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陈德昌 . 我和邱海波在协和的岁月 [J/OL]. 中华重症医学电子杂志 , 2018, 4(1): 87-88.
陈德昌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1979-1982年赴法国学习现代重症医学知识，1984年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中国首家综合性“加强医疗科”，任首届科主任，牵头的“全身感染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临床与基础研究”获200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论年龄，我比邱海波长一辈。我见到他第一眼， 似乎有种特别的感觉。
人说这是缘分
一般地说， 第一印象是真实的。邱海波是我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我当导师，不过是按编制规定的一种职称。无论医学素质或者专业功底，我没有理由自视过高。
尽管如此，我曾经试探着施展“老师的尊严”，邱海波则能够坦诚表达不同的意见。显然，他不是唯唯诺诺之辈。
在现实生活中，我经常被莫名其妙的情结缠住，很矛盾，也很滑稽。
我把这段故事写下来，写的是我自身的感受。
第一次见面是邱海波作为研究生接受录取前的面试，主考是我和马遂教授。提问是炮轰式的，说得粗白一点，像猫抓耗子的那种心理，至少我是这样。把应试者问得答不上来，似乎有种快感。实际情况有点意外。但见小邱嘴角上始终挂着一丝不透明的微笑，认真应对老师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我知道研究生入学前面试不是毕业考试。应试者不大可能对各种提问对答如流。
邱海波有几次一时答不来， 他会说：“让我想一想”，稍停片刻，然后慢慢道来。
对于某个知之不多的问题，他懂得运用已经获得的知识去推理。一场面试没有太多的时间让应试者过多地思考，但海波做到了。这就是邱海波给我的第一印象。
这段小小的故事勾起了我在巴黎学习生活的记忆。
法国主治大夫好几次冷不防地向我提问。他们 似乎刻意提出那些我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的基本问 题。
我答不上来，很窘，一头雾水。我首先想到的 是“我丢了面子”。法国大夫很容易看透我心中的 纠结，他们会提醒我：“pas de complex”，指的是“inferiority complex”，也就是说，“不要有自卑感”。尽管在国内，我喜欢曾宪九老师的启发式提问，但 我从来没有说过：“让我想一想”。不过，事后我会去读书，以求解答。我缺乏应变思考的能力。在巴黎学习初期，我感到法国大夫的提问简直像一次又一次的“发难”。我保持沉默，没有勇气在外国人面前承认自己无知。心态不正常。因为无知，需要求知，所以来巴黎学习。我花费相当一段时间去适应法国的教学环境，终于走出了怪圈。
时光流转，此刻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年轻的研究生邱海波，在老师们挑剔的眼光直视下，竟能坦然地说：“让我想一想”。如今我已是耄耋老人，回过头来看，在协和的那场面试是学生给老师上了一堂课。
我在巴黎初学期间就是缺了一点邱海波那样的开朗。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这么想。我暗自思忖：“这个年轻人厉害，有两下。”
- 邱海波教授
邱海波的出现，正是在我很迫切地需要准备启动临床基础研究的时侯。
我的老师曾宪九教授，在《纪念建国卅周年》一文中写道：“把基础研究的最新成果，应用于临床的研究，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极为重要。”他还写下这么一段：“第九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期间，有不少关于临床经验丰富、手术技术高超的报道，而有关基础理论的论文则寥寥无几。”他强调：“把临床发现的问题带到基础科学的领域，用实验研究的方法进行探索。”我对老师的教导有着自然的亲和力。遗憾的是曾教授75 岁过世，再也没有时间实现他的学术理念。作为他的学生，我有责任把老师的理念传承下去。为此，我思索良久。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决心做一点关于严重感染临床基础研究方面的探索，想到的是曾宪九教授生前的提问：“严重感染患者为什么死亡？” 课题涉及发病机制，存在很多未知数。初生之犊不怕虎。也许是我好强，敢于探索；也许是我愚昧， 不自量。有一点可以肯定，好奇心使我跃跃欲试。这算是我在巴黎修行两年的成果。一年不够，如果我是一位短期访问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将一无所获。
