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未來應發展“國家資本主義”

文章選自公眾號法意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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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家》|英國未來應發展“國家資本主義”

作者：大衛·艾格頓（David Egerton）

譯者：孫晉

法意導言

英國脫歐進程可謂艱難坎坷，這場脫歐拉鋸戰依次上演過：公投請願、高院裁決、女王批准、首相聲明、“府院”之爭、多輪談判等等。至今，英國脫歐尚未塵埃落定，脫歐不光是要解決英國與歐盟之間的關係，也是“後工業化”時代，全球格局重塑的一次嘗試。本文采用歷史的視角討論英國脫歐，文章前半部分概括了二戰後英國經濟主體的變化及倫敦崛起原因，後半部分開始發問為什麼脫歐會至於此。作者經過分析推導出脫歐背後的邏輯不是經濟因素，而是政治導向。作者如此研究，同樣不光是要解釋英國脫歐、英國與歐盟之間的關係，也是想解釋這種重塑全球格局的可能的嘗試。本文於2019年11月13日發表於《新政治家》雜誌（Newstatesman），作者大衛·艾格頓（David Egerton）著有《英國興衰：二十世紀英國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Nation: A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堪稱20世紀最風光的保守黨何以成為英國的恥辱？為何與權力、經濟緊密相連的政黨會無視國家利益？

2016年以來，由保守黨引領的脫歐危機始終困擾英國。經濟因素是引發脫歐的最關鍵、最直接原因。比如，2008年的那場金融危機就影響了公投：危機導致經濟停滯，不僅影響企業產能和工人工資，公共服務領域也被波及——公眾服務支出被大幅削減。管理社會福利的政府部門慘遭重創，底層勞動者亦是如此。

英國脫歐背後蘊含強大的經濟轉型邏輯，而這邏輯背後又有更深層次的淵源。在過去的40年餘中，英國資本性質在多個維度中發生變化，“新自由主義”或“後工業主義” 已不足表達彼時的英國，資本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也隨該變化而變化。

1945年以前，英國經濟水平曾制霸全球。壟斷資本主義者視英國為全球政治和商業中心，自由資本主義者將其視為世界上最大進口國。然而，1945年以後，英國在意識形態、物質基礎兩方面進行自我變革。彼時，英國主流經濟體是國有企業，煤炭主和煤炭生產商大都成為公有制企業，例如國家煤炭委員會，英國運輸委員會（包括英國鐵路公司）和英國電力局。

同時，英國還存在一種類似的國有企業形式：它與保守黨有密切的關聯，由包括帝國化學和聯合電氣在內的大型私營公司組成，與以往的企業形式有本質區別。1950年至1960年，英國工業化進程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迅猛。與19世紀英國被稱為“世界工廠”時相比，這十年間，英國製造業產能佔GDP的比例更高，製造業用工量也達到相當大的規模。

這兩種體制的企業保障英國人民所有基礎建設，囊括鐵路，道路和能源，以及汽車，電視，飛機和服裝。到了20世紀70、80年代，絕大多數英國人都吃得上本地菜，不再依賴進口食物。得益於現代煤礦開採業的發展，例如塞爾比（Selby）的煤礦和英國北部海域的海上石油鑽井平臺，英國的能源供應實現自給自足。英國製造的商品出口總量達到進口食品、原材料和大部分能源總量的一半時，英國貿易即能平衡，不再需要出口。1945年初期出現的“要麼出口，要麼死亡”的危機消失了。

此後，英國資本主體形式發生重大變革。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英國經濟逐步加大對外開放力度，成效顯著。

英國製造業成為淨進口產業，二戰後其貿易逆差規模之大超乎預期。曾經是英國工業核心的大型國有企業，如帝國化學工業（Imperial Chemical ）、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或英國利蘭（Leyland）公司全都消失了。如今，國有企業變成了外資企業。在1950年到1960年這十年間，英國是世界第二大汽車製造商，考文垂和中部其他城市是英國汽車製造業的核心，而如今，英國汽車工業屬於淨進口產業。從印度塔塔集團（最大的製造業僱主）到法國索迪斯食品公司，細數英國許多大企業（多為外資），它們甚至沒有在倫敦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2017年公佈的數據顯示，英國非金融業的營業額約有34%是由外資企業創造的，在製造業中，這一比例超過50%。

甚至，與政府合作的承包商也多為註冊在國外或避稅地的公司。根據蒂莫斯（Demos）最新的調查，在政府34家戰略供應商中，有25家供應商——公共領域（包括衛生和國防）的最大供應商——都為註冊在避稅地的公司。

國內存有大量海外註冊公司的現象並非英國獨有，比如，瑞典沃爾沃（Volvo）就是中國公司吉利（Geely）旗下企業。但，德國的汽車行業仍主要由德國企業操控，全球經營業務，包括在英國經營（相比之下，英國沒有在德國經營的的汽車企業）。法國標誌（PSA）和雷諾（Renault）也依舊為法國人所有，由菲亞特-克萊斯勒（Fiat-Chrysler）主導的意大利汽車業仍由巨頭阿涅利家族（Agnelli family）抱持，全球電氣工程集團西門子，總部位於德國，德國擁有部分所有權，其在英國經濟中佔比遠超的英國任何一家電氣公司在德國的權重。這不僅意味著歐洲大陸國家保留了國家資本的形式，而且這些國家資本的企業同時也是全球性企業。

