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美國還是資本主義，只要資本還要流動，只要中國繼續改革開放，這兩個經濟體就不可能完全脫鉤。
掃圖中二維碼，可看新京報“疫見·世界觀——海外大咖訪談錄”專題。
“超級全球化”已無可能，疫後世界將進入“有限全球化”
2020，一場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帶來巨大沖擊，疫情已經持續了五個多月，但眼下來看，似乎仍未有停止的跡象。改變，已經不可避免。
這些改變，既存在於經濟層面，也作用於政治層面，對主權國家社會以及國際社會，也將有所重塑。後疫情時代的世界，在很多方面將會以一種新的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
疫後的世界，人們尤其關心以下命題：經此一“疫”，世界政治格局將會產生怎樣的變動？全球化是否還會繼續，下一步走向如何？中美關係面臨怎樣的前景？對中國而言，這次疫情帶來哪些“危”，又孕育著哪些“機”？
帶著這些問題，我們採訪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前所長鄭永年教授。鄭永年成長於中國，求學於中美，就職於歐亞，他既有廣闊的國際視野，也有對祖國的深切關懷，常有獨到見解，是近年來國際上影響力最大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
鄭永年教授認為，這次疫情將深刻影響地緣政治；全球化不會停止，但將進入“有限全球化階段”；中美關係更加複雜，但對中國也意味著諸多機會，關鍵看中國如何去把握。
鄭永年：著名國際關係學者，中國問題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前所長。作者供圖
疫情對世界政治經濟的影響可能超出想象
新京報：鄭教授你好，感謝你能接受我們的採訪。現在新冠肺炎疫情仍是全球輿論關注的重要話題。大家都知道疫情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將不可避免，有人認為，世界會陷入地緣政治競爭，你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鄭永年：我覺得不管有沒有疫情，地緣政治一直在變動，地緣政治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實際上地緣政治的變動跟大國的興衰有很大關係。譬如保羅·肯尼迪所說的“大國的興衰”，包括修昔底德陷阱，它們都是地緣政治引起的。基辛格相信地緣政治。
那麼，疫情對地緣政治當然也有影響，這種影響主要存在於三個方面——
首先是對大國本身有影響。這些大國，包括中國、美國以及歐洲諸強等。具體的邏輯關係是怎樣的呢？與抗疫有關。
在這次抗疫中，有的國家抗疫比較成功，就能及時對疫情造成的衝擊止損；而有些國家不太理想，比如美國，目前感染病例已超過213萬，死亡超過11萬，且疫情還在蔓延，現在又出現了抗議示威運動，對美國的社會經濟衝擊巨大，而這最終也會影響本國經濟社會發展。所以就是說，疫情應對得好，國力就會變強大；反之，國力就會受波及。
其二，疫情對國家之間的關係會造成影響，這裡的重點是中美關係。其實在疫情之前，地緣政治的影響已經開始了，表現就是中美貿易摩擦。美國禁止高科技輸出中國，也不允許中國的高科技去美國，甚至不能去美國同盟國，這是地緣政治的直接表現。而疫情加快了中美地緣政治的變動，比如最近美國禁止部分中國留學生和研究者入境，這是地緣政治影響的一個側面。
地緣政治影響的體現，除了大國內部、國家之間，還有第三個層面，即國際組織層面。國際組織一直很重要，二戰以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這套國際體系，在協調各個國家之間的利益糾紛、促進世界和平發展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現在，我們看到，國際組織在疫情期間影響力變弱，聯合國能做的很少，WHO也受限明顯，難有有效決議與行動。
所以，我覺得這次疫情對地緣政治的影響是全方面的，而且可能超出我們的想象。
新京報：這次疫情，世界供應鏈、產業鏈受到巨大沖擊，人們反覆提及，經濟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你如何理解這個問題？
鄭永年：當我們說經濟全球化，我們首先要了解全球化本身的形式與內容，它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是不一樣的。