知识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熬出来的。
记得有位学者曾经发表一篇短文，描述他在尸体解剖中，从肺动脉加压注入液体，可以在肺静脉得到感应，反之亦然。
100 多年后，文章被有心人发现。此人萌发一种设想，尝试从右心测知左心的充盈压力。在临床上，这需要使导管能顺利地嵌入肺动脉。另有两位学者专心琢磨，找到一种技术， 在导管顶端安上一只可以充盈的小小气囊，肺动脉漂浮导管从此诞生。
1979 年我第一次在巴黎教学医院 ICU 见到那根外貌平凡的导管，我很惊讶， 在一定历史阶段，看似平凡的漂浮导管却促进了临床血流动力学的突破性发展。
我不禁想起临行前老师的嘱咐：“要知道外国人是怎么想出来的”。那些先行者不一定知道他们的探索最终能发现什么， 兴趣和好奇心是探索的动力。
回国以后，我梦想自已也许能有所发现。我开始做梦。我知道历史上那些远海航行的先辈们，他们有一支强大的船队。我的“船队”在哪里，谁将是我的搭档，我面临着组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的困难。
我很高兴得到我的夫人潘家绮教授的赞同。她是血液科大夫，基础理论的功底比我强，在美国德州大学进修期间，受过血液学实验室的训练。她的加盟给了我勇气。我向医学科学院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科研基金。在没有轮到我答辩的时间里，我默默地祷念：祈望评委会给我这样的初次涉足者某种优惠。评议讲究实际，申请被否决了。退却吗？没有退路，只能前进。
1992 年初，潘家绮大夫说服主管后勤的一位副院长，在协和医院老楼绿色琉璃瓦大屋顶下的阁楼里，争取到一间狭小的空间，足够摆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勉强嵌入最小号的无菌操作台。屋顶斜坡的最大高度允许两个人同时站着说话。看起来， 实验室很不像样，我们却受到莫大的鼓舞。我需要一位得力的助手，来弥补我先天性的缺陷。我想到了在读的研究生邱海波。这是一次冒险，或许成功， 或许砸锅。老师和学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实际上指导他更多的是潘大夫。我像没有经验的导演， 向邱海波解释剧本。他竟然甘心和我们在一起，一头钻进屋檐下，认真地动手干起来。
有天上午，海波兴奋地打电话告诉我：“细胞长出来了”，希望我能上楼去看一下。下午他又来电话，说：“细胞团缩，都死了”。一切得从头做起，他执着而且认真。他观察肺泡吞噬细胞在炎症反应中，炎症细胞因子与内源性抗炎症细胞因子的共同参与和相互作用。现在来看，实验不是十分复杂。但是开创伊始，却有很多困难。1992 年两项研究立题，1997 年完成。邱海波为后来危重病医学的研究生涯打开了大门。
- 陈德昌教授
同年，协和医院评委会通过了邱海波的博士论文。
我信心十足，满以为自己有把握挽留他和我们在协和医院一起工作。
小邱没有同意，他很有礼貌地诉说真情。他原先工作在母校，南京东南大学的教学医院中大医院。从院领导到科主任强烈争取他回归，提出的允诺很具体。责成他创建中大医院的ICU，开辟新的专科病房和专用实验室，优先提供科研基金，同时给他分配福利房。我能为邱海波做些什么呢？我顿觉愕然，割股之痛，一时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尽管如此，我曾陪同邱海波回到中大医院，有幸会见好几位科主任，在客厅里就座，谈笑甚欢。他们说话算数，我见到了他的新居家。他的夫人再也不必背井离乡，去适应北京的水土。我是南方人，能理解她的感情。
- 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党委副书记邱海波在武汉。
在我退休后，邱海波一如既往，惦记着我，情谊依旧，我感到欣慰。
多年以后，全国学术会议报道邱海波的多项研究课题获奖。他曾经简略地和我谈过他对感染免疫学的兴趣。
他有远见
2017 年传来邱海波荣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发的“白求恩奖章”的消息，如实地介绍了他多方面的贡献，客观地评价他对危重病医学在中国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我很自然地想起 90 年代，在狭小的实验室里，他帮助我开辟临床基础研究的新天地。昔日的经历，今日的喜讯，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太阳暖洋洋地照在我的身上。
鸟儿飞了。不是小鸟，是雄鹰，展翅翱翔。飞吧。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