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位期间，李元昊称帝，宋夏战争爆发。其中两个重量级的人物登场，他俩就是韩琦和范仲淹，他们作为夏竦的副手，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如此重要的战役中，宋仁宗派韩琦范仲淹出征西夏，包括夏竦在内，看起来平常无奇，但是放在宋朝整个王朝的历史上去看，这实际上隐藏了后来岳飞的命运。
有个词叫“矫枉过正”。正如历史上的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反反复复一样，一个新王朝看见了分封制的弊端，于是极力避免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下一个王朝发现实行郡县制居然保不住祖宗家业，于是大封子弟。历史就这样反反复复，修修补补。而宋朝的制度，从设计思路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反思唐末五代近百年的战乱教训而得到的。五代时后晋大将安重荣就说过：“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简单来说，就是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能做皇帝。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他何尝不怕哪一天，有士兵把黄袍加在其他大将身上，一脚从龙椅上踹开他。
赵匡胤既然想到了这一点，那么就得想办法解决君弱臣强的老问题。从制度设计上，刻意强调分权制衡的原则，如对最高决策机关就分政事堂和枢密院，分掌文武，号称二府。二府外还有三司，即度支、户部、盐铁，就是管钱的。即军、政、钱分开，在以前一个宰相就可以掌握这些权力。在地方制度上也有复杂的设计，这里就不展开说了，重点说说皇帝最害怕的军权部分。
北宋人就曾说：“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就是说调兵权与握兵权分开，枢密院虽是最高的军事机关，但只有调兵权，掌握兵籍与虎符，而统军权则在禁军统帅机构的三衙手里。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文武的相互制衡，这正是未来岳飞悲剧的重要原因。在宋太祖时期，正是创业打天下时期，还处于统一战争之中，所以仍然用武将负责枢密院。宋太宗伐辽失败后，国策开始转变，崇文抑武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军队的主要作用不再是开疆拓土，而是镇压内乱与对外防御。宋真宗也继承了父亲宋太宗的政策方针。这段时期，枢密院兼用文武官员，不再仅是武将言军事。
到了宋仁宗时期，文臣主导了枢密院决策，而军事指挥权亦归文官，战区的规矩均由文臣制定，形成了以文驭武的局面。当宋夏战争爆发，我们可以看到，负责这场战争的夏竦、韩琦和范仲淹皆为文臣。
用文人去统帅军队，利于皇帝掌握军队，但是弊端也很明显。战争的形势变化极快，以文驭武导致重大军事决策很慢，常常反复讨论，延误战机。如对夏战争里，韩琦力主主动进攻，而范仲淹力主防守为要，最后的决定又只能由千里之外的朝廷作出，武将只是工具一样在旁边等着命令。孙子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统帅有灵活指挥权才能在形势变幻莫测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很显然，宋朝的将领并没有这样的授权，整个指挥是僵化而迟缓的。
另外，由于文人总是压武将一头。武将憋屈，武将常常不服那些“纸上谈兵”的文臣，哪怕这些文臣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文臣虽然在职务上领导武将，但并没有天然的权威，不能让武将心服口服，其领导效果好不到哪去，常会有出工不出力的情况出现。无法真正激发武将士兵的潜能，将领的主观能动性被压制，士气低落，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在南宋初年，由于旧有秩序的破坏，出现了韩世忠、岳飞等将帅独立指挥大军的局面，这些军队在对金战争中，也有很强的战斗力。然而，形势稍平稳，即有文臣上书，说将帅跋扈，为朝廷之害，建议削弱岳飞等将领的兵权，也就是要重建秩序，把制度重新拉回祖宗之法，拉回宋仁宗那个时代，拉回那个看起来很灿烂的时代。那个时代，皇帝坐在龙椅上很安心，对外顶多费点钱，位子还在。手握重兵的武将内乱，位子很可能就没了，皇帝很怕这个。所以宋高宗顺势拿下岳飞再正常不过了，像宋仁宗时代那样文臣撑兵，宋高宗闻起就两个字，真香。
我们从结果反推也可以看出些问题。如汉立国之初，无法打败匈奴，历经文景之治，国力大增，到汉武帝时期，武功趋于极盛。而宋朝立国时却是一生中军事最强之时，之后虽然国力大增，在宋仁宗时迎来极为辉煌的时代，但军事却一直在走下坡路，这与其采用的国策息息相关。那岳飞被害一事，宋仁宗要背锅吗？其实祸根在宋太祖立国时已经埋下，到宋仁宗时趋于完善，文臣全面掌握了帝国的军政，皇帝不用担心底下有人用武力推翻自己。宋仁宗时对夏战争的人事安排只不过是这些政策的一个缩影，隐藏着宋朝后世武将的命运，像岳飞这样的武将是不允许在赵家人的天下里笑到最后的。攘外必先安内，在宋朝皇帝眼中，外事似乎没有内事更容易颠覆自己的祖宗基业。终大宋一世，确实没有亡于内，却两亡于外来的金元。
其实当时的宋人也很清楚这样的状况，说道：“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然而，知道又能怎样，无人可以扭转王朝的惯性，毕竟掌舵的是赵家，赵家对前朝覆灭的记忆太深刻，黄袍得在身上穿踏实了，才能聊其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