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线面按：
作为本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评审团”的成员之一，陈冲在影展进行到第七天，为各位影迷带来了以“冲啊，女性电影人”为主题的分享，以自己早年的表演和执导经历观照电影创作中某些亘古不变的真理。
“天真”二字是贯穿讲座全程，陈冲用来描述自己最多的词汇。我们也很难想象，言谈之间还充溢着上海女人所特有的可爱稚气腔调的“小花”，今年已经58岁了。
而正如这个交流活动的题名一般，陈冲话语间的热情深深感染了在场的各位年轻后来者，也同样彰显了其作为一位优异的电影人的迷人魅力之所在。
文章稍长，我们已稍加润色整理，以飨各位读者。
贾樟柯：我们的话题可能要回到很多年前，因为陈冲老师进入电影事业非常早，十几岁就开始了电影的生涯，今天回忆起来也算是经历了非常多的时代。
陈冲：我进厂的时候大概七几年，是为了另外一部电影，叫《井冈山》，后来取消了。
贾樟柯：那我们就从1976年的《青春》谈起。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成为了电影工作者？《青春》是谢晋导演的作品，您跟谢晋导演有一些合作的经验，尤其是事隔多年您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导演，在早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旧的制片厂的工作方法和现在是不同的，今天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的感受？
陈冲：我开始演电影的时候是14岁。当时全国要拍「长征三部曲」，上影厂分到的是《井冈山》。八一厂一位非常有名望的导演到上海来。因为我当时在学校是射击队的，而且整天在外面，皮肤晒得黑黑的，挺像一个女游击队员，所以就把我招去了。
那部电影好像是朱时茂演男主角，让我演一个小游击队员，每天就在组里待着，我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组里说把剧本先看了，看完之后我一共一句台词，就是要含着热泪说，「老罗叔叔，井冈山丢了。」
我就整天在那练，怎么才能热泪盈眶，怎么才能把它说对了。但就在我们筹备阶段、还没开拍的时候，这部戏就取消了。取消了以后我挺沮丧的，说明我又要回高中念书了。
原来上影厂有一位老前辈，当年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女演员，她办了一个大师班培训演员。
那个时候她整天看到我那么努力地练我的台词，用各种各样的语气，向各种人请教怎么样热泪盈眶地说台词，她觉得我特认真，就说要不这样吧，你也别回中学了，已经在这待了一个月了，你就跟我去演员培训大师班吧。就这样，我跟他们去了一个叫上影演员培训的大师班。
在培训大师班里差不多待了两三个月，让我们排练话剧，学习打快板，念诗歌什么的。
那个时候谢晋导演准备拍他的电影《青春》，他来我们培训班找演员。这个事情很奇怪，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没有试镜。我们大师班一共是五个女同学，另外四个女同学都上去表演了；说我太小了不用去，就在边上待着，后来谢晋看见我在边上，把我给叫去了，我记忆里一直是这样。但是前几天跟一个同学聊天，她说没有啊，你给谢晋念的快板。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青春》，1977，导演：谢晋
总而言之，就这样我被谢晋挑中了，这是我最幸运的地方。因为他的确是很会用新人，很会培养演员。当时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才能——我并不是一个，比方说，这个小孩特灵，上来就会演，不是这么个人。
他挑了我以后，除了剧本以外，还写了二三十个小品片断；把我放在东海舰队、放在农村，每天让我们排练，让我们找到人物关系，让我对农村的生活有所熟悉，这样的奢侈在今天是不可能了。
这样排练了一个月以后开拍，对我来说至少没有怯场跟紧张感了，因为已经排练了那么久，而且排练的不是电影里面的场景，所以拍电影的时候还很有新鲜感。但是已经对整个人物关系各方面有所了解，那等于是一个表演速成的大师班吧。当时张瑜已经有一些表演经验了，所以跟她一起排练我学到不少，就是这样。
