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4日傍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帶著第五處處長鬍愈之在漢口碼頭登上一艘輪船，準備撤離武漢到沙市，而後從那裡轉道去長沙。這年5月徐州失守，6月中旬日軍分兵五路撲向武漢。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兼政治部部長陳誠在陽新指揮武漢保衛戰，前後打了4個多月，本想守住這座華中重鎮，但10月21日日軍偷襲廣州，掐斷了南北運輸線，再守武漢已無戰略意義，因而在24日下午，漢口市市長吳國楨在怡和街召開了最後一次外國新聞記者招待會，宣佈國民政府決定放棄武漢，各機關人員將全部撤離。
（抗戰時的郭沫若）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秘書長賀衷寒和郭沫若都有專用小汽車，賀衷寒的車前幾天送家眷外出未歸，他本人原打算坐船走，但因為22號這天《新華日報》和八路軍辦事處部分人員乘坐的新生隆號輪在西撤途中被日機轟沉，死了不少人，他感到坐船不安全就非要坐車走，郭沬若只好將自己的車讓給了他，自己與胡愈之乘船撤離武漢。
郭沫若乘坐的那條船為了躲避日機轟炸，時走時停，兩天的航程居然走了四天，直到10月28日下午才停靠沙市碼頭。武漢的棄守早巳讓沙市這座濱江小城變得不安寧，沿漢宜公路滾滾而來的人流和車流，還有從沙市碼頭上岸的人群和物質將沙市攪得一團糟。
郭沫若（中）為《塞上風雲》攝製組送行
“沙市的動亂看起來比武漢還要厲害。秩序是紊亂透了，市面總有好幾天沒有打掃，商店多隻是半開門……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那幾天，車滾馬騰，天崩地塌，把整個沙市鬧得來只有沙沒有市”（引自郭沫若《洪波曲》）。
政治部第三廳下邊有個戰地文化服務處，總站設在漢口，同時長沙、桂林、上饒、西安等地設有分站。由於沙市是長江中上游的重要港口，總站就在那裡設了個沙市總處，加掛鄂西宣傳總站的牌子，負責人是劉明凡（建國後曾任福建省教育廳廳長）。
（郭沫若創辦的《救亡日報》第一期）
郭沫若和胡愈之上岸後，經臨江馬路上了中山馬路，他倆正在找路人打聽沙市總處的位置時，卻碰見了馮乃超（建國後曾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1938年4月郭沫若奉命組建第三廳時，田漢、洪深、冼星海、馮乃超等一批知名文化人都被召到他的手下。馮乃超出生在日本橫濱一個華僑家庭，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是新文化運動時創造社的一員干將。他在第三廳的身份雖是第七處三科科長，但實則是中共設在三廳的特支書記，在副部長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
馮乃超見到郭、胡二人十分興奮，說他26號就從長沙開輛卡車來沙市，是專程來接他倆的。他們三人很快在中山馬路聚興誠銀行旁找到了沙市總處，劉明凡一見到郭沫若就告訴他說:周恩來副部長在25號乘車到沙市，在聚興誠銀行住了一夜，已於26號渡江去公安南下了。
郭沫若是中將銜的廳長，按說他到了沙市，本地的軍政負責人應出面接待他，可能是時局太亂，那些頭面人物一個都沒露面，只有沙市商會的童月江出面為郭沫若一行接風洗塵。
童月江是四川巴縣人，秀才出身，清宣統三年（1911年）曾參與對清荊州駐防八旗軍的勸降。民國初期他定居沙市經商，是沙市川幫商人的老總和紅幫大哥，還是沙市天主教教友會的會長，也稱得上是個有身份的人。童月江知道郭沫若是個大文人，本想請本地的大書法家李寶常來陪他吃頓飯，李寶常在日本留過學，還在前清做過官，辛亥革命後才隱居沙市以賣字為生。但李寶常這人性情孤傲，童月江邀他陪客時竟被他一口婉拒，童月江就只好另請了兩人：一個是朱暢九，他是朱元璋之後，家住沙市九十鋪下街，大門口掛一塊匾，上書“寶訓堂朱”。朱懺疚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抗戰前回沙市閒居。他還是個居士，平時以研究書畫為樂；另一個是黃馨陔，他也是秀才出身，早年曾在沙市崇文街辦私塾，因寫得一手好書法，後常在紙鋪裡當“寫字匠”，靠寫對聯和招牌賺些收入維持生計。
