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中已有關於翻譯的記載，後佛經譯者在“譯”字前加“翻”，遂有“翻譯”一詞，流傳至今。而翻譯實踐離不開一代代學者之苦心孤詣。是他們勇於在暗夜中前行，才譯就匯通不同文明的橋樑，傳遞推進著人類文明的星火。
有人曾做過統計，從1949年到1980年代中期，我國譯成英語的文學作品，有一半以上出自楊憲益和戴乃迭，其中尤以《紅樓夢》的英譯本最為著名。與他們同行的人值得銘記與致敬，如今也依然有人繼續著新程。
揭開翻譯史的第一頁
隨著印度佛教傳入，漢譯佛典揭開了中國翻譯史的第一頁。當時佛典有梵文、巴利文之分，以及中亞吐火羅等文字。東漢初期，河南洛陽建立了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印度的僧侶後來到白馬寺講授佛教教義，並翻譯了《四十二章經》等五部佛經。
從後漢開始歷經一千二三百年的佛經翻譯的漫長曆程中，晉代道安主張“質”，即直譯。至唐代，玄奘作為中國翻譯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質並重，但似以質為主。
北宋贊寧總結前人經驗，提出“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北宋後期翻譯活動逐漸式微，至明代永樂五年，開始重興翻譯活動，創四夷館，培訓翻譯人才。明末之後，翻譯的方向已由印度佛經轉向歐洲的天文、幾何、醫學等領域。
19世紀末以來，翻譯之風日甚。據統計，在1898年以前，我國翻譯了大約561種西方書籍。從19世紀末葉起，諸多學者開始提倡翻譯文學和從事翻譯工作。
梁啟超、康有為、嚴復、林紓、蘇曼殊、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鄭振鐸、田漢、茅盾、劉半農、陳望道、傅雷、戴望舒、梁實秋、馮至、巴金、梁宗岱、曹禺、夏衍、朱生豪、李健吾、屠岸、羅玉君、蕭乾、張友松、楊必、查良錚、楊憲益、戴乃迭、朱光潛、楊絳、黃雨石、豐子愷、王道乾、卞之琳……這些閃亮的名字承續併發揚了中國翻譯的傳統，所譯作品對當時和以後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引領中國翻譯風尚的重要貢獻者。
近代翻譯傳統的締造
無論在翻譯形式還是翻譯內容方面，嚴復都是一位偉大的實踐者。他是最早嘗試翻譯西方人文社科書籍的中國譯者之一。
1895年夏至1896年秋，嚴復將赫胥黎的兩篇論文翻譯成著名的《天演論》，經過多次修訂，在1898年4月以單行本刊刻出版，後風行海內。
1898年，他著手翻譯亞當斯密的《原富》（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並於1900年完成初稿，1902年刊行。至1909年，嚴復完成了主要譯作8部，逐步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知識啟蒙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嚴復的翻譯從一開始就不侷限於時事新聞，而是關注並傳播西學核心。梁啟超曾評價：“嚴氏於西學中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相比於同時期翻譯面世的文章、著作，嚴復付出了大量富有實效的努力，準備得更加充分，因而影響人群更廣。
從1897年起，嚴復就不斷將《天演論》《原富》的初稿呈示給桐城派古文的領軍人物吳汝綸，請求斧正。此舉不在於考證譯詞對應原文的準確性，而是充分考慮到“譯文為當時中國社會所接受的可能性”。當然，嚴復的翻譯是充滿艱辛的，從“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表達中可見一斑。某種程度上，他所總結的“信、達、雅”翻譯標準，既是翻譯的理想境界，也是他翻譯《天演論》時直面的具體問題。
關於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中的重要譯者，一位是嚴復，另一位則不能不提林紓。林紓被譽為是首開我國文學翻譯先河的先行者，1899年因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一舉成名。康有為也曾詩讚其“百部虞初救世心”。