小 花
1979
贾樟柯：从1976年《青春》崭露头角，到1979年推出影片《小花》，陈冲老师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演员。那部影片在今天看起来，确实是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变革之作。
我记得开始有电子音乐，然后有很多变焦距的镜头，电影的结构也非常有趣。1979年也进入了中国的改革时代，作为演员进入这个剧组之后，你们是怎么工作的？你在当时有感觉到会是一部变革之作吗？
陈冲：我当时没有这样的意识。当时实在是个特别天真的人——我相信我这个人一辈子好像故意地要永远天真，其实我今天很老了，还是很天真的。当时不会去想那么多，就只是想怎么样努力把这个戏演好。
但是回头想，大概是被周边的一种气氛所感染了。当时大家都很年轻，我们是彩色胶片拍摄，但厂里没拨给我们那么多，因为都是新人，不是一部大片。所以我们用的有国产的，有富士的，还有过期的，各种完全不同种类的胶片。然后还说不够，怎么办？
还有片头，彩色胶片不够要用黑白，于是弄了一些黑白胶片回忆段落用，这也是由于一些限制才造成了影片有那样的结果。而且当时也是很兴奋的，导演和摄影都特别兴奋，让我们演员也觉得很兴奋。
他们说我们这个电影要用两极镜头，这在当时是很新的一个做法。我虽然不懂，但就在这个兴奋的创作气氛当中能感受到一种创作的气氛。
当时的作曲王酩，他从开拍的第一天就一路跟我们在一起，每一个外景地，他都在感受这部电影，他在想。如果没有这两首曲子的话，这部电影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给人带来那么深的记忆。
这两首歌一直到今天都在被无数的人翻唱，这个生命力和感染力，跟当时的作曲和我们整个创作气氛都联系在一起。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王酩——他是一个公鸭嗓子，但是他作曲那么棒，，兴奋地跟我们说，这个曲子出来了！
就在那一边跺着脚一边给我们唱，我们想这是什么，怎么那么难听。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作品，在当年战争片的确很少有这样注重人情，注重兄妹情，家庭情感的，这个是突破。
所以是一种幸运。我从17岁的时候进组，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跟我说，演《小花》的人回来了。这部戏，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幸运，一辈子做了这样一部电影，真的是——我原来没这么想，现在回头想，一个天赐的缘分。
贾樟柯：冲姐的故事让我很震动。那个年代拍一部电影，作曲会跟全程，在今天恐怕很难做到了，作曲估计连现场都不会去一次，一般都是看完粗剪之后再写。
所以一部电影成功的背后有那个年代的精气神，各个部门工作人员的协力，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刚才冲姐讲到，《小花》的两极镜头，以及包括像法国新浪潮早期的电影，也用了很多变焦距镜头这样实验的方法。
冲姐后来又主演了一部影片，可能更加实验，今天的年轻人并不太知道这部电影的存在，但是在当时是属于探索电影的，滕文骥导演的《苏醒》，你能一步一步地看到中国电影人在试图改变电影的语言。
滕文骥属于第四代导演。当时作为演员处在这个创作过程中，而今天你已经成为了导演，回过头来看《苏醒》的那段创作经历，怎么去感受它？或者你对它有什么样的看法？
《苏醒》，1981，导演：滕文骥
陈冲：其实我记得不多了，当时滕文骥导演来找我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但是角色差不多在二十八九岁的年龄段。我太缺乏生活经历了，所以今天回想的话，我肯定没有演好。
但是滕文骥导演在当时确实很是潮的，赶在时代的前面。我对那段拍摄经历最深的印象，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古典音乐，因为滕文骥导演是古典音乐热爱者。
