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766年，卢梭开始写作《忏悔录》，他在开卷浩浩荡荡地写下，“我正在做一件前无古人、后无仿者的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揭露。这个人就是我。”近10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质疑人类真诚是否可能时当即谈到这本书。
然而人类是否能够真诚仍是未知之谜，但即便能够真诚，却也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隐秘，有一些事实即使连我们自己也不能被告知。而如果不能真诚，那忏悔则更是为海涅那句残酷断言—“真实的自传几乎不可能。”作了一个庞大注脚。
02
《忏悔录》中写卢梭的父母是自由恋爱下的结合，感情极好，母亲因为生他而死，父亲便因母亲过世悲痛不已，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父亲常常看着年幼的卢梭苦道：“把她还给我吧”，对小卢梭几乎是又爱又恨。
因为从小卢梭身上又时而能看到母亲的影子，父亲无奈，则说：你以为如果你只是我的儿子，我会这么爱你吗。
卢梭就是这样在父亲痛失妻子的悲痛和苦闷中成长着，但却没有在《忏悔录》中特别诉说自己童年所受到的伤害，不知是由于太小而不觉，还是伤害的环境对他来说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正常”状态，而幸福反倒成为一种“不正常”。
总之，他更乐于回忆幼时被送到舅舅家中与表兄弟一起度过的欢快时光。
成年后，不论卢梭如何对外界给他的指责作解释，《忏悔录》仍然让人看到很多种淡漠，一种习以为常的淡漠。
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将一生中的五个孩子都送去孤儿院，理由是他对自己的家庭感到绝望，孤儿院能给他们更好的教育。
对于一生中几次将他从落魄之中拯救起来的华伦夫人，卢梭对其在晚年的苦境置若罔闻，奇怪的是，他一生中有至多次都表达要永远照料这位“妈妈”，要与她同呼吸共命运，但到最后也没有这样做，只是听任她悲惨死去。
卢梭在书中说，得知华伦夫人死去的消息后痛心疾首，但他说：
“我的薄情负义是表现在我的行为上的，但它却撕碎了我的心，说明这颗心绝不是一颗无情无义的人的心”
以此来解释自己并不是没有良心；
谈到父亲，最后只剩了那份确认自己可以继承全部遗产时的窃窃快乐，而可怜的泰蕾丝仿佛只是华伦夫人的替代品，因为卢梭需要有所寄托，他在谈到与泰蕾丝的婚姻时说道
“妈妈老了，堕落了。事实在向我证明，她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幸福了。我失去了任何分享她的幸福的希望，只好去寻求一个适合于我的幸福了。”
即使这段婚姻是在与她共同生活了25年后才结成的......
03
卢梭在暮年几乎与他的所有朋友走向决裂。这种疏远和绝交并不简单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那种疏离，那些说卢梭是情感主义，而其朋友们是理性主义，所以朋友纷纷离他而去的猜测只可说是复杂因果链中的一节而已。
最根本的是内心极度敏感但又懒于维持友谊的卢梭无法忍受友情的背叛，还有那种自以为是为了他的幸福而不停使他陷入不幸的友谊。
他说：
“我常抱怨我的朋友们的这种盲而欠考虑的热情，我本已健康不佳，他们还要拼命地把握逼进最最痛苦孤独的境地，按照他们的意思想使我幸福，可他们的办法却偏偏使我愁苦不堪。”
卢梭似乎更是被害妄想症一般的叙述同好友狄德罗和格里姆的绝交，他形容这是一个极大的阴谋，仿佛在初识之时他们便开始酝酿如何加害于他，无法确认其真实度多少，但对于异代又是异国的读者看来，确是很夸张很值得怀疑的。
04
“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谁知道一些与我刚才叙述过的相悖的事情的话，即使它们是经过千百次证实的，那也都是些谎言和骗局。”
《忏悔录》的尾声这样写道。
这种自白式的忏悔书对于读者来说意义或许不大，但对于作者本人就极为重要，我就是我要描述的那种人，我想成为人们眼中的谁我就要做那一种描述，事实就是如此，这其中到底如何，就请读者你们自行判断了，反正我如实叙述。
这本自传性的忏悔让我想起电影《无双》，李问作为电影的主角在警察局接受警察的审问，他讲他们犯罪的过程—制作假钞，他讲制作假美金团伙的大boss别名叫“画家”，李问作为团伙一员为我们讲了一个极周密且激动人心的故事：
李问和阮文是一对落难情侣租住一个破旧阁楼，阮文拥有独特天赋，而他只能复制名画，因为他精湛的复制术，被“画家”发现，最后懵懵懂懂得开始替“画家”做假钞发财，由此引发整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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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电影几乎都是李问在叙述，而我们同影片中的警察一样同为倾听者，奇怪的是，警察局里几乎所有人都丝毫没有怀疑他的讲述，而只是任由他讲，画面不停的随着他的叙述而时空倒转，于是，我们这些观众一同放松警惕，也把自己代入到剧情里。
仿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李问的化身，同情他的怀才不遇，叹息他失掉的爱情。
此时，被遗忘的是所有叙述既有的主观性。
当到电影结束时，我们才同故事里的警官恍然大悟，啊！原来李问就是所谓“画家”呀！残酷、冷漠、杀人不眨眼的冷血画家就是他自己。
李问在自己的叙述中成为了自身的他者，成为拉康镜像中的人物，站在自己的对面—就如影片里他被警察带到车里时，看到画家站在马路对面微笑而立，编织了自己的天真、善良和拥有天才般画技的幻象。
然而此时的李问因为交代了画家的所有事实，并且模拟了画家面部画像，因此作为无辜者成功获得保释。
故事到这里已接近尾声，等到电影中的女警官发觉时，画面已经是李问与秀清—他“复制”出来的阮文，站在快艇上奔向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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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已经不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都被李问带入到他的叙述中。
怎么办？
我们在这两个多小时的时空倒转中产生的悲悯使得我们对他犯下的罪产生同情，因为一个走投无路，郁郁不得志的第一印象已然植入观众内心，而得知真相后绝望得几乎不能接受：突然觉得杀人犯是可怜的，于是杀人的行为也不那么残酷了，甚至觉得杀人犯编造这一切真是个天才啊。
对于卢梭的《忏悔录》也是如此，阅读的过程就像是被他领着围观他一生的人，只能参观那些嵌入到视线范围内的事实，而无法得知那些被忽略了的，只能观看而无法介入。
爱说谎也爱轻信，似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惯性，所以海涅才说，人在谈到自己的时候肯定会大量撒谎。
他断定卢梭在其《忏悔录》里肯定对自己撒了不少谎，甚至出于虚荣而有意大撒其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谈到人的隐秘时坚信海涅的说法，他说：“我十分清楚地懂得，有时候仅仅出于虚荣，人就可能给自己罗织整套罪名。”
因为人们似乎总是虔诚得相信着什么，所以才有了忏悔的理由，而我们不禁要问忏悔就一定是事实吗？或是如维特根斯坦在年幼时就发出的质询：
说谎如果对人有益时，为什么不呢？
事实是，忏悔始终只能是一件私密的事，没有谁能够审判道德上的罪恶，那应当是对良心的忏悔，忏悔也不应是使人相信“我没有罪”，而是祈求获得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