其實沒有一個統一的全球化概念。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就已經提到經濟全球化了，那個時候的全球化主要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無論是馬克思時代還是一戰以前的全球化，我覺得全球化主要是區域性的，主要集中在西方國家。比如帝國的殖民地政策，也是一種全球化。
二戰後到上世紀80年代的全球化又是另外一種全球化。這個時期的全球化是基於主權經濟體的全球化，其具體形式與特徵是製造整產品。1980年代以前，我們所謂的美國製造、德國製造、英國製造、日本製造，說的都是整產品。
到第三個階段，也就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到現在為止的全球化，又是另一種全球化。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達伊·羅德里克有個說法叫“超級全球化”，我自己把它稱為無限度的全球化，就是不再以主權經濟體為基礎的全球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主權國家失去了它的經濟主權。
這一波全球化使得產品形式再次發生變化，以前是整產品，而後來就是組裝品。這一波全球化是新自由主義下的全球化，其目的是打造經濟在全球範圍內的分工，這正是組裝品背後的真相。
這一波全球化，從經濟學上來說打造了高效率的有效配置，但對個人、對社會、對國家產生了嚴重的衝擊。個人財富在分化，社會中產階層急劇縮小，社會群體遭到破壞，主權國家稅收就業受到衝擊。這是出現今天美國到處抗議的根源，也是特朗普白人民粹主義的根源。
“警察暴力執法致非裔男子死亡事件”，在美國引發持續抗議活動。圖/視覺中國
新京報：那經過疫情，經濟全球化將會是怎樣的走向？
鄭永年：前面提到經濟全球化分不同歷史階段，我認為，疫情發生後，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超級全球化”已經走不下去了。我的判斷是，疫情之後全球化不會停止，但是全球化的形式內容將會改變。
全球化本身是資本運作的產物，流動是資本的天然屬性，資本必須去到能賺錢的地方，資本如人的血液，一旦流動停止，就會死掉。所以全球化不會停止。政治人物可以限制它，但消滅不了它，也阻擋不了它。
但是，疫情之後，全球化將進入一種“有限全球化”，會強化主權政府的經濟主權。
怎麼強化？首先是產業鏈、供應鏈的重新佈局。目前各國在做的是把國家安全的東西牢牢掌控在自己手裡；第二，要把跟老百姓生命安全有關的產業儘量放在國內。比如，這次疫情提醒大家最需要的是口罩、洗手液、防護服、呼吸機等。經過這次教訓，主權國家會將這些產業放到自己的國家。
另外一個走向是分散風險，各國在世界範圍內的產業佈局不會太集中，儘量把產業鏈放在不同國家。這是經濟理性，而不是出於政治考量。
“中美國”不復存在，但中美不會脫鉤
新京報：眾所周知，這次疫情讓中美關係廣受關注。2007年，英國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曾創造了一個新詞——“中美國”，經過這次疫情，你覺得“中美國”這個概念還會成立嗎？
鄭永年：“中美國”是一種現象描述，說的是美國跟中國之間的勞動分工，中國生產、儲蓄，美國消費，它無非描述了中美之間經濟上的高度依存關係。
但是，第一，這種關係並不平等；第二，因為不平等，所以不可持續。即使沒有新冠肺炎疫情，也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在這種所謂的“共生關係”中，中國出製造，美國出思想，美國永遠掌握高附加值，而中國只有低附加值。從道義上講，這種不平衡的關係遲早要打破。
另外，“中美國”只是描述一個經濟現象，並沒有考慮到兩個大國之間的安全關係。但你看，從特朗普上臺以後，這種矛盾就暴露出來，貿易摩擦，外交攻勢……所以從特朗普上臺後，“中美國”這個概念就已經沒有了。
新京報：那中美關係會往哪個方向走？
鄭永年：應當承認，從貿易摩擦，到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已經有了“新冷戰”的端倪。一些人擔心，美國是不是在去中國化，與中國脫鉤？
我認為，只要美國還是資本主義，只要資本還要流動，只要中國繼續改革開放，這兩個經濟體不可能完全脫鉤，但它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度會降低，不可能像“中美國”那麼緊密了。兩個體系、兩個市場已經形成：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體系，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體系；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市場，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市場。但兩個體系不會完全脫離。
