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特里夫纳回忆道，游行结束后，“我坐在长椅上休息，觉得虚弱无力，头晕眼花。我的喉咙很干、很痒”。这些明显是受到辐射影响的反应，但好在后期她没有出现更多不良反应。另一位游行参与者娜塔莉亚·莫罗佐娃，特意从敖德萨来到基辅参加这次活动，她可没佩特里夫纳那么幸运了。
乌克兰议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善后工作，那些曾在主席台上向群众致意的领导都收到了这位女士满是咒骂的信件：“让他们都下地狱吧！”她接着写道：“我是一名孕妇，4月24日我来到基辅拜访一名女性亲友。我参加了这次游行，在第聂伯河上划了船。
5月12日我才离开基辅，到了7月我的孩子就胎死腹中了。”5月1日，奥利斯·贡查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民众在克列夏季克大街上举行游行，高兴地呼喊着口号，好像无事发生过一样。”克里姆林宫中的苏联领导人虽然一直在努力防止出现公众恐慌，但这次“带辐射”的大游行却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后果，苏联政府原本希望借此巩固政权，结果适得其反。
基辅工人赫里·拉尔后来写信给基辅议会委员会：“政府欺骗和背叛了我。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我只能从外国政府那里得知消息。”的确，在得知瑞典高辐射警报后，西方媒体首先播报了新闻。
“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最早用俄语和乌克兰语通知苏联民众做好辐射预防措施。与此同时，克格勃工作人员还在不断查抄传单，他们认为那些传单中含有“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影响的虚假信息”。戈尔巴乔夫没有为基辅那天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但他后来承认继续举行游行是个错误。
事故过去20年后，当2006年戈尔巴乔夫接受访问时说道：“5月1日我们没有取消游行，这是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掌握事故全面信息。的确，我们不想制造恐慌——想象一下吧，在一座有着几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发生了大规模恐慌，那后果该多么可怕！现在我们知道了，当时那就是个错误。”
32名叫安纳托利·舒马克的年轻克格勃工作人员幸运地控制住了货车方向盘，否则他和其他九位同事可能会掉到沟里，甚至丧命。这时已是5月1日深夜，然而指挥官仍不愿透露他们最终要去哪里，这项任务要求高度保密。
货车沿着基辅的道路摸黑前进，指挥官不断告诉司机：右转——左转——直行——再右转。刹那间，姗姗来迟的指令让司机不知所措，慌乱之下，他双手脱离方向盘，紧抱着头。舒马克一跃而起，牢牢把控住了方向盘，这才阻止了一场车祸。
直到此时此刻，指挥官才告诉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基辅的鲍里斯波尔机场。他们的任务是接收一辆特殊防辐射车辆，这辆车是专为苏联领导人应对核攻击而设计的，他们需要将这辆车运到切尔诺贝利。
指挥官告诉他的属下，这种防辐射车在苏联仅有一辆，因此他们务必尽职尽责地保护好这辆车，将它送达目的地。他们不辱使命，于5月2日中午将这辆车送到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有传言称戈尔巴乔夫要亲自视察这座已损毁的核电站。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来——直到两年后，1988年2月，他才第一次亲临切尔诺贝利。
但在舒马克以及同僚运输车辆的当日，戈尔巴乔夫的两名亲密助手——尼古拉·雷日科夫和中央委员会二号人物叶戈尔·利加乔夫——莅临了切尔诺贝利。他们在5月2日上午从莫斯科搭乘飞机来到基辅。
在乌克兰两位领导人物谢尔比茨基和利亚什科的陪同下，他们搭乘直升机来到了核电站。包括政府委员会的首席科学顾问勒加索夫在内，许多参与事故善后工作的人都认为此次视察是由于基辅及乌克兰一些机构提供的报告都显示辐射值一直在升高。
在通知基辅的游行活动继续进行之后，领导们现在亲自从莫斯科来到现场评定事故状况。他们带来了自用的辐射测量器，但对于受损反应堆所带来的危险仍知之甚少。当直升机逐渐靠近核电站时，雷日科夫命令飞行员降低飞行高度，盘旋于反应堆上空。与雷日科夫、勒加索夫一同搭乘直升机的利亚什科记得：“警报声越来越频繁，渐渐变成令人抓狂的、持续不断的尖鸣声；仪器上的读数一路狂飙。”
他回忆直升机没有任何的辐射防护装置，但雷日科夫记得飞机底部有一块铅板，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反应堆后，这些人才第一次清楚爆炸带来的破坏范围有多大，但后果的严重程度究竟几何，他们依旧一知半解。
在切尔诺贝利，克里姆林宫的全权代表们召开了政府委员会会议，他们慢慢认识到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苏联能源部部长梅奥雷茨是会议的主讲人之一，他对电站未来的乐观展望溢于言表。他的发言是这样结尾的：“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四号反应堆在10月恢复正常工作，五号反应堆在12月投入使用。”
他希望以此满足在场高官的预期。核电站负责人布里奇哈诺夫虽已无权做任何决定，但也参与了这次会议。听闻此言，他倍感震惊。事后，他记得当时自己想：“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梅奥雷茨‘你的发言荒谬至极？反应堆已经无法修复了！’在场的原子能专家都不置一词，我也不好再多说一个字，我怕会被赶出这个会场。”
乌克兰政府负责人利亚什科，虽没有保持沉默，但他也未能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小声地问雷日科夫：“他在说什么呢？反应堆10公里范围内的区域都被高辐射污染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恢复正常工作？”雷日科夫没有回应他，会议继续进行。
4当天是5月里一个炽热炎炎的日子，室内的窗户都大开着，谢尔比茨基坐在一扇窗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由于春季过敏，他一直在用手帕擦去眼角的泪水，而在当下严峻的形势面前，就算真的流泪也不是件奇事。
并非所有发言人都像梅奥雷茨一样乐观。化学部队指挥官弗拉基米尔·皮卡洛夫将军报告了辐射水平，在场的顶尖科学家也都认为辐射值很高，且每天都在不断升高。苏联气象局的负责人尤里·伊泽雷尔展示了一幅核电站附近受污染地区的地图，污染范围延伸了30公里，爆炸当时及接续几天的风向和风力决定了辐射热点区的具体方位。
政府委员会此前曾定下半径10公里的禁区，现在多名委员都认为要扩大禁区范围。5雷日科夫慢慢才意识到辐射扩散使问题变得越发严重，他问各位委员该如何重新划定禁区范围。有人建议禁区的半径应为30公里，尽管这样划分，区域内会掺杂一些未受污染的地方。雷日科夫回忆道：“意见纷杂，有来自生态学家、地质学家、气象学家的，还有来自军方和民防部门的。
我们比对了各种地图，分析出为何有些数据互相矛盾。我们把地图叠放在一起，找到了重叠的地方，它覆盖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所有受污染的地区……我沉思了许久，必须要做出决定。”迟疑片刻后，雷日科夫同意了划出半径30公里禁区的建议。这个禁区将覆盖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禁区内80个定居点的4万多名民众需要被疏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