管理者和管理機構,最明顯的是有了貧富分化。龍山文化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都比大溪文化要發達。

總體來說,“原始社會的北方比南方更進步”,這個觀點從考古學家的發現來觀察,不難得到證明,但是我們怎麼能進一步肯定,這與養豬有關係呢?可有史實來支撐這個“養豬推動文明進步”的觀點呢?這當然是有的。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的對比就可以證明,養豬與政權的興盛還真的有關係。

養豬與不養豬的區別

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良渚文化,位於今天的杭州餘杭區,屬於南方的文化。其讓人讚歎的除了玉器以外,家豬飼養也成為大家感到驚奇的地方。在良渚文化遺址中,家豬骨骼在出土的動物骨骼中突然佔據多數,顯示出家豬飼養在這個時期成為獲取肉食的主要方式。

不過在良渚文化之後的馬橋文化(位於今天上海馬橋一帶)的遺址裡,考古學家發現,長江流域的先民們又恢復到原來的狀態。馬橋文化時期不但豬骨、玉器並未發現,而且其他的出土文物也遠不如良渚文化豐富。另外,馬橋文化原始文字的結構和表意方式,比良渚文字更為簡單,出土的文物更多的是帶有漁獵的色彩,如打魚時使用的工具等。漁獵活動下的馬橋文化,社會結構也比良渚文化要簡單得多。從以上種種跡象我們可以看出,馬橋文化遠不如良渚文化發達。

關於良渚文化時期的先民們為什麼突然有興趣開始養豬我們已無從得知,但是,從考古的種種證據看,在長江流域,良渚文化在原始社會時期,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都領先於其他原始文化。我們可以大膽地認為,這與養豬還是有關係的。

也正是因為北方和南方在獲取肉食的總體方向的不同,所以導致了我國古代早期北方要先進於南方的狀況,無論政治、經濟還是文化。

所以說,還真別小瞧了養豬的作用,它在滿足了我們口欲的同時,這也曾推動過歷史的車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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