在西安，在他宿舍里面，我们几个演员一起听的贝多芬，这对我的触动不是语言能够说出来的，是种震撼的力量。音乐居然可以这样，音乐居然可以给你的灵魂带来这样的纯净、升华，我一辈子难忘。
这是我拍《苏醒》时收获的，至今都是。我自己第一次导演的时候，一直都在回想着这些音乐；我今天仍然能够对古典音乐如此热爱，就是从跟滕文骥导演在一起的这几个月开始的。
贾樟柯：到了八十年代初，大概是1981年，冲姐在最炙手可热的时候选择了赴美留学。当时国门刚刚打开，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去美国？一开始你是选择学电影，还是有其他的生活规划？怎么又回到电影上来？
陈冲：我从小就是特别有忧患意识的一个人。十几岁的时候我很无知，很茫然，很懵懂，但灵魂深处仍然有这样一种忧患感。突如其来的成名的状态让我十分不安。
当时高考恢复，我立刻就觉得我必须得参与，想上大学，因为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无知。一夜之间人们给你那么多的爱戴，非常莫名。因为自己心里知的，你是昨天同样的你，怎么今天就那么多人簇拥着你呢？这引起我的思考，我对此非常不信任，无法信任，我觉得我必须要上大学。
那时候我已经离开高中了，我14岁离开高中，高考恢复的时候是17岁，已经那么多年没有好好读书了。
培训大师班是在一个破院子里面，有几栋楼，当时上影演员剧团就在那。我坐在屋里复习功课，看到我所有的同学都比我大，最小的都比我大三四岁，最大的比我大十岁。他们看见这个孩子还有机会，这个孩子还有梦想，就给我拿暖瓶，要不就是打开水给我冲茶，一直支持着我。
我考进了上海外语学院，结果不经勾引，又去拍了《小花》。拍完了《小花》以后又拍了《苏醒》。然后我知道如果我留在国内的话，这会成为下意识的东西。我知道电影对我有吸引力，我只是非常理智地认为它不可信，不是一个能做一辈子的事情，我必须去读大学。
这时我有了出国留学的一个机会，觉得这才是我必须做的事情，我应该继续上学。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愿望，就是要去读书。
大 班
1986
贾樟柯：到美国之后，也受过美国电影的训练，从刚刚开放的国内到了美国，两种文化之间，包括电影教育的方面，或者社会方面，有没有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陈冲：当时出国不像今天，是一件特别大的、特别困难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申请护照然后要拿到签证；当时办护照非常艰难。
当时的目的就是我要到美国读书，可是一到美国，从飞机里走出来以后，又两眼一摸瞎，那种文化冲击跟今天是不能比的，当时我们唯一知道的美国就是美帝国主义，最多看过两三部西方的参考片，到了美国以后觉得不适，太不习惯了。
陈冲赴美上飞机前拍的一张照片
而且在国内的时候，我其实一路都生活得很艰难、很贫困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贫困，一直都是很丰足的感觉，哪怕想吃什么好吃的，比如要找鸡蛋吃不容易，但是没有觉得自己穷。到了美国以后突然间觉得穷了。一下子要自己交房租，自己买吃的，这是我以前没有过的任务，一下子就觉得太不适合了。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去刷牙，牙膏味道都不一样，完全不习惯。这一辈子从刷牙开始，一直到二十岁，（用的都）是美加净牙膏，只有这一个。到了美国以后第一次进超市，突然间有选择了，不只是一个超市的选择，大米有6种，麦片有12种，牙膏有23种，象征着生活间也突然出现了无限的选择。
这个时候的恐慌，跟文化冲击的关系是很大的。一个人有选择以后才会真正地成熟，因为要决定、要选择。这是一种冲击。
我是一个很容易偏激的人，情感很激烈。到了美国以后受到了各种冲击，去美国之前我刚刚认识了一个男友，觉得自己初恋了。
到了美国以后，既有对理想的疑问，也可以说是理想的死亡，也有对爱情的疑问，就是爱情的死亡，这是最大的冲击。这两件事情让我骤然地成熟了，而且差不多花了我十年的时间去消化这两个死亡。
贾樟柯：那时人们常说，在好莱坞有一半的居民是要成为演员的，何况是从内地初来乍到的一个女性电影人。当时是怎么样的过程？这样的好莱坞打拼史，给我们今天有电影梦的年轻人分享一下。