（書法家黃馨陔）
郭沫若是書法大家，見席上有兩位同道中人，就邊與他倆聊書法，邊問些荊沙歷史文化方面的事。其實童月江與朱、黃二人最關心的是日本人會不會打到沙市來，當他們向郭沫若問這個問題時，他哈哈一笑說：“這話只有日本人自己才能回答，因為只要他們高興來，便隨時都可來”（引自郭沫若《洪波曲》）。
那天晚飯吃得較早，飯後朱、黃二人提出陪郭沫若去中山路上的鮑乾元紙鋪看看，那是一家經營文房四寶併兼營古玩的店鋪，在沙市也算是一家大店，黃馨陔就常在那家店裡寫字。
中山馬路是一條橫貫城區東西的長街，是沙市的商業中心，往日裡人來車往，川流不息，如今卻因戰亂蕭條了許多。“飯後，天色還沒有黑盡……看到有兩三家類似荒貨店又類似骨董店的鋪面，並沒有關門，那卻誘起了我自己的一個野心一一。在這樣兵荒馬亂的時候，在這樣並不能算是頭等的通都大邑的口岸上，說不定會有什麼名貴的東西埋藏著，待我發掘的？假使有個把殷、周的古器，那才是新大陸呢”（引自郭沫若《洪波曲》）。
1927年國共分裂後，郭沫若寫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而後他去南昌與朱德、周恩來、賀龍等組織了起義，並加入中國共產黨。起義失敗後郭沫若被蔣介石通緝，便於1928年逃往日本避難。郭沫若在流亡期間開始研究甲骨文和金文，1930年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因郭沫若在考古學和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成就，他與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並稱為“甲骨四堂”。
郭沫若進店後看得十分仔細，但卻沒有發現他希望看到的殷、周古器，只有一面漢鏡和一對小銅花缽引起了他的興趣。他發現那對銅花缽上各有一條龍和一個太陽，底上鑄篆體“內用”二字。他猜想這應該是三五百年前的舊物，且屬於明王朝的皇室用品，很可能是李自成的隊伍南竄時丟下的。朱暢九和黃馨陔是熟悉地方史的人，知道在明崇禎年間李自成和張獻忠的隊伍曾來過沙市，清《荊州府志》、《荊變紀略》對此有記載，因而都覺得郭沫若說得有道理。郭沫若後來花兩塊錢買下了鏡子和花缽，只當是來沙市一趟的紀念。
（郭沫若下榻的聚興誠銀行）
當天夜晚，劉明凡將郭沫若安排在聚興誠銀行樓上住宿。劉明凡告訴郭沫若：周恩來副部長前幾天也是住在這裡，他來的那天下著大雨，周副部長渾身是泥，顯得疲憊不堪。招待他吃了飯後，用門板擱了張床，他和衣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匆匆南下了。
第二天清早，郭沫若去沙市總站找到馮乃超，他們在經過一座有崗哨的院子時，郭沫若見裡邊聚集著一大群乞丐樣的人，便好奇地進去看了看。“疑似乞丐的那一大群人，實際上並不是乞丐，而是一批比乞丐還不如的壯丁。那真是一個慘目的光景！那些壯丁們在每一個人身上穿著一件衛生衣，不用說是暑天穿上的，本來的白色已經變得和泥土一樣了。大框小洞，帶片披襟，甚至有的一邊袖筒短了一截，大多數是沒有穿褲子的，頭髮和鬍子至少有三個月沒有剃。每一個人都在冷得發抖，周身的皮膚在土色的質地中藍一處、紫一處的顯些不規則的斑痕。有的人看來連站都站不牢了，有的擠著坐在一團，也有極少數倔強的人在行動著，地上略略有些稀疏的稻草”（引自郭沫若《洪波曲》）。
郭沫若問那些人是從哪裡來的，到這多久了，一天吃幾頓飯，是什麼人在管他們。但被問的人只是冷漠地看著他，誰也不出聲。“我恐怖起來，那每一個人的眼睛中的冷焰，似乎隨時都可以爆發。我不寒而慄了”（引自郭沫若《洪波曲》）。隨後郭沫若才從站崗士兵那瞭解到這些人都是從四川送來的，正在這裡等待戰區派來的人編隊。
郭沫若見到馮乃超和劉明凡後，將剛才見到的情景對他倆說了，並囑咐劉明凡馬上去調查一下，將情況向上邊報告，以設法干涉一下，儘早改善這些壯丁的悲慘狀況。交代完這些後，郭沫若和胡愈之上了馮乃超的卡車，而後直奔沙市碼頭，從那裡渡江去了湖南。（張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