必須清醒認識到，美國不是鐵板一塊，美國搞脫鉤也好，呼籲對中國施行強硬政策也好，主要是美國的行政當局在做。但這不能代表其他群體的聲音。
華爾街給中國施壓，不是為了孤立中國，而是為了掙更多的錢。從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來看，資本會戰勝行政力量。美國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後，從來沒有放棄過一塊可以賺錢的地方。資本是最理性的，中國市場這麼大，美國不可能放棄。
紀錄片《美國工廠》海報截圖
主權大國在國際組織中角色轉變，呈現微妙局面
新京報：這一次，我們幾乎沒有看到有效的國際合作，美國作為超級大國沒有發揮領導者地位，歐盟各自為戰，世衛組織、聯合國等國際機構也沒有展示出足夠的凝聚力，你如何看待這種“尷尬”？
鄭永年：這就要回到你第一個問題了：地緣政治變化了，疫情影響了各個國家內部的發展，影響了各個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影響了國際組織。
國際組織之所以沒能發揮有效作用，還是因為主權國家內部的問題。美國如果內部治理得好，沒有出現今天這樣的民粹主義，它會繼續扮演國際領導者角色。
但是這一次，疫情之後，第一次沒有人向美國求助。美國從一戰進入世界體系，二戰開始領導世界，每一次都扮演著“老大”角色，但現在不是了。
但同時，歐洲又不是那麼團結，因為英國脫歐，力不從心。德國雖然國力強大，但它要擔負起一個區域責任，目前也沒有在全球範圍內擔當責任的能力。
所以目前的情況是：美國衰落了，但其他國家還沒有那麼強大，國際關係只能維持一個微妙格局。
而國際組織只是一個虛體，國際組織背後是主權國家。主權國家有了分歧，無法達成共識，就不能合作。聯合國如此，世衛組織如此，世貿組織也是如此。歸根結底，這也是地緣政治的影響。
中國要走向更加強大，需保持原創能力與開放心態
新京報：這次疫情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帶來了一個非常大的衝擊，但它是否也孕育著一些機會，對中國而言，有哪些機會？
鄭永年：機會肯定有，主要分兩個層面。
首先是國內產業鏈與技術升級。前面說“有限全球化”也好，產業轉移調整也好，對中國首先是個挑戰。
因為中國雖然是工業部門最齊全的一個國家，什麼都能生產，而且生產量很大，但產業鏈偏低端，附加值低，原創性的東西太少。在這種壓力之下，就要求我們加大科研創新，加快關鍵技術研發，這樣的話，如果未來一旦世界先進產業鏈退出的話，中國的企業馬上會佔領。
每個世界強國都是靠自力更生起來的。英國通過工業革命，美國通過重商主義，日本、韓國通過迅速消化西方技術，然後再轉化為自我創新；德國以前比英國落後多了，但通過創新，也成為世界強國。
所謂原創，就是大國重器，不是說一定要大，而是要有創新性、獨特性。比如說汽車製造業，中國是最大的汽車消費國，但中國沒有掌握汽車核心技術，別人不提供核心技術，你就沒法打造成熟的汽車工業。
這次美國針對華為的技術限制同樣也是這個道理。所以我說，“原創、原創、原創”，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說三遍。中國數量型經濟發展階段已經過去了，未來要發展質量型經濟，質量型經濟的基礎就是原創。
第二，疫情對中國與各國的關係也是個機會。國家關係很多時候不以我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中國無意跟哪個國家冷戰，更無意於熱戰，要達成這個目的，中國就要尋求國際關係調整。目前，美國要搞新G7，但中國跟意大利、德國關係也不錯，所以只要我們做得好，就可以重塑國家間的關係。現在，再也沒有冷戰時期的東西方了。
同時，雖然美國領導力下降，但我們也不要輕視美國。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當下的抗議示威活動，對美國的傷害當然很大，但動搖不了美國的國本。
客觀來看，美國每一次危機，它的領導力都會受到影響，但危機之後，美國的硬實力其實都有上升之勢。不妨觀察一下，美國的金融制度、很多尖端技術，都還沒有一個替代品出現，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理性的認識。
所以美國現在的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上世紀60年代是政治問題，90年代是政治問題，現在同樣是政治問題。我們要頭腦冷靜，立場客觀。尤其是不要民粹主義，要始終保持開放的態度看待美國，這才是大國心態。保持這種心態，中國就能打造一個更大的開放格局，國力變得更強大。
□新京報時事訪談員 王言虎
編輯：新吾 校對：劉軍
只要美國還是資本主義，只要資本還要流動，只要中國繼續改革開放，這兩個經濟體就不可能完全脫鉤。
