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投身土地改革的具体情境，让知识分子走出了象牙塔，对革命的复杂成因、社会矛盾、党的领导有了更直观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土地改革也为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多鲜活的时代素材。除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福贵》《邪不压正》等文学作品以及刘岘的木刻作品《斗争恶霸》等等，都为后人观察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窗口。这些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些意欲翻案的文艺作品不断出现。但充其量，这些作品最多也就是对改革开放制造一些麻烦而已。毕竟，要让中国再回到封建社会，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了。
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与广大知识分子的热情支持和参与有很大关系。1950年，《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土改“提供了知识分子改造道路”。实际上，在参与土改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群体不但顺利完成了思想改造，“实现了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也以实际行动有力推动了各地土改工作的进程。当时的土改工作队，就有大批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参与。
对知识分子参与土改的举动，毛泽东颇为赞赏。1951年3月，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参加土地改革，他说：
【“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被称为“民国大师”的人物，在他们参与土改运动后，由衷地发出了心声，对推动顺利完成土改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
2018年，现代出版社出版了《细说民国大文人套装（全三册）》，据介绍，有著名学者、作家曹文轩、孙郁、余世存、岳南倾情推荐！其看点是“民国大师言论：冯友兰、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在这几位民国大师中，冯友兰和梁漱溟参与了土改运动。
1950年1月27日，在清华大学任哲学教授的冯友兰第一个报名参加了京郊土改。他和夫人任载坤，先到丰台西北的张仪村，后转到卢沟桥镇，参加了一个半月的土改。后来在清华学生主办的大字报上，冯友兰谈及自己参加土改的动机：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不摧毁它，便不能使中国社会变质；二，取得一点革命经验，以充实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三，在客观方面与地主斗争，在主观方面与自己潜在的地主阶级感情斗争，如是可以加速自己的进步。冯友兰深入农村后，因发现农民中落后思想很普遍，又感觉自己有教育和引导农民的责任。
冯友兰在他的《土改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中写道：
【“在参加土改工作的一个半月中，我开始了解怎样是走群众路线，并且也学了一点怎样走群众路线。原来土改工作，大部分都是农民自己办的。工作组的任务，是组织他们，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用工作组的术语说，就是‘组织队伍，检阅队伍’。队伍组织形成以后，有了积极分子作了骨干，事情就由队伍去干了。工作组只要把握政策，看见队伍士气不足的时候，就要设法鼓励。有时太过火了，就要设法拉回。好像一个船上掌舵的人，只管把定船的方向，至于船走，就要靠群众了。”
“当然在现在情形下，地主没有反抗的可能，农民带枪，一般只有象征的意义。但是所象征的事实，是伟大的。就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武装了农民打倒了二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
梁漱溟特别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在旧中国曾亲身参与实践，但都未能实现他的设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建议他去农村搞点调查研究。1950年9月中旬，梁漱溟的农村调查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建议梁漱溟到南方农村去看一看，实际上是想请梁漱溟从一个民主党派人士的角度，看一看共产党搞的土地改革有没有问题。梁漱溟休息一段时间后，就自动向统战部提出，要去南方看一看土地改革情况。他的要求很快就得到批准。此次去是由中央统战部组团去的。梁漱溟所在的那个分团有20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历时4个月。
梁漱溟返京后的第4天，毛泽东即派车从颐和园接梁漱溟到中南海。
毛泽东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
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
【“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
梁漱溟说到此，毛泽东笑着插话说：
【“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梁漱溟接着说：
【“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
潘光旦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与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三人一起被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1951年春天，潘光旦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在家乡作土改调查。他在《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中，如实记载了吴江、常熟、无锡等地地主恶霸迫害农民的种种情况：
【吴江震泽区一次300人的农民代表大会上，大家诉了苦。统计结果，全区因交不出租被地主抓去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有423人；被迫害致死的有105人，其中打死的35人，坐牢致死的25人，直接杀死的45人；被迫出卖的子女有41人，其中女孩36人，男孩5人；被占去的土地共有3223亩，房屋2295间，妇女47人，耕牛15头，羊10500只。
吴江黎里区平林乡也有同样情形。我们在土地改革展览会上看到一张统计表：全乡因交不出租被迫坐牢的有370人，其中在监牢中病死的有7人，有人最多坐牢达18次，有人最长坐牢达15年；被迫卖掉农具、家具及耕牛的有220户；被迫卖田的有71户；被直接打死的有10人；被迫当雇工的有79人，被迫卖儿女的有85户；被迫讨饭的有5人。
又常熟大义区童庄乡，555户农民，在土地改革前十年之内，共缴出租米47600余石；由于无田无粮而弄死小孩的共有55户；吃租米官司的有81人；卖掉女儿、小孩的有28家；因交租米而受气或被逼致死的5人；因被逼缴租而家破人亡的有12户。
又吴县光福区的3个乡，在一九二○至一九三六的17年里，有14个农民因交不出租活活被地主逼死。其中建新乡一个乡，在抗日战争时期，有212个农民被抓去坐过监牢；永安乡迂里村全村215户中，竟有108户有人坐过监牢。
松江朱行乡地主薛士元，一人就曾杀害了14条人命。常熟地主赵培之，一人杀害了59条人命。常熟又一地主杨春华，一人竟杀害了100多条人命。吴江震泽区地主邱辅卿，农民给他的绰号是“邱要命”；他家中私设的牢房，可以同时关上20多个人。】
潘光旦的《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生动地体现了苏南农村曾普遍流行一首歌谣：
【“农民背上两把刀：租米重，利钱高！农民面前三条路：投河、上吊、坐监牢！”】
这些年来，一提到史学大师，人们往往就会想到陈寅恪。而自从上世界30年代就被史学界称为“史学二陈”的陈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则很少有人提起。
创办于1927年的辅仁大学曾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北平四大名校，是一所由罗马公教创办的天主教大学。1929年6月，陈垣正式出任辅仁大学校长。他苦心经营二十多年，使辅仁大学从白手起家而成京师著名学府。
