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辰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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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需要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为了顺利平叛，给予年羹尧极大的权利，说是西北王丝毫不过分。年羹尧势力的膨胀，引起了雍正的警惕，最终下定决心清理门户。同样是门人，李卫和田文镜就好多了，对于年羹尧的下场，雍正要负一定的责任，但年羹尧也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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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非要置年羹尧于死地，不是因为雍正刻薄寡恩，很大程度上是年羹尧自己作死。小编不才，理由如下：
1·雍正其实并不刻薄寡恩，而且很是优待那些国之栋梁。
比如雍正对始终支持他的十三弟胤祥，就很是优待。胤祥，在水利、军事、审案等方面，大有成就。大清共有铁帽子王12位，而胤祥是雍正时期唯一的一位铁帽子王。
三朝元老张廷玉对稳定当时大清的社会秩序，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他安抚流民，收复民心；他跪请宽限赋税，给百姓争取了一段缓冲期。张廷玉作为大清唯一可享太庙的汉臣（雍正遗诏），他不受雍正优待吗？
受雍正优待的臣子还有好多，比如鄂尔泰、李卫、田文镜等等。
2·嚣张的年羹尧屡次触碰雍正的底线，以至于落得被赐死的下场。
（1）年羹尧卖官鬻爵，权势已威胁到君权。
当时关于朝廷上文武官员的任用，作为大将军的年羹尧很是喜欢插上一脚。一些职位甚至明码标价，只要是年羹尧推荐的人，兵部一律优先任用。此等权势，作为皇帝，雍正能不急眼吗？有句话是这样子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
（2）非常时期，年羹尧贪污受贿，且数量颇大。
康熙末年，大清国库只有2000多万两存银。雍正初期国库财政更加紧缺，方方面面都急需白花花的银两。因此雍正帝极其厌恶贪污受贿的臣子，对这些国家蛀虫惩戒起来也是好不手软。这时候，年羹尧还不知收敛，继续顶风作案，敛财达数百万银两之多。年羹尧这时候贪财，不是正好给了雍正帝杀鸡儆猴的机会吗？
3·作威作福的年羹尧得罪了太多人，情商堪忧啊。
年羹尧若赠送东西给下属官员，下属收到礼物后还需叩谢跪恩。下属也是人，好得也算是个官，他们也要面子的呀。额，此操作得罪下属一波。
年羹尧喜欢把同级官员看作下属，发个平行公文，还号称什么“令谕”。能做到高位的大臣，谁没有几分傲气与脾气，由得你年羹尧作威作福。
对于雍正身边的那些宦官和御前侍卫们，年羹尧依然毫不犹豫选择得罪。年羹尧也不想想他们虽职位卑微，但向雍正帝进言的机会多啊。毋庸置疑，年羹尧愉快地飞奔在得罪人的道路上。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年羹尧的凄惨下场，他自身得负主要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