▲掃圖中二維碼，可看新京報“疫見·世界觀——海外大咖訪談錄”專題。
“超級全球化”已無可能，疫後世界將進入“有限全球化”
2020，一場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帶來巨大沖擊，疫情已經持續了五個多月，但眼下來看，似乎仍未有停止的跡象。改變，已經不可避免。
這些改變，既存在於經濟層面，也作用於政治層面，對主權國家社會以及國際社會，也將有所重塑。後疫情時代的世界，在很多方面將會以一種新的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
疫後的世界，人們尤其關心以下命題：經此一“疫”，世界政治格局將會產生怎樣的變動？全球化是否還會繼續，下一步走向如何？中美關係面臨怎樣的前景？對中國而言，這次疫情帶來哪些“危”，又孕育著哪些“機”？
帶著這些問題，我們採訪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前所長鄭永年教授。鄭永年成長於中國，求學於中美，就職於歐亞，他既有廣闊的國際視野，也有對祖國的深切關懷，常有獨到見解，是近年來國際上影響力最大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
鄭永年教授認為，這次疫情將深刻影響地緣政治；全球化不會停止，但將進入“有限全球化階段”；中美關係更加複雜，但對中國也意味著諸多機會，關鍵看中國如何去把握。
▲鄭永年：著名國際關係學者，中國問題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前所長。作者供圖
疫情對世界政治經濟的影響可能超出想象
新京報：鄭教授你好，感謝你能接受我們的採訪。現在新冠肺炎疫情仍是全球輿論關注的重要話題。大家都知道疫情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將不可避免，有人認為，世界會陷入地緣政治競爭，你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鄭永年：我覺得不管有沒有疫情，地緣政治一直在變動，地緣政治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實際上地緣政治的變動跟大國的興衰有很大關係。譬如保羅·肯尼迪所說的“大國的興衰”，包括修昔底德陷阱，它們都是地緣政治引起的。基辛格相信地緣政治。
那麼，疫情對地緣政治當然也有影響，這種影響主要存在於三個方面——
首先是對大國本身有影響。這些大國，包括中國、美國以及歐洲諸強等。具體的邏輯關係是怎樣的呢？與抗疫有關。
在這次抗疫中，有的國家抗疫比較成功，就能及時對疫情造成的衝擊止損；而有些國家不太理想，比如美國，目前感染病例已超過213萬，死亡超過11萬，且疫情還在蔓延，現在又出現了抗議示威運動，對美國的社會經濟衝擊巨大，而這最終也會影響本國經濟社會發展。所以就是說，疫情應對得好，國力就會變強大；反之，國力就會受波及。
其二，疫情對國家之間的關係會造成影響，這裡的重點是中美關係。其實在疫情之前，地緣政治的影響已經開始了，表現就是中美貿易摩擦。美國禁止高科技輸出中國，也不允許中國的高科技去美國，甚至不能去美國同盟國，這是地緣政治的直接表現。而疫情加快了中美地緣政治的變動，比如最近美國禁止部分中國留學生和研究者入境，這是地緣政治影響的一個側面。
地緣政治影響的體現，除了大國內部、國家之間，還有第三個層面，即國際組織層面。國際組織一直很重要，二戰以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這套國際體系，在協調各個國家之間的利益糾紛、促進世界和平發展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現在，我們看到，國際組織在疫情期間影響力變弱，聯合國能做的很少，WHO也受限明顯，難有有效決議與行動。
所以，我覺得這次疫情對地緣政治的影響是全方面的，而且可能超出我們的想象。
新京報：這次疫情，世界供應鏈、產業鏈受到巨大沖擊，人們反覆提及，經濟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你如何理解這個問題？
鄭永年：當我們說經濟全球化，我們首先要了解全球化本身的形式與內容，它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是不一樣的。
其實沒有一個統一的全球化概念。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就已經提到經濟全球化了，那個時候的全球化主要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無論是馬克思時代還是一戰以前的全球化，我覺得全球化主要是區域性的，主要集中在西方國家。比如帝國的殖民地政策，也是一種全球化。
