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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第一种印刷术，是在学术方面，使得知识得以快速传播；
第二种火药，是在战争方面，将人们从冷兵器时代带入到热兵器时代；
第三种指南针，是在航行方面，因此引发了以地理大发现为代表的，难以数计的变化。
这些发明都是来自中国，中国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之外，在17世纪之前世界重大发明中，中国领先世界的发明还有1000多种，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重大发明降低为0.4%。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但同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极大的差距。
有一个数据可以表明：我国现在国民生产总值排世界第二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说明创新是一种持续的能力，是一种不断探索的精神和能力，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目前缺少如何在工业文明社会中培养人的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
从美国MIT创新创业体系和《贝多法案》的诞生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高校的创新、创业体系建设的历程，回看中国高校的创新创业体系仍然处于在刚刚起步的阶段而已，和美国相比有以下几项差距：
1.创新环境的差距：中国高校作为基础创新的主体角色意识并不强，在MIT的创新创业案例中，可以称清楚地看到政府、高校在基础创新领域分别担当的角色。政府通过资助美国高校来完成基础创新，因为没有基础创新，就不会有依托高校的创新创业。这也是为什么与MIT等美国知名高校创新创业案例相比，中国大学生创业案例中的技术创新性不强的原因，没有高新技术创新作为依托的创业，在市场竞争中就缺乏核心的竞争力，很容易遭到淘汰。
2.创业环境方面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创业者的职业培训体系上，美国的创新创业体系，经过多年积累已经比较完善和成熟。举例：早在1932年4月，在MIT时任校长康普顿的推动下，就通过教师大会，承认学校对教师的研究成果、专利权的应用。并有专门的专利委员会对教师的发明专利，进行申请并进行管理。而时至今日，MIT的创新创业发展了有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在此过程中，不但有MIT的官方组织，比如：技术许可办公室，这就是一个独立部门直接向分管科研的副校长负责。
同时，还有一大批非官方的民间组织，比如德什潘德技术创新中心，列格坦发展和创业中心等数十个，以创新创业为主体的组织和社团，这些组织在不同的创新阶段，或者不同的领域，对创业者给予的指导支持和推动。此外，还有以MIT$100k为代表精彩纷呈的创新、创业赛事，不仅为投资者和创业者搭建了平台。还从多个方面对创新、创业进行了全面检验，提高创业者的成功率。
国内高校最早开始的创新创业，以清华大学x-Lab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平台，但时至今日，也并未形成比较完善的组织体系。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为什么未能在中国深入发展的原因？估计问题根源还在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并非针对创新创业而建立。
中国的大学生，尤其是毕业生拥有出色的技能，他们的可以成为很出色的程序员，但缺乏在营销，销售，运营和领导力方面的整体素质培养。所以中国高校应该考虑，增强创新创业方面者的职业培训教练。使创业爱好者变成一个职业的创业者，增加及创业成功的概率。
3.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差距：高校在产学研的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美国MIT在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与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并没有因为鼓励创业，而忽视科学研究的主体地位。而且通过严格的政策，来保证科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保证创新创业的学术源泉。这也是高校有别于公司的根本。
MIT规定在合作创新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学校合作者，因为参与公司的合作，而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公司也只能在科学框架研究的基础上，在MIT的研究方向上进行商业化。MIT的技术许可办公室会对合作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管理，以确保MIT在科学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不管企业资助额度有多高，如果合作中MIT的参与者有偏离科学研究的可能，项目合作也无法获得批准。
但中国目前很多高校，虽然也有产学研平台和项目，但是在与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大多都处于从属地位，很多情况是企业有一个创新计划，在自我无法实现的基础上才去找高校合作，而在合作模式上一般也是通过项目发包的方式，让高校老师参与其中一部分。老师的任务比较具体，也有时间的限制，老师一般需要在合同期内，投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以确保完成此项分包任务。在合作的过程中，企业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与其说是合作，倒不如说是“购买”了高校提供的技术服务。
但是从理论上，高校应该是创意创新的源泉，在关键的技术、基础创新工作中要承担主要角色，企业应该只是在高校研究基础上，进行某项技术的产品开发。实际上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和高校创新创业的合作中关系颠倒。企业出创意、出技术研发计划，然后找高校或者教师，参与其中共同完成这样的合作机制，如果长期延续下去，那么高校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包括创新主体地位将更加弱化。最终结果，不管是对高校还是对国家来看都是弊大于利的。
因此高校要明确自己的使命，不能因为企业的资助而偏离在基础科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学术活动永远有优先权，
2020年，随着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中国企业要从外围创新，向工艺创新、基础创新发展，正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所说，随着科技产业不断发展，中国领先企业必然会进入“无人区”。所以就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在以技术为主导的创新创业中，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将知识的创造运用并转化成财富，获得正向激励。同时将这种模式发展成为，驱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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