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衛生防疫工作面臨極大困難：一方面要面對艱苦卓絕的戰爭環境和醫療資源的極端匱乏；另一方面，在150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有100多萬文盲，2000多個巫神，群眾普遍存在迷信、愚昧、不講衛生的習慣。能否做好宣傳群眾、教育群眾、引導群眾和服務群眾的工作，就成為決定衛生防疫工作成敗的關鍵所在。
教育群眾 成風化俗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陝甘寧邊區把衛生防疫工作納入政權建設的軌道，從組織建設、政策法規、制度完善等方面予以全方位推動，重點是改變群眾迷信、愚昧和不衛生的生活習慣。
醫療隊員們走村串戶，不僅積極救治病患，還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不怕髒、不怕累，很快與群眾打成一片。延安一年四季都有胃腸道傳染病流行，人員死亡的事常常發生。經醫療隊員們調查發現，發病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飲水不潔，水源周圍多汙穢不堪，且民眾有直接飲用生水的習慣；二是廚房不衛生，存在距離廁所近、蚊蠅多、灶具不乾淨等問題，做飯時也有不良的衛生習慣。找到病源之後，防疫工作者制定了相應措施，幫助群眾解決全市範圍內的飲水、廚房衛生問題，要求飲用燒開之後的水，採取措施安排婦女將燒開的水送到田間地頭供勞動者飲用，逐步養成喝開水的習慣。
各地醫療隊在幫助群眾解決病痛的過程中，切身感受到封建迷信給大家帶來的巨大傷害。據《解放日報》記載，延安曾有巫神161人，每年每人跳神“看病”多達36次，且費用極高，請他們“看病”的百姓往往落個人財兩空的結果。各地醫療隊組織了各種各樣的巫神坦白大會，揭露他們跳神過程中的騙人伎倆，更用科學的診療結果教育群眾，從根本上破除群眾的恐懼和疑惑。延安子長縣一對母子患麻疹併發肺炎，孩子疹子發不出來，昏睡不醒，已經被請來的巫神宣佈“不可救了”。醫療隊派了兩位醫務人員登門救治，精心護理，終於使孩子脫離危險並在不久後痊癒。
組織群眾 分區防疫
為推進防疫工作制度化、規範化、科學化，邊區於1940年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員會，負責延安境內的衛生防疫工作，還在各大機關單位、區鄉各級根據需要成立分會，具體負責各單位、各區鄉的衛生防疫工作。這樣的組織體制，有效推動了衛生防疫工作的開展，在疫情暴發期間還能更好地組織群眾，真正做到分區防疫，有效隔離。
1942年3月，河曲、綏遠、寧夏等地發生鼠疫，為避免疫情傳入邊區，陝甘寧邊區成立防疫總委員會，地址設在中央醫院，直接領導延安40華里範圍內的防疫工作。下設東、南、北、西北四個防疫區，涵蓋了市內所有鄉鎮，各區設防疫分區委員會，分別由留守兵團衛生部、邊區衛生處、八路軍總衛生處和中央總衛生處負責，責任明確，各司其職，使防疫區域不留死角，防疫措施落到基層、落到實處。為加強防疫督導，由延安市公安局各分駐所和各鄉政府擔任檢查、督促、糾察的任務，在防疫一線保證各項防疫舉措得以執行。在疫情已經發生的區域，這樣的組織機制反應迅速，可以第一時間派出救災工作組，進行防治疫情的宣傳、組織工作，及時採取隔離措施，將病患和無病者分開。對疫情較為嚴重的村莊，則暫時斷絕其與其他村莊的往來，以達到防治疫情蔓延的效果。
服務群眾 救死扶傷
在各種資源都極度匱乏的延安時期，掌握一定專業知識的醫務人員是最為短缺的“資源”之一，他們數量不多卻是開展衛生防疫工作的主力軍，在防治疫情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無疑是巨大的。1944年發佈的《關於開展群眾衛生醫藥工作的決議》中，對醫務人員提出了明確要求：重視自己神聖崗位，加強自己為群眾工作鞠躬盡瘁的精神，以求邊區大量疾病死亡現象能夠減輕和消滅。
延安時期醫務人員治病救人的“病房”，常常是坐落在每一個發生疫情的鄉村農舍。1942年，延安附近幾個鄉發生了急性傳染病，許多村民上吐下瀉。延安防疫委員會派出幾個防疫隊，下鄉執行調查、治療和撲滅任務。曾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的徐根竹率領兩位隊員於4月前往疫情嚴重的川口三鄉。此病來勢兇猛，患者往往一到三天就死了。老鄉們燒過香、找過巫神，結果還是無法挽救，都感到十分恐懼，甚至已經有人開始搬家遷往別處。徐根竹和他的醫療隊在發病的鄉村住了兩個多星期，經過耐心縝密的調查、走訪和醫療救護，救活了15位嚴重病患中的11人，找到了疾病流行的源頭——兩條受汙染的河流。防疫隊幫助百姓制定了消滅病源的辦法，監督百姓遵照實行，直到疫情撲滅才回到醫院。（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