陈冲：跟今天的情况太不一样了。我到美国以后打过很多杂活，当时家里也没钱我也没钱，那怎么自己生活呢。比如经常到图书馆工作，或者帮人带孩子，或者到餐馆端盘子，就连我在得到最佳女主角以后都还干过这些事。
我从纽约搬到洛杉矶的一个大学。因为当时学校里几个中文教授办了一个中国电影节，一共四部电影，他们从中国领事馆借的。里边有两部，一部是《小花》，一部是《苏醒》，都是我主演的电影，他们就把我从纽约请到了他们学校。
我一到加州，天气那么好，阳光这么灿烂，天这么蓝，他们还带我到迪士尼玩了一圈。我说我不想回纽约了，于是就留在了加州的这个学校读书，教授也很好，替我找了一户人家，可以让我免费住在他们家的一间房间。到了加州还得生活，还在餐馆打工。
我比平常的同学大了一两岁，又经历的比较多，显老，跟他们聊不来。班上有另外一个女同学，比我还大两岁就聊得来了。我觉得她是在好莱坞做特技演员的，专门替人骑摩托车，骑马，开车，是动作替身，我们都有点电影工业的背景。
她说你演过戏？我说我还得过最佳女演员呢。她说你胡说吧，那你怎么还在餐馆打工呢？说你要去试试演戏，你在餐馆一个礼拜的工资，演戏一两天就出来了。我一听，那得去试啊，所以当时还真是为钱去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理想。
去餐馆打工挺累的，当地最大的一个中国餐馆，边上就有一个巨大的啤酒场的总部，经常有带着客人来的。经理就说，你看这是我们中国来的最佳女演员，弄得我无地自容，不知道该怎么办。平常
打工我也没感觉，但是被他那么一说，我就觉得特别不好，干脆去试试演戏吧。去打听了一下，整个好莱坞东方人脸的，包括缅甸人、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越南人、蒙古人，只要是看上去是东方人脸的，就一家代理商。从我的大学坐差不多两个钟头的公共汽车，就到了那个人的办公室。
我说我在中国演过电影，我可不可以也在这里演电影。他看了我一眼，一句都没信，看我长得还行，就说那行，我给你一个名字，你去那儿拍一张照，拍完你把照片送来试试看。那个摄影师是专门拍头像的，拍完说你回去吧。
那段时间过去，我想可能没戏了，也没电话来。突然间有一天来电话了，说你到这个地址吧，有一个炸鸡广告，他们要用所谓的“不同民族”，需要一个女孩子，你去吧。我紧张得，兴奋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化妆，梳头，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穿上了。到那儿一看，那个地方有一群像牛羊一样的美女们，都是新手，在那等着，乌央乌央的，我掉头又坐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回去了，根本就没敢进去。
等我回到家那边就打电话给我，说你缺席没进去。我说我看到那么多人不习惯，因为在国内当年我们受的教育是要谦虚，我不可能比他们都好，那两千个人都不行，我没这个心理。
他们说你这样不行，这样的话那以后就再也不要去了，我给你争取到机会你不去。我说那行，我下次一定去，一定克服。后来又接到一个电话，说你去吧。
当时美国有一个挺红的电视剧，我说行，这次我一定去。我去了那边把我们这些人一个个看一遍，然后多看了我一眼，行行行，就她。我想这是什么呀，给我看了一个剧本，里面有一个选美的场景，一个台湾小姐，穿上旗袍，这边挂一个台湾号牌，踩着高跟鞋，就这样的角色。
我说行啊，而且他们一天的工资的确是我在餐馆一个礼拜的工资，我想这挺好。所以这是我在好莱坞的第一个角色，没有台词，就在台上从左到右走一遍，这是我的处女作。
之后那边受到鼓舞了，说这个女孩子不错呀。另外有个戏，也是当时挺红的一个剧，也是有几年的历史了，需要一个女孩子，说你再去试一下吧。这个有台词的，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就让我试一句台词，「Do you like some tea？」。
一般来说好多女孩子，可能演了十次被接受一次吧，被拒绝对演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我是不习惯，因为我在大陆、在国内都是主演。
