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当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争议领土重燃烽烟时，土耳其再一次深入纷争漩涡之中。伴随埃尔多安的强硬表态，安卡拉用无人机和雇佣兵推动战争的持续升级，为“好兄弟”的阿塞拜疆提供全面支持。由于土耳其的介入，阿塞拜疆不仅攻城略地、攻势迅猛，更是直接拒绝传统调停方美法俄三国的停火要求。
而这只是土耳其的数条战线之一，它参与叙利亚、利比亚的内战，对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发动军事行动，在与希腊和塞浦路斯的争端中提出领海要求。看似争强好胜的“莽撞”行为，却巧借地缘局势的复杂与自身优势来攫取利益，令欧洲如鲠在喉却又无可奈何。然而，光明背后即黑暗，依然严峻的经济困境正在为帝国荣光蒙上不确定性的阴影。
四面出击，来路如何？
在过去的数月中，土耳其采取了广泛、有时甚至是挑衅性的行动，以扩大其在亚欧交界地带的影响力。年初，土耳其几乎单枪匹马地立于叙利亚西北部，设法阻止了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的空袭与地面进攻，为反对派保留了最后一个据点——伊德利卜。今年五月，土耳其向利比亚部署军事顾问、武器和无人机，以支援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并逼退法国支持的哈夫塔尔“国民军”。可以说，土耳其在扭转战争势头方面的冒险和成就令不少人颇感震惊。凭借在利比亚的势力，土耳其海军正在计划成为地中海东部更有自信和存在感的力量。八月，由军舰护卫的勘测船无视欧盟，频繁游弋于争议海域，仅仅数周，土耳其的武力展示就将其与希腊的旧日争端升温到威胁地区安全的程度。
（8月，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
一切的起始似乎是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对内战进程的干涉成为土耳其试探国际政治敏感性的实验室，结果不言而喻，没有国家对它逐步升级的扩张性行为形成强而有力的阻碍。相反，由于动荡的长期化和碎片化，挺身而出的土耳其已然成为不可或缺的区域参与者，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叙利亚获得的成功，鼓励安卡拉当局将这一经验继续移植，并形成一套“先打后拖”、从既成事实中获取议价能力的模式。无论是利比亚、地中海还是到如今的外高加索，土耳其基于威慑与恐吓的战略能够奏效，均依赖于欧洲还没有从原有的战略思维中摆脱出来。
对于北约而言，土耳其是联盟除美国外的第二大常备军事力量和重要预算来源，占据亚欧十字路口这一战略要地。即使它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防御系统、违反利比亚武器禁运、在东地中海激进钻探、妖魔化以色列以及越来越多地在盟国间散播谣言与不和，依旧难以割舍。土耳其与其他西方盟国之间的战略鸿沟，对该组织的价值观和集体防御提出了公开挑战，但北约协商一致的运作方式，又无法将其剔除或施加制裁。显然，目前土耳其对离开一个获得美国支持并在西方世界立足的组织没有兴趣。对于欧盟而言，尽管可以中断双方日渐模棱两可的一体化进程并采取强硬措施，但土耳其收容的360余万难民却随时有可能成为欧洲大陆的“悬顶之剑”，引发新一轮的难民危机。对于俄罗斯而言，从大西洋到黑海铁板一块的北约显然不符合其利益，为避免将土耳其彻底推向西方，仍需在同土耳其的间接对抗中维持合作和脆弱平衡。没有人愿意坐视“鸡蛋上跳舞的人”成为“房间里的大象”，但在现阶段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欧洲无法承受将土耳其排除在外的巨大损失。
（2019年12月，在伦敦举行的北约峰会）
雄心勃勃，出路何方？
在总统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土耳其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和民族主义色彩，不断增加的海外军事行动被认为是埃尔多安强人政治和战斗个性的体现。在西方媒体尤其是欧洲报道的语境中，埃尔多安的“炮舰外交”的品味、迷信军事力量可以在大国占据一席之地，初是土耳其咄咄逼人的心理根源。但透过现象，我们应该看到土耳其利用战略机遇实现跃升的雄心与规划路径，即短期树立地区主导权，长期谋求奥斯曼帝国昔日的荣光与地位。
从短期来看，土耳其的外交自信一方面来自于自身综合实力的升级过程；另一方面来自于对不断变化的地区力量的反应，尤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抽身。2002到2019年间，土耳其国内GDP由2300亿美元上升到7500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相对自主的军工产业。当2016年特朗普政府开始战略收缩时，土耳其把握住了时机。美国在中东的逐步退出，对北约事务的态度转变，产生权力的真空，土耳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