二戰後到上世紀80年代的全球化又是另外一種全球化。這個時期的全球化是基於主權經濟體的全球化，其具體形式與特徵是製造整產品。1980年代以前，我們所謂的美國製造、德國製造、英國製造、日本製造，說的都是整產品。
到第三個階段，也就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到現在為止的全球化，又是另一種全球化。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達伊·羅德里克有個說法叫“超級全球化”，我自己把它稱為無限度的全球化，就是不再以主權經濟體為基礎的全球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主權國家失去了它的經濟主權。
這一波全球化使得產品形式再次發生變化，以前是整產品，而後來就是組裝品。這一波全球化是新自由主義下的全球化，其目的是打造經濟在全球範圍內的分工，這正是組裝品背後的真相。
這一波全球化，從經濟學上來說打造了高效率的有效配置，但對個人、對社會、對國家產生了嚴重的衝擊。個人財富在分化，社會中產階層急劇縮小，社會群體遭到破壞，主權國家稅收就業受到衝擊。這是出現今天美國到處抗議的根源，也是特朗普白人民粹主義的根源。
▲“警察暴力執法致非裔男子死亡事件”，在美國引發持續抗議活動。圖/視覺中國
新京報：那經過疫情，經濟全球化將會是怎樣的走向？
鄭永年：前面提到經濟全球化分不同歷史階段，我認為，疫情發生後，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超級全球化”已經走不下去了。我的判斷是，疫情之後全球化不會停止，但是全球化的形式內容將會改變。
全球化本身是資本運作的產物，流動是資本的天然屬性，資本必須去到能賺錢的地方，資本如人的血液，一旦流動停止，就會死掉。所以全球化不會停止。政治人物可以限制它，但消滅不了它，也阻擋不了它。
但是，疫情之後，全球化將進入一種“有限全球化”，會強化主權政府的經濟主權。
怎麼強化？首先是產業鏈、供應鏈的重新佈局。目前各國在做的是把國家安全的東西牢牢掌控在自己手裡；第二，要把跟老百姓生命安全有關的產業儘量放在國內。比如，這次疫情提醒大家最需要的是口罩、洗手液、防護服、呼吸機等。經過這次教訓，主權國家會將這些產業放到自己的國家。
另外一個走向是分散風險，各國在世界範圍內的產業佈局不會太集中，儘量把產業鏈放在不同國家。這是經濟理性，而不是出於政治考量。
“中美國”不復存在，但中美不會脫鉤
新京報： 眾所周知，這次疫情讓中美關係廣受關注。2007年，英國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曾創造了一個新詞——“中美國”，經過這次疫情，你覺得“中美國”這個概念還會成立嗎？
鄭永年：“中美國”是一種現象描述，說的是美國跟中國之間的勞動分工，中國生產、儲蓄，美國消費，它無非描述了中美之間經濟上的高度依存關係。
但是，第一，這種關係並不平等；第二，因為不平等，所以不可持續。即使沒有新冠肺炎疫情，也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在這種所謂的“共生關係”中，中國出製造，美國出思想，美國永遠掌握高附加值，而中國只有低附加值。從道義上講，這種不平衡的關係遲早要打破。
另外，“中美國”只是描述一個經濟現象，並沒有考慮到兩個大國之間的安全關係。但你看，從特朗普上臺以後，這種矛盾就暴露出來，貿易摩擦，外交攻勢……所以從特朗普上臺後，“中美國”這個概念就已經沒有了。
新京報：那中美關係會往哪個方向走？
鄭永年：應當承認，從貿易摩擦，到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已經有了“新冷戰”的端倪。一些人擔心，美國是不是在去中國化，與中國脫鉤？
我認為，只要美國還是資本主義，只要資本還要流動，只要中國繼續改革開放，這兩個經濟體不可能完全脫鉤，但它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度會降低，不可能像“中美國”那麼緊密了。兩個體系、兩個市場已經形成：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體系，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體系；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市場，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市場。但兩個體系不會完全脫離。
必須清醒認識到，美國不是鐵板一塊，美國搞脫鉤也好，呼籲對中國施行強硬政策也好，主要是美國的行政當局在做。但這不能代表其他群體的聲音。