林紓一生當中，共翻譯了246種作品，涉及11個國家的107名作家，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世界知名作家的代表作。他的翻譯實績改變了國人對於外國小說的印象，在中國真正建立起一個世界文學的格局。
溝通中西，推介經典
自上世紀40年代起，我國當代翻譯家、外國文學專家楊憲益與他的夫人戴乃迭（Gladys）翻譯了大量卷帙浩繁的經典名著，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祖籍安徽、出生天津的楊憲益於1934年秋來到英國。他先學習了希臘文和拉丁文，為入讀牛津大學學習希臘和羅馬文學做準備。留英期間，他曾翻譯過《野草》《阿Q正傳》，一些陶淵明的詩以及部分楚辭作品（《離騷》《九歌》《招魂》）。
戴乃迭原名Gladys B. Tayler（婚後更名為Gladys Yang），1919年生於北京的一個英國傳教士家庭。1937年考入牛津大學，最初學習法國文學，後轉攻中國文學，是牛津大學首位中文學士。
楊憲益在獲得牛津大學文學學士學位之後，與自己的英籍妻子戴乃迭謝絕了美國哈佛大學希望他們赴美從事希臘文學、拉丁語文研究工作的邀請，回到了中國。從抗戰中歸國至新中國成立，楊憲益與戴乃迭輾轉四川、貴州等地，講授英文並從事漢籍英譯工作。1955年，二人調入《中國文學》（ Chinese Literature ，新中國第一本系統地以多語種翻譯，介紹中國古典和現、當代文學的純文學刊物）編輯部。
由於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屬歐洲古典語言，我國從事古希臘羅馬文學原文翻譯者寥寥，楊憲益便是其中之一。20世紀五六十年代，楊憲益從拉丁文譯出維吉爾抒情詩《牧歌》、普勞圖斯喜劇《凶宅》，從希臘文譯出荷馬史詩《奧德修紀》，阿里斯托芬喜劇《鳥》《和平》。
據鄒霆《永遠的求索》所載，“國內學術界反映，一致認為譯筆信實而流暢，重要的是保留了原著的風格和行文的特色”。
楊憲益與戴乃迭還合作翻譯了《離騷》《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唐宋詩歌散文選》《宋元話本選》《長生殿》《牡丹亭》《聊齋選》《儒林外史》《老殘遊記》《紅樓夢》《魯迅選集》等，成為外國讀者瞭解中國文學瑰寶的重要媒介。
楊憲益曾在《去日苦多》中回憶他對於妻子戴乃迭翻譯工作的付出：“我們合譯中國文學名著時，一般是由我翻譯初稿，然後由乃迭修改英文，成為定稿。我翻譯初稿大致都是在打字機上譯一遍，乃迭修改則常常要打兩三遍，所以她用的時間一般都比我多。……後來翻譯《紅樓夢》，碰到書中的詩詞時，也改過好幾遍，所以我們合作時，她費的工夫總比我多得多。
後來她翻譯當代小說時，都是她自己譯初稿，我只幫她校對一下，這樣她的工作量就更多了。今天大家說起來，好像所有譯文好壞，都歸功於我們兩人，其實她的功勞比我要大得多。”
楊憲益視翻譯文學為構築中外文學交流發展、溝通民族間心靈的重要媒介，他認為“什麼東西都是可以翻譯的”，“人類的思想感情都是可以互通的”。
回溯中國翻譯長河，許多翻譯家學貫中西、才氣縱橫，為幾代讀者提供了豐厚的精神食糧，不僅展示了他們的嚴謹學風，也成為中國翻譯道路上的明燈。
他們當中，朱光潛譯《柏拉圖文藝對話集》、豐子愷譯《源氏物語》、朱生豪譯《莎士比亞悲劇喜劇全集》、馮至譯《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傅雷譯《幻滅》、梅益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季羨林譯《羅摩衍那》；出生於美國、後加入中國籍的猶太人沙博理把根落在中國，致力於傳播中華文化，耗費心血翻譯《水滸傳》；翻譯了眾多日本作品的文潔若、享有“傅譯傳人”美譽的羅新璋；翻譯普魯斯特的《追尋逝去的時光》（三卷）等法語文學作品的周克希；用英、法兩種語言讓世界瞭解了李白、杜甫，讓世界讀到了《楚辭》《詩經》的許淵衝……
這些翻譯家是人類歷史長河的珍珠，以智識和勇氣生髮、傳遞著屬於人的普世價值。在一部部沉甸甸的譯作裡，有天真、孤獨、尊嚴、恐懼、勇氣、愛……他們譯作中的精神力量浩浩瀚瀚，始終滋養著一代又一代人。
（資料來源：《孟昭毅：中國翻譯文學史》《季羨林：季羨林談翻譯》《沈國威：一名之立 旬月踟躕》《郭丹、朱曉慧：林紓研究論集》《楊憲益：去日苦多》等）
[本文刊於《中華兒女》雜誌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