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场运动，它被后人评价为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蒙昧中的觉醒”，这就是戊戌变法。
这场运动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也极大地改变了当时国人的思想，还留下了“戊戌六君子”可歌可泣的故事。大众认知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两方的实力悬殊，但是，在后人的研究中却发现，这场运动的失败，与领导者康有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由他直接促成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经历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清朝的形式已经岌岌可危，为了挽救统治，年轻的光绪帝试图通过变法来改变国家落后的状况，于是开启了历史上著名的“维新运动”。但是这次改革只持续了仅仅百天就失败了，光绪帝也因此泣血瀛台。
有人说是因为慈禧太过专权，有人说是因为守旧势力强大。但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领导人的素质是很重要的，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只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冒进的主义者，也注定了维新运动的悲剧。
当时的清朝深陷列强欺凌之中，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康有为作为思想开放的有志之士，曾经“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为面瓜分之祸，保中华之种族。”
所以他上书建议光绪帝进行变法，并提出了大量的设想，比如废除科举考试，兴办新式学堂，发展商业等等。由于当时他和梁启超联合了当时603个一起进京考试的举人，史称“公车上书”。这一系列措施毫无疑问是适应当时的发展潮流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康有为所有的建议都是正确的。
而且他提出最大的一个主张是什么呢？他曾向光绪多次进言：
大臣守旧，当广召小臣，破格擢用。
言外之意就是他和他的学生是年轻的臣子，要把权力全都分给我们，而架空那些老臣子。要求权力可以理解，如果真的对国家有益的话也可以，但是他的变法看起来非常不切实际，就比如他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荒诞的思想：
“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离乱迫至，考遍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而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若吾名往，可为新中国。”
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中国饱受列强侵扰，国家积贫积弱之时，将国民全部迁往巴西，成立一个新的中国。舍弃我国的国土，泱泱华夏如何会出这么一个“叛贼”！这个观点在如今看来都是石破天惊的，更何况是在当时安土重迁的封建社会，不知道他为何会如此有自信。
除此之外，他还提出过将全国的矿都卖给英美，换钱来发展经济，将中国和日本进行“合邦”来壮大国力等建议，当时朝中的大臣都评价他“其言荒诞”没有人理他。从这三个荒诞不经的提议可以看出，康有为的想法堪称“危言耸听”，博人眼球，不管是放在封建的清朝还是放在思想先进的现在，都是毫无逻辑的胡言乱语！
而能有这种思想的康有为是变法的领导人，恐怕失败也是在所难免，这只是他的不切实际，还有他人品卑劣的地方，这就是让康有为臭名昭著显露康有为本性也是导致了变法失败的“衣带诏”事件。这让无数正义变法之士人头落地，人们评价他：
安维峻：“惑世诬民，非圣无法”。
章太炎：“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茅海建：“康有为的言论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
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力进行的一系列作为，堪称病态，远大于超过对变法的需求，直接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衣带诏”是指古代皇帝受到软禁，丧失权利之后，来号召心腹之臣推翻异臣的诏令。那么光绪帝此时为何会被软禁，这衣带诏又下了什么令呢？
根据康有为自己的讲述，自己在公元一八一九年接到了光绪的“衣带诏”，诏书上说自己变法遭到了慈禧的阻挠，现在被软禁起来，要求康有为等人去救他，所以康有为就发动了一场政变，企图杀了慈禧皇太后，但是不幸失败了，这也就将维新变法带向了灭亡。
但是杨锐（戊戌六君子之一，被清廷定罪后处死）的儿子在整理杨锐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道光绪写给杨锐的秘密诏书，而这道密档正好还原了历史真相，内容与康有为说的完全不符，甚至，这诏书根本就不是传给康有为的！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光绪的意思很明白，变法的步子迈的太大了，慈禧太后不愿意，可能导致我皇位不保，但是我还是一心坚定变法的，你们给我想办法既能让慈禧满意又能推进全面办法。注意到了吗？光绪在衣带诏中提都没提康有为的名字！
但是康有为听到这件事后，就感到非常不平，他觉得自己才是变法的主力军，为什么却给杨锐下了诏书呢？他认为自己未来的权利受到了威胁。但是转念一想，他竟然厚颜无耻地认为以自己如今的地位，并不是杨锐可比的，所以皇帝一定是被软禁了，表达不了真实的意思，于是就有了他“围园杀后”的举动，让慈禧太后勃然大怒，造成了后来维新变法彻彻底底的失败。
更为可耻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早早的流亡海外，六君子为了民族大义为了社会进步人头落地，此时还尚无人能与他对峙衣带诏的真假，他便在多地刊印自己手持真实的衣带诏，现在继承皇权，代表光绪的意志，在各地成立保皇会，大肆敛取洋人和华侨的钱财用于自己花天酒地。
同时，他还用这些钱游历各国，待得回国之后，还刻过一枚印章表达自己的“功绩”：“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明明是拿着假的衣带诏各地骗钱游玩，他还颇为自得，实乃国贼也。
其实我们根据后来的史料记载和光绪对大臣的对话可以看出，慈禧太后与维新派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的，她曾经在一定程度内接受变法，只是碍于清朝贵族的地位，要维护一些臣子的利益。
倘若变法是循序渐进的，或许真的可以成功，但是谁也没想到，出了康有为这么一个争名夺利的小人，为了自己的权力和追求，无耻的激化了矛盾，让本在萌芽中的变法集团受到了毁灭打击，直接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无数志士为了解决民族困境带来的火种，就在康有为的“领导”之下被扼杀了，这也带给我们启示：主事人往往是决定事情能不能成功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