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和儒家有着不同的道，只是要回答不同在哪里，却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这两种道都是洞穴外的道。
这也就是说，人作为主体存在时，不可能直接理解它们。而只有作为实体存在，来到洞穴外时，才能有所确认。这种确认意味着一定的知识是存在的，只是这些知识由于无法为主体存在的人所理解，而不是普遍的知识。
当然，既有对实体的确认是多元的，相应的知识也是多元的。这主要在于实体难以确认，而不是说多元确认本身是合理。
老子提出道就是用来确认实体，而且老子是通过道与德一起来确认这个实体。在这种确认中，道就是第一因，而作为相应的果存在的德就是实体。
老子的“道生德蓄”或“有生于无”，就是一种朴素的因果关系的表达。通过这种表达，就能够确认实体的“一”的特性——“道生一”。
老子的这种确认无疑是成功的，道的意义也应该止于这种确认。但是，老子却不满足于此，而进一步提出了他的无为而治的主张，这种将道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主张，也就是通常所谓的道治。
道能够与政治直接相结合么？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道的本质是第一因，而政治必须通过一种法的建构，才能最终实现对自由的确认。显然，道只是实体存在的因，而无法直接与法取得联系。
只有用道确认了实体，并进一步提出了自然法才能对政治有所主张，可见老子的道治主张存在一种越界的情况，显然是不成立的。而对于儒家来说，他们的道就是自然法。
只不过，儒家的道是一种直接的自然法主张。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对实体有所确认，就试图直接确认自然法。当然，这不是说儒家的道缺乏实体支撑，而是说它缺乏确认。
这一传统是由孔子确立的。孔子在阐述仁与礼的关系时，就是直接从道德实体出发，而没有确认实体。这种直接的阐述，必然会使道德实体处于一种更加高深莫测的境地。子贡就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这里的“性与天道”就是于道德实体而言，它也就是儒家的道。因而，当实体的知识缺失时，想要确认儒家的道必然会困难重重。
孔子的后学其实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也提出了中和说和格物论来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说这种解决本身是有意义的，只是效果是有限的，因为它们还不是普遍的知识。
也就是说，后来的人并不能通过中和说和格物论，来进一步理解儒家的自然法意义上的道。
因而，道家的道也好，儒家的道也好，本身都具有清晰的指向，问题仅仅在于没有落实相应的普遍知识。同时，我们也能意识到，只有确认了道家的道，才能进一步确认儒家的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