英國金融業競爭激烈，但金融中心倫敦的大部分金融活動對英國經濟的影響很小。曾經代表英國金融業和工業的倫敦，如今輝煌不再。英國股票市場50％為外資資本。多數頂級上市公司的業務移往海外，因此FTSE 100指數既不能反映英國經濟的表現，也無法反映出市場對英國經濟的信心。

20世紀80年代，保守黨將商品、服務和資本推向激進的自由市場，力度上超過了歐洲其他國家。這為英國帶來了眾多好處，比如，將高效、運作良好的公司帶到英國，振興英國經濟；向英國輸送歐盟及全球範圍內最好的物資和一流的人才。開放對於倫敦來說是極佳策略，但是造成了收益分配不均衡的結果。

在新的經濟環境中，倫敦已然成為集財富與權力於一身的城市，工業衰落，但國際化的服務業異軍突起。戰後倫敦人口總量萎縮，這個數字在20世紀80年代初達到谷底。隨著新自由經濟發展，倫敦蓬勃復甦，在許多方面回到了愛德華時代的盛況。似乎瑪麗·波平斯（Mary Poppins）的世界——銀行家，保姆，掃煙囪的清潔工等等——又回來了。但是倫敦，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的格局卻與以往不同，它不再是商品交易的集散地，也不再引導英國企業海外投資，它變身成為國際化的貨幣交易所，主導投資流向英國境內而不是境外。

（譯者注：瑪麗·波平斯（Mary Poppins）是英國文化的符號，她是英國家喻戶曉的會魔法的英式保姆。）

80年代初期，倫敦吸引了大量外國資本和人才，成為國際中心。到2018年，倫敦36％的人口在英國境外出生，22％的人口為非英國居民（相比之下，只有14％的人口在英國境內出生，9％人口為英國居民）。新時代的倫敦不僅有移民組成的工人階級（這是歐洲首都城市的典型特徵），而且有移民組成的精英階層，這種情況是不常見的。倫敦已成為全球資本的中心，它不能像過去那樣為英國工業代言，也不能為英國金融業代言。

營造舒適的家：英國利蘭的生產線奧斯丁Maxi 1500的擺拍，圖片攝於1969年

但脫歐既不是倫敦的需求，也不是外資企業的要求。自由市場的代表——包括英國工業聯合會，英國《金融時報》和《經濟學家》——採取的軟脫歐立場凸顯了脫歐不是資本的意願。相反，政策表現了保守黨與資本之間、資本與國家之間的新區隔。

說來，英國脫歐是件略顯奇怪的事，這麼說不是呼籲國家資本奪回經濟控制權——至少不是為了支持像雅各布·里斯·莫格（Jacob Rees-Mogg）那樣的人。支持脫歐的人認為，即便歐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同時也是最大的單一市場，但歐盟還是不行。脫歐者希望實現英國與全球市場的單邊自由貿易，他們想放寬管制，使英國，甚至僅使英格蘭重燃，成為商業中心。另外，支持脫歐的全球主義者，尤其是像戴維·戴維斯（David Davis）和利亞姆·福克斯（Liam Fox）這種沉迷於對貿易協定的幻想的人，妄想英國復興，再次成為創新先驅，帶領全世界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就像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裡的表現那樣。他們認為英國已經改革並復興了，而““衰落論者”和“失敗論者”對此表示異議。

下議院辯論時的雅各布·里斯·莫格（譯者注：雅各布·里斯·莫格，Jacob Rees-Mogg，保守黨議員，近期，因其在下議院會議上的“葛優癱”成為“網紅”）

（譯者注：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 是指在歐盟內實現沒有內部邊界的一個區域,在這個區域內保證商品、人員、服務和資本的自由流動）

撒切爾主義沒有塑造出成功的英國資本——脫歐也不是一個可行的復興計劃；傳統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脫歐是“不切實際”的計劃，損害英國的改革成果——而只有徹底的革命才能實現英國的復興；既不致力於也不依賴於國家資本的私人資本家，企圖通過徹底放松管制達到復興目的只是幻想。

說到英國，你最先想聯想到的資本大鱷是誰？首當其衝的可能是，疑歐論商人詹姆斯·戈德史密斯（James Goldsmith），這位將公司總部設在倫敦的法國金融家曾向公投黨提供援金。其次是，鋼材貿易商奈傑爾·法拉格（Nigel Farage），前英國獨立黨（Ukip）領袖，現為英國脫歐黨領袖。還有亞倫銀行，其擁有一家小型離岸保險公司，為脫歐提供資金支持。前保守黨的副主席邁克爾·阿什克羅夫特（Michael Ashcroft）和亞倫銀行的公關總監安迪•維格莫爾（Andy Wigmore）與前低稅殖民地伯利茲都有著密切的聯繫。

