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李星星（化名）疑被鮑某明“培育式”長期性侵案，第一時間讓人想到的是韓國電影《熔爐》或者它的中國版本《嘉年華》，權力關係下醜惡成人對未成年人的剝削與滅聲，這點毋庸置疑。
但要是現實像兩部電影那樣黑白分明就好了，李星星案的困難之處，恰在於施害者比《熔爐》裡的校長們和《嘉年華》的商會會長們更為小心，他把性侵與戀愛的界線模糊化，把未成年與成年的法定界線卻踩得恰到好處；而且他掌有大量“證據”說明他對她有恩，她是“恩將仇報”。
對不起，越是這樣，這個案例越恐怖。
其實更有可比性的電影，是《82年生的金智英》。你沒有看錯，擁有鄭大賢那樣的孔劉式高顏值好老公的金智英，與李星星卻有著某些本質性的共同境遇，這也是東亞社會里許多女性的共同境遇，唯其絲絲入扣，如溫水煮蛙，讓所有人都無從掙扎。
《82年生的金智英》的叛逆意義遠遠大於此前《熔爐》和“逆權”系列作品，因為它質問的是滲透到日常每一個細節的、一半人口所遭遇的傷害。平庸之惡圍繞在她們身邊無所不在。
首先是一個洗腦式男性社會，鄭大賢身邊的同事、甚至金智英的父親就是其代表，而鮑某明則是這樣一個社會的現實化、精英式的集中呈現。
鮑的“禁室培育”（或者按中國古代更噁心的說法說：“養瘦馬”）非常成功，他一個人就可以承擔起《82年生的金智英》裡一個社會的共犯。從他自己提供給媒體的電話錄音裡，李星星非常自然地說出“你可以重新再教養一個”還有“我知道要是現在我在你面前的話，你估計打我一頓了”就可以推斷出，兩人的關係絕非戀愛，而是典型“調教”式的畸形不平等的性關係，而且李星星在兩人通話中自然使用“教養”這一動詞，可以看出她在他面前被抹殺了反思的可能。
鄭大賢的同事等韓國當代男性，基本仍是男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即使金智英的對她有內疚之情的弟弟，也難以從共業中脫身，鄭大賢本人也沒法。
鄭大賢在金智英希望復出職場的時候，他咬牙許下了他要請育嬰假代替金智英在家帶孩子的壯語。然而不敵其母的壓力，也抵不過韓國職場對“這樣無能男子”的敵視，當金智英“主動”放棄復出願望的時候，我們都能看到，鄭大賢如釋重負。
這樣一個丈夫真的那麼尊重她嗎？在接到家庭催生壓力之後，鄭大賢皺著眉頭哀求金智英生一個，哀求不能之後就發動身體攻勢，歡叫著“我們造一個人，造一個人”鑽進被窩，令金智英無可抗拒地懷孕了。這跟婚內強姦又有什麼兩樣呢？
在李星星的描述中，鮑某明扮演夠一個父親角色之後，會突然扮成奶聲奶氣叫李星星“媽媽”。這一細節，足以成為整個巨（男）嬰社會的縮影，他不是在她身上尋找慰籍，而是要享受嬰兒對母親可以肆意索求的隱形權力。
其次是雙方的父母，包括鮑某明的姐姐（曾對媒體表露李星星與其母曾去鮑的老家見過鮑父母）。李星星說她們是去鮑的老家要說法，鮑爺爺奶奶都說鮑自小就開放，鮑母親還問都這樣了要不要嫁給他。
據說是高級知識分子的鮑父母，思路跟薛蟠他媽一個德行，在她們眼中不存在十四歲跟二十歲的分別，都是她們兒子經手的一個洩慾對象而已，問你是否願意嫁已經是天大的恩賜——就跟鮑絲毫沒覺得自己剝削了李，反而責怪李沒有知恩圖報一樣。
這是一個李家那個階層無法想象的思路。李星星的母親把李送給鮑“收養”，不可能沒有想到鮑會打李的主意，她沒想到的是鮑給予李的身心摧殘所到達的限度。她預設了一個給自己的託詞，那就是最起碼星星能夠跟著一個上等人改變命運，而最後命運張開它赤裸裸的大口時，幸好她沒有背棄女兒。
金智英的母親就是一個更無力的金智英，是那部電影的影子主角。她犧牲學業，供養弟弟們讀書，這一切不是電影賣慘套路，幾年前還在中國媒體上見到把這樣的姐姐豎為榜樣的。
（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她感覺到金智英受婆家欺負的時候，並沒有真的為她挺身而出，所以才有了電影裡第一個惹人淚下的金智英獨白——她在婆家忙碌的時候，突然母親“附身”，說出了她期待母親為她說的話：
“唉，親家母，其實我家智英每逢過節都忙到快生病了！”
“鄭女婿！你也是這樣，每逢過節就一直待在釜山，來我們家卻待一下子丶拍拍屁股就走了。”
“只有你們家才是一家人嗎？我們也有自己的家人啊，智英三姊弟除了過年過節，平常連見一面都很困難。既然你家女兒能回孃家，那麼也懇請放我們智英回家吧！”
鄭大賢的母親一家聽了這番話無動於衷，鄭大賢背地裡向家人解釋是妻子得了精神病，於是就有了鄭大賢的母親送韓藥給金智英的一幕。金智英一度感動涕零，但殘酷的真相是鄭母擔心金智英重返職場而其子失去一家之主的地位。
財新苑記者的朋友圈有一個詞倒是說對了，這是一個“舊社會”的事。
平庸之惡的極致表現在，金智英在咖啡館裡遇到叫她“媽蟲”的那種毫無關係的男人，就跟李星星事件中那些認為李星星不過是一個勒索有錢人的雛妓的人是一樣的。
當金智英好不容易有機會帶著睡著的女兒去咖啡店喝一杯咖啡時，卻被鄰桌的男人莫名其妙地惡意稱呼“媽蟲”——韓國的網絡語言，表示那些全職帶孩子的媽媽，整天無所事事，拿著丈夫的錢四處揮霍——這是男權社會對女性使用貶抑性命名以維持對後者的壓迫的常見手段。
在李星星案的外部輿論中，也不乏這種惡意滿滿的聲音，重則說李企圖勒索鮑一個億不果而翻臉的，輕則說李星星犧牲青春改變命運不是挺划得來的嗎？也有說未成年人善變不足信，受害人變加害人等等的“理中客”……凡此種種，都是壓倒金智英的最後一根稻草，她就是在咖啡館遭遇汙名辱罵之後情緒崩潰的。
（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82年生的金智英》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把李星星她們經歷的殘酷生命下放到我們身上，82年生的金智英也可能是依然處於男權社會中的任何一個女性，而李星星是這種近乎“天然”的權力架構中一個更懸殊的受害者而已。
從李星星現在堅決的反擊看來，讓人欣慰的是她最起碼擺脫了鮑的洗腦，嘗試否認權力的“天然性”，如此多並沒有遭遇她這種極端境遇的普通中國女性對她產生強烈的同理心，不是沒有原因的。
原因就是，這個社會以養父和丈夫的名義，每天在我們身上巧奪豪取。
（廖偉棠，香港詩人、作家、攝影家。現任教於臺北藝術大學，2020年新作《異託邦指南/詩與歌卷：暴雨反對》）
圖片來源：電影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