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語課》電影海報
文/扭腰客
（全文約3000字，佔用您一點假期時間）
歷史上看，中西方上一次在政治上最大共識可能是面對納粹邪惡軸心時的統一戰線，這是西格弗裡德·倫茨的長篇小說《德語課》為什麼同時被中西方讀者所接受的主要原因，而不是書中對德意志“盡職盡責”民族性格的反思引發了跨文化共鳴。
中國讀者可能會將其理解為愚忠、固執、偏執、死要面子、軸，但這都不是《德語課》要表達的內容。小說從頭到尾400多頁，除了來自柏林禁止作畫的荒唐禁令和“人民衝鋒隊”（納粹德國崩潰前動員超齡男子參加的簡陋民兵組織）戰風車式的可笑抵抗，幾乎看不到對法西斯政權的直接控訴，而把所有敘述能量都集中在這個政治背景下的個體選擇上。
《德語課》被譽為戰後德國最有力的反省作品之一，將矛頭直接對準極權下的個體靈魂，這是德國戰後全社會反思的顯著特徵，即不僅控訴納粹政府的種種惡行，還要檢討極權之下，個體如何被操縱、配合、支持、縱容，不論是被迫的，還是有意的。
與君特·格拉斯在晚年回憶錄《剝洋蔥》中針對自己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和納粹黨衛軍的經歷進行自省式揭露和心理剖析不同，《德語課》的第一人稱主人公更像是一個在北德田園生活中，遊離在恐怖政權邊緣的觀察者、叛逆者和受害者。作者真正鞭撻的是漢娜·阿倫特所提出的經典論斷——平庸的惡。
我在德國很多博物館裡看到過類似的記錄和反思，比如紐倫堡審判舊址博物館裡不僅記錄著對主要戰犯的審判，還包括後面很多輪的審判，層級逐漸降低，比如服務納粹政府的企業家、律師、醫生等社會精英階層，都逃脫不了歷史的審判。當然，由於戰後社會重建需要，很多低級別戰犯後來得到特赦，但歷史罪名無法洗滌。我在斯圖加特的保時捷博物館裡也看到了大量史料，記載了保時捷公司在二戰期間如何淪為納粹政府的軍工企業。
也許有人會說，亂世之下，別無選擇。這是錯誤的，這會導致我們全部有價值的反思毀於一旦。國家危難之際，所有人都面臨選擇，有高級知識分子選擇服務日偽、汪偽政權，也有燕趙義士選擇加盟“扶清滅洋”義和團。在歷史特定階段，人們受時代等客觀因素影響，可能無法做出終極正義的判斷，但可以避免走向最糟糕的極端。
格拉斯曾經回憶青年志願軍一位男孩拒絕持槍操練，他的經典話語是：“這事兒咱不幹！”夥伴們嘲笑他應該被送去集中營，後來這個男孩不知下落，卻給格拉斯留下深刻印象。多年以後他在創作中篇小說《貓與鼠》時，專門設計了小英雄馬爾可這個人物形象，他的經典動作就是一次一次把槍摔在地上。
體育史上也有類似抉擇的例子。朝鮮日據時期，孫基禎被迫代表日本參加1936年柏林奧運會，拿了馬拉松冠軍，領獎時用月桂樹擋住了胸前的日本國旗；中國東北淪陷時，“飛人”劉長春對代表日本出戰奧運會嚴詞拒絕。不僅有的選，而且越是亂世，道路選擇越清晰。
《德語課》的故事主線很簡單，魯格布爾警察哨所的警察父親嚴格執行禁止作畫的政令，即使在二戰結束後，他還執意損壞、燒燬畫家南森的畫作。故事中的我，在父親和畫家的角力中心靈不斷撕扯，最終因偷畫而被送去勞教，而“我”堅持那不是偷，而是保護畫作不被破壞。
在禁閉室中，“我”被要求寫作文反思自己的過錯，題目是“盡職的快樂”。在作者看來，這是悲劇的起源。小說倒數第二章節《海島》末尾，還有更可怕的作文題目“誰能服從，誰就能命令別人”，這個題目引發了德語課的騷亂，兩個少年交了白卷，而訓誡所的老師不以為然。
小說敘述節奏是舒緩的，我一度陶醉於作者描述北德特有的生活氣息。駐德一年多，我只去過漢堡一次，只在人民公園體育場和倉庫城走馬觀花了一下，甚至沒來得及感受易北河的風情。
故事發生地在德國靠近丹麥邊境的海濱小鎮，有著典型北海、波羅的海地域文化，包括撿拾海鷗蛋時大戰海鷗，灘塗上的踩魚技巧、挖泥煤、藏匿了無數秘密的風磨等等。主人公的言行因其少年特質，深意不在言中，直到小說最後兩個章節，作者筆鋒轉向激烈，一串振聾發聵的反問噴薄而出：