還有移居海外發展的製造商也支持脫歐，比如歐洲公司英力士（Ineos）的富吉姆-拉特克利夫(Jim Ratclife)，在英國本土只保留少量業務；還有戴森公司（James Dyson），現在移至新加坡。脫歐還獲得城市裡金融機構的支持——例如克里斯平·奧德（Crispin Odey）和里斯·莫格（Rees-Mogg））——倫敦主要的報紙（《每日電訊報》，《星期日泰晤士報》，《太陽報》和《每日郵報》），其核心金融業務均不在英國本土。簡言之，

他們不是國有企業，而是追逐經濟利益的資本家，他們不必依賴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健康狀態。

那麼，另一個問題來了：既然英國脫歐訴求與資本現實之間有區隔，資本家利益與國家政策脫節，為什麼英國脫歐雖然屢次慘敗但卻始終沒有瓦解？為什麼脫歐會對英國政治和公眾的生活始終保持超常的吸引力？尤其對保守黨。

首先要提到的關鍵原因是，在英國保守黨理事會中，大多數英國本土企業的親歐立場都沒有得到保守黨足夠的重視。過去，如果有首相試圖頒佈有損經濟的政策，民眾就能挺身而出進行干預，以防止損害發生（也許最好的例子是，在1975年的全民公決中，企業家公開投贊成票，贊成英國繼續留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中），而現在，民眾階級的呼聲無法得到回應。

另一個原因是，英國公司的業務不再侷限於英國本土完成。日產汽車和塔塔公司，高盛和摩根大通都可以輕鬆地將其業務轉移到海外。像德國汽車業一樣，它們可以在歐盟區、亞洲或世界其他有更大的利益空間的地區發展，企業不願公開干預當地政治。

英國脫歐是由政治驅動的，而不是經濟驅動，這有些異常。有工作的人並不贊成脫歐，儘管這點無從盡調，但多數贊成脫歐的選票出自英國本土人之手，尤其是已退休的人；贊成脫歐的保守黨比工黨要多；贊成票主要來自大城市以外。換句話說，脫歐意向與實體經濟運行狀況無關，也與歐盟本身無關。也許，脫歐意向是對現代化的反抗，是對外資佔領英國經濟的反抗，也是對戰後保守的國家資本的支持。換一種方式考慮這件事，退出歐盟運動動員了潛在的反倫敦人群，其實就是在反布魯塞爾。

英國脫歐尚未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自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以來，英國經濟持續變化，人們很難確定支撐英國經濟主體是什麼，是在英國本土經營的英國獨資公司，還是在英國經營的外資獨資公司，還是在英國經營和註冊的外資公司？英國政府會支持戴森（Dyson）將遠東製造的吸塵器出售給中國嗎？推廣英國汽車在中國的銷售量意味著什麼？這也就難怪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會選擇既樸實又日常的英國產品出口境外——比如，威士忌、羊雜、梅爾頓莫佈雷餡餅和公交站的候車亭。

英國資本性質的轉變也使英國脫歐成為不切實際的政策。在技術官僚干預經濟的時代，雖然政府官員有專業部門的經驗和知識，能夠了解市場的詳細需求。但是，這種專業知識遠遠不夠，保守派領導階層——由商業巨擘和製造業巨頭，如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和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領導——對現代工業和資本運作就缺乏足夠了解。

就算英國是第五或第六大經濟體，一旦遇到新興的經濟體，比如歐盟、美國和中國，以及日本和印度競爭時，經濟實力排名根本毫無意義。與大多數中型國家相比，英國不算是全球化的參與主體。儘管人們還在談論英國企業和創新，但英國的生產力低下且停滯不前，難成創新領袖。

事情總有另一面，脫歐的尷尬局面也有其好處，脫歐的過程突顯了英國的不平等。它引起了人們對“基礎經濟”的普遍關注，這一概念涵蓋了從物流網絡到供應鏈的所有方面。

在這場對“基礎經濟”瞭解的過程中，英國人不僅瞭解到食物供應的來源，而且瞭解到物流速度：從南歐運送食物究竟有多快。誰會知道有這麼多英國魚和羔羊被賣到歐洲其他地區？除了專家之外，誰能理解跨歐洲的即時系統？該系統管理汽車組件在歐洲版圖移動，以至於談論英國的汽車業就不可能不談歐洲汽車工業。

漸進式改革始終取決於對當前現實的理解，以確定經濟需求及適應其變化。無論如何，對英國經濟來說，脫歐一直是英國早應接受的教育。

儘管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資本姓什麼並不重要，但在這個經濟不平等，政治分裂和地緣政治混亂的時代，有必要重新慎重思考國家資本。可以肯定的是，英國要將經濟手段滲入國家及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以國家目標為導向，在技術技能和創新方面承擔更大的責任，英國會重拾失去的利益。

翻譯文章：

David Egerton，How Britain Was Sold，Newstatesman，Nov.13,2019

網絡鏈接：

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uk/2019/11/how-britain-was-sold

譯者介紹

孫晉，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希望通過翻譯工作了解他者，同時也希望被理解的學生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