華爾街給中國施壓，不是為了孤立中國，而是為了掙更多的錢。從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來看，資本會戰勝行政力量。美國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後，從來沒有放棄過一塊可以賺錢的地方。資本是最理性的，中國市場這麼大，美國不可能放棄。
▲紀錄片《美國工廠》海報截圖
主權大國在國際組織中角色轉變，呈現微妙局面
新京報：這一次，我們幾乎沒有看到有效的國際合作，美國作為超級大國沒有發揮領導者地位，歐盟各自為戰，世衛組織、聯合國等國際機構也沒有展示出足夠的凝聚力，你如何看待這種“尷尬”？
鄭永年：這就要回到你第一個問題了：地緣政治變化了，疫情影響了各個國家內部的發展，影響了各個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影響了國際組織。
國際組織之所以沒能發揮有效作用，還是因為主權國家內部的問題。美國如果內部治理得好，沒有出現今天這樣的民粹主義，它會繼續扮演國際領導者角色。
但是這一次，疫情之後，第一次沒有人向美國求助。美國從一戰進入世界體系，二戰開始領導世界，每一次都扮演著“老大”角色，但現在不是了。
但同時，歐洲又不是那麼團結，因為英國脫歐，力不從心。德國雖然國力強大，但它要擔負起一個區域責任，目前也沒有在全球範圍內擔當責任的能力。
所以目前的情況是：美國衰落了，但其他國家還沒有那麼強大，國際關係只能維持一個微妙格局。
而國際組織只是一個虛體，國際組織背後是主權國家。主權國家有了分歧，無法達成共識，就不能合作。聯合國如此，世衛組織如此，世貿組織也是如此。歸根結底，這也是地緣政治的影響。
中國要走向更加強大，需保持原創能力與開放心態
新京報：這次疫情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帶來了一個非常大的衝擊，但它是否也孕育著一些機會，對中國而言，有哪些機會？
鄭永年：機會肯定有，主要分兩個層面。
首先是國內產業鏈與技術升級。前面說“有限全球化”也好，產業轉移調整也好，對中國首先是個挑戰。
因為中國雖然是工業部門最齊全的一個國家，什麼都能生產，而且生產量很大，但產業鏈偏低端，附加值低，原創性的東西太少。在這種壓力之下，就要求我們加大科研創新，加快關鍵技術研發，這樣的話，如果未來一旦世界先進產業鏈退出的話，中國的企業馬上會佔領。
每個世界強國都是靠自力更生起來的。英國通過工業革命，美國通過重商主義，日本、韓國通過迅速消化西方技術，然後再轉化為自我創新；德國以前比英國落後多了，但通過創新，也成為世界強國。
所謂原創，就是大國重器，不是說一定要大，而是要有創新性、獨特性。比如說汽車製造業，中國是最大的汽車消費國，但中國沒有掌握汽車核心技術，別人不提供核心技術，你就沒法打造成熟的汽車工業。
這次美國針對華為的技術限制同樣也是這個道理。所以我說，“原創、原創、原創”，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說三遍。中國數量型經濟發展階段已經過去了，未來要發展質量型經濟，質量型經濟的基礎就是原創。
第二，疫情對中國與各國的關係也是個機會。國家關係很多時候不以我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中國無意跟哪個國家冷戰，更無意於熱戰，要達成這個目的，中國就要尋求國際關係調整。目前，美國要搞新G7，但中國跟意大利、德國關係也不錯，所以只要我們做得好，就可以重塑國家間的關係。現在，再也沒有冷戰時期的東西方了。
同時，雖然美國領導力下降，但我們也不要輕視美國。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當下的抗議示威活動，對美國的傷害當然很大，但動搖不了美國的國本。
客觀來看，美國每一次危機，它的領導力都會受到影響，但危機之後，美國的硬實力其實都有上升之勢。不妨觀察一下，美國的金融制度、很多尖端技術，都還沒有一個替代品出現，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理性的認識。
所以美國現在的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上世紀60年代是政治問題，90年代是政治問題，現在同樣是政治問題。我們要頭腦冷靜，立場客觀。尤其是不要民粹主義，要始終保持開放的態度看待美國，這才是大國心態。保持這種心態，中國就能打造一個更大的開放格局，國力變得更強大。
□新京報時事訪談員 王言虎
編輯：新吾 校對：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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