我想問問，這兒的人良心上過得去麼？人們不願意對自己進行宣判，所以就把我們這些年輕人送到這裡來。這樣做，至少使他們感到輕鬆，解脫了他們自己。這很簡單，把壞良心用大船運到這兒來，他們自己可以去品嚐早餐，晚上啜飲甜酒。——《海島》
我要問，是誰給人們帶來黑暗和陰鬱，是誰在沼澤地裡濺起一片泥漿，將霧靄籠罩在它的雙肩；是誰靠著屋簷嘆息，拿茶壺當口哨，將飛行中的烏鴉射在田野裡？我還要問，為什麼他們要把陌生人拒之門外，對他們伸出來的援助之手錶示蔑視？我詢問自己，為什麼他們走在半途不能回頭，並去思索一條更好的道路？是誰在黑夜裡把草地染成黑色？我還要問，為什麼我們在這裡，他們在黑夜比在白天觀察得更深，更有結果？為什麼人們如此過分地完成自己所承擔的任務？那無暇顧及說話的貪食，自以為公允的鄉土學…我不明白他們走路和站立的姿勢，他們的目光和語言，我對了解的一切並不滿意。——《分別》
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此，災難之後，所有人還和從前一樣，誰也不覺得問題出在自己身上，誰都覺得責任在其他人，不假思索地“甩鍋”，如同小說結尾處所言：“大家不動聲色地相對而坐，都很滿意，每個人都感到自己獲勝了。”
小說以一連串的發問收尾，這只是理解這部小說、引人反思的開端。《德語課》式的反思對我們的疫後思考有哪些啟迪呢？
德國杜塞爾多夫兩位歷史學家Heiner Fangerau和Alfons Labisch在新書《瘟疫與冠狀病毒》中認為，如今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與已知的病毒，如鼠疫、霍亂，梅毒、艾滋病，麻風、傷寒等，沒有什麼新鮮之處，只不過人類沒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而已，連人類在面對疫情的心理應激反應也都類似——排斥、汙名化、懷疑和譴責。隔離，從古至今都是這個辦法，只不過今天和中世紀相比沒有那麼殘忍，把人晾在一邊自生自滅。
這次疫情是二戰後人類面對的最大危機，所有國家和個人都無法在反思的責任面前逃遁。中國和西方都要拿出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勇氣來直面得失，除此以外，任何選擇都對人類無益。人類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需要更加團結，而不是撕裂。
我們的敵人是病毒，不是第一個發現這個病毒的國家，也不是一位寫日記的作家。國家間意識形態對立不能解決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批判一個作家無助於從歷史和現實中汲取經驗教訓。抗擊新冠病毒，如同與法西斯抗爭，需要最廣泛統一戰線，需要最廣泛地達成共識。
我們需要經典文學作品來承載這些思考，這些作品的內省力至少不能低於《德語課》。目前這本備受爭議的日記難當此重任，不是因為觀點和內容，也不是因為是不是用德文在海外出版，是因為還達不到我們期待的經典文學的門檻，不能替代，也沒有喚起整個民族思考與自省。自負和高傲，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對所有人來說，都不利於拯救我們自己。
疫情當下，我們見到了前所未有荒謬的言論和事情。歷史面前，跳樑小醜只能短時霸佔舞臺。有著強大內省力和糾錯能力的民族才能在與病毒的廝殺中生存下來。歷史本來應該走到了中西方達成第二次巨大共識的時刻，而我們看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撕裂。西方一些政客像魯格布爾哨所的警察一樣“盡職盡責”地維繫著他們認為應有的世界秩序，身體裡永遠住著一顆訓誡中國的心。而我們的警察會不會也像魯格布爾哨所的警察一樣，在疫情過後，身體裡還住著一顆訓誡醫生的心？
煙消雲散後，他們會不會照舊，來燒我們的畫？那些肉眼看不見的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