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鈕益惠出生於北京通州垛子村，他的大哥鈕益培當時在國民黨第五補給區任職，鈕益惠全家也跟著沾了光，從郊區搬到了市區的東單牌樓新開路戊字41號，風光一時。鈕益惠小時候的夢想就是長大了像哥哥鈕益培一樣，“成天穿著馬靴威風”。1949年北平解放，鈕益培逃往臺灣，東單牌樓的房子也被政府沒收，一家人又回到通州垛子村。就在家人以為從此就要和鈕益培失去聯繫時，不料1950年4月的一天，鈕益培卻突然從臺灣回來了，還帶來了好幾個軍統特務，這其中包括鈕益惠的大姐夫梁錫增、三姐夫劉景惠以及孫毓清和秦應麟等人。原來他們是受毛人鳳的委派潛回大陸執行間諜任務的，代號為“天津特別組”，組長是秦應麟，電臺臺長為孫毓清。
1949年
為了不引人注意，他們把電臺建在了北京郊區鈕益惠的家裡。電臺建立後，鈕益惠就開始站崗放哨，有時也幫著他哥哥鈕益培記電報。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裡他們共向臺灣發報六十多次，收報一百多次。那邊問什麼情況，這邊就想辦法打探，答覆過去。比如部隊的調動，黨和國家軍政領導人的面貌特徵、住址、車牌號及參加重要活動的信息等。鈕益惠的父兄當然知道做間諜的後果，他們多次對鈕益惠說：“咱家的電臺只要被人發現，咱們這些人就誰也別指望活。”沒過多久，這句話就應驗了。儘管他們的隱蔽工作搞得很好，但由於收發報太過頻繁，還是引起了中共情報部門的注意。1950年10月的一天，鈕益惠正在院子外面望風，只見四個幹部模樣的人從他家門前經過，其中一個還停下來，一邊往院兒裡看，一邊笑著問：“小孩兒，村公所在哪兒？”村公所就在明面兒上，誰能不知道？他們一走過去，鈕益惠趕緊跑回家，告訴孫毓清快躲躲，叫他先到村南頭路那邊的莊稼地裡等消息。跟他說：“趕緊出村兒！我不去叫，你就別出來！”
這天晚上，鈕家就被包圍了。鈕益惠乘亂從後院翻牆跑了。其他軍統特務除了孫毓清外全部被捕。鈕益惠跑出來後找到了孫毓清，孫毓清決定從朝陽門外的長途汽車站坐班車去濟南，然後再由濟南逃回臺灣。到了汽車站後，由於每天只有一趟前往濟南的班車，兩人又不能一起走，孫毓清就讓鈕益惠先走，自己坐下一趟，並商定了兩人在濟南的會面地點。不料鈕益惠剛上車就被便衣給抓獲了，在審問鈕益惠的時候，公安人員對他說：“你還小不懂事，只要交待孫毓清去哪兒了，我們保證你沒事，你們家人也都沒事，都可以考慮寬大處理。”誰知鈕益惠卻硬著脖子說：“你們小看我了。我從幹這件事的第一天起就知道，只要叫你們發現，我們誰也活不了。叫我出賣孫大哥，你們那叫瞎想。我還等著他有一天替我們全家報仇哪！”公安差點被他給氣樂了，說了一句：“這小傢伙比誰都反動！”
儘管鈕益惠沒有交代，但孫毓清還是落入了法網。最終經過審判，鈕益惠的哥哥和兩個姐夫及父親都被槍斃，他本人被判無期徒刑。按說鈕益惠是沒有出獄希望的，但獄方給他減了兩次刑，1983年3月6日，鈕益惠在服刑33年後被釋放出獄。重獲自由的鈕益惠決心到臺灣為自己和家人要個說法，但由於他的特殊身份，鈕益惠的護照沒有辦下來，於是他偷渡來到了臺灣。在軍情局裡，接待人員聽了鈕益惠的故事後對他說：“你現在來了也沒用，在軍情局一分錢也領不走。現在國防部有規定，誰要領什麼錢，就回去開領什麼錢的證明來。”鈕益惠說：“能證明的材料我都帶來了，連當年公審的報紙都有，上面有照片，還要開什麼證明？”接待人員答：“要能證明是由於為我們工作而坐牢的，才好證明你說的是實情。”“誰會給開這麼個證明？”鈕益惠問。“那你得問誰給你判的刑，誰關的你。讓他們開證明。開不來證明，怎麼來的就怎麼回去。”
晚年的
鈕益惠聽到這裡就明白了自己是不可能領到補助金的，於是他又問能否為自己的哥哥和兩個姐夫領死亡撫卹金，接待人員說：“如果你要代表他們，必須有大陸開出來的烈士死亡證明。”這個要求簡直就是開玩笑，鈕益惠知道這個證明自己無論如何是開不出來的。結果這次來臺灣他不僅沒有拿到一分錢的救助，還因為偷渡罪坐了10個月的牢，最後被遣返回了大陸。現在鈕益惠主要靠北京政府每月發的上千元的救助款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