1951年11月，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他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1952年6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校园也被划为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官网上，有这样的介绍：
【“陈垣先生（1880—1971）是老一辈学人中勤勉治学、忠贞爱国的一个典范。他一生著作等身，是驰名海内外的史学大师。他在政治活动方面也多有建树,是清末、民国抗战爱国、教育报国的重要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后，陈垣满怀激情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1959年1月，终以79岁高龄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陈垣先生的入党，绝非紧跟形势的心血来潮，而是一位耄耋老人政治立场的最终选择，体现了他志愿做‘红专老人’的政治追求。”
“1951年5月，陈垣受命担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的总团长，他不顾体弱年迈，在四川巴中地区四处走访,所见所闻让他‘思想上起了阶级的变化’，‘认识了群众伟大的创造力’，他认为，所谓‘超政治’‘超阶级’的学术生活是不切实际的。他决心转变自己，‘我从西南回到北京后，正是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开始，在这次学习运动中，除了我自己努力以外，还要依靠群众的帮助，来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之一《陈垣》分册有这样的内容：
【6月15日下午听刘乃和（他的一个学生）读土改材料，读到知识分子和农民谁养活谁的问题，以及农民运动是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一节时，陈垣动感情地哭了，感到自己以往的功夫白费，不能对人民有很多贡献。7月5日，在巴县参加斗争恶霸大会，在一位贫农妇女的悲惨控诉时，陈垣流出了同情的眼泪。在农民土改分田会上讲话，讲明要互助互让，和气分田，穷人都是一家人，在自己的阶级里，不要争吵，让地主和坏人钻空子。陈垣在农村访贫问苦，和农民一起下田打稻。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四个月，9月27日回到北京。这次社会实践，使陈垣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人民群众和国家政治，对他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思想都起了深刻的影响。在土改工作总结会上，他说：“过去知识分子看不起农民，老年人看不起青年人。但在实际斗争中，认识了农民的伟大的力量和无穷的智慧，看见了青年人的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到自己所不及的。”（见该书第131页）】
投身土地改革的具体情境，让知识分子走出了象牙塔，对革命的复杂成因、社会矛盾、党的领导有了更直观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土地改革也为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多鲜活的时代素材。除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福贵》《邪不压正》等文学作品以及刘岘的木刻作品《斗争恶霸》等等，都为后人观察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窗口。
这些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些意欲翻案的文艺作品不断出现。但充其量，这些作品最多也就是对改革开放制造一些麻烦而已。毕竟，要让中国再回到封建社会，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了。
有读者在看了本人前几天写的《什么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最大最彻底的改革”》后留言，提出了后来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因此，在这里简单补充说明一下。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指出：尽管合作化运动出现过偏差，但是，
【“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实现了中国土地的公有化。随着土地及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归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在广大农村建立起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这标志着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亿万农民彻底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作经济的发展道路，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农业合作化以后，我国农业的发展就有条件对土地的利用进行合理的规划，逐步进行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逐步推广机械耕作、施肥、杀虫等农业科学技术，从而使我国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观。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仍然只在原来的小块土地上作文章，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见该书第344页至345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均田地”有着根本的区别。“均田地”仍然没有改变土地私有制的性质，因而仍处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圈子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通过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土地公有化，即集体所有制，这就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彻底告别了封建社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能够向现代国家转型。否则，就只能在封建制度的圈子里打转转。
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只是经营方式由集体生产变为农民个体劳动，土地的所有权仍是集体的，农民与集体是一种承包关系。如果没有当初的合作化，土地仍为私人所有，就谈不上“包产到户”。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农业合作化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顺应广大农民要求推广的一种生产形式。至于各地农民是否采用，最终还得由各地的农民集体决定。所以，现在既有个别坚持合作社（人民公社）生产形式的，也有新的探索形式，如贵州的塘约那样的。但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之上的。
关于人民公社，《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这种体制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第688页）
“（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否定合作化以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做到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民家庭的积极性”。（第693页）】
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读党的十四大报告时指出：
【“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年谱 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49～1350页）】
（作者：胡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