到了那儿，这个角色又让我得到了，就上去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因为这两个电视剧我入了演员工会，后面就做了不少类似的电视上的——他们电视上有连贯人物，还有每一集出现的客串，演了不少这样的，在那之后就出现了《大班》。
我是为了一个夏威夷的角色去的，当时他们要找一个夏威夷的女孩子。我走进办公室以后，说你陈冲，中国人吧？我说我是中国人。不行，我们找个夏威夷人，就这样把我否决掉了。
往自己车里走的时候，一辆车就在我后面跟了一段，我想这谁呀。他跟了一段以后，就突然摇下窗户来，说你知道谁谁谁是怎么被看上的吗？这是美国三四十年代的一个电影巨星，是在一个药房里买药的时候被星探看上的，我不知道这个典故，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就想这个糟老头子，想干吗？后来他给我递了一张名片，说让你的代理给我打个电话吧。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意大利制片商，在好莱坞也是非常成功的。这就是《大班》整个的招收过程，我给了代理，代理说这是真的。就这样一下子在车库里被看上了，演了《大班》。
末代皇帝
1987
贾樟柯：我再补充一下，去年十一月左右，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过世，第二天我看到冲姐发了一个微博，回忆他们八十年代在北京拍摄的情况，那个微博被大家广泛地转发，非常感人。可以说这是很难忘的一个创作经历。当时怎么获得这个角色的？
陈冲：贝托鲁奇其实在全球各地找东方人的脸、会说英语的演员，已经找了一大圈了。副导演跟导演说，你也不用找了，我百分之百知道是这个人。所以我见贝托鲁奇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因为副导演对我非常了解，所以我也没有为贝托鲁奇试镜。
贝托鲁奇从一开始就跟我聊天，有种亲切感。他在外面集资找演员，只要到洛杉矶，我们就会坐下来聊天，于是得到了《末代皇帝》的机会。
我觉得你所有付出的努力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没有回报，但只要付出了努力，在这一辈子中一定是有用的——所经历的、所学到的，哪怕是所经受的绝望也是一种财富，这让我恢复了种信心。
与贝托鲁奇（右）
拍摄《末代皇帝》的整个过程非常长，像这样的电影在今天是不可能拍了，整个拍摄过程就有八个月，我所参与的部分差不多半年。这半年当中我看到的是全世界、在各部门的技术上和才华上都最顶尖的艺术家。
这样耳濡目染，我觉得这就是我对电影的情感，对电影的爱，这一辈子也许不干别的了，不再逃跑了，可能就是从这半年中得到的。
而且我日后有做导演的时候，这等于是导演课吧，因为我没有上电影学院，我都是在实践当中学的，这份激情是从《末代皇帝》开始的。
贾樟柯：作为演员是怎么准备角色的？以及对于剧本，有没有进行剧本研读，资料收集，能不能作为表演的个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之后成为一个导演，你觉得贝图鲁奇身上有哪些导演方法，或者他的工作方法，对你是有影响的？
陈冲：作为演员的话，我其实还是属于有一些经验但还比较幼稚的。当时我们把溥仪和婉容的回忆录读了，跟导演大部分时间就是闲聊，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能看到溥仪和婉蓉一起的照片几乎很少，大概两三张，所有回忆录里对他的记录也真的就两三句。
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因为他没有被关注过，没有被任何人关注过。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在我身上了，要我来关注他。
我也发现导演对你的欣赏、对你的关注就足以让你做到比好很多。一个导演对你的理解、对你的关注能告诉你自己不知道的优点在哪里。
有的时候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我们随大流——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刚才还有人跟我说抖音的李佳琦，你会觉得你的优点在那吗？李佳琦，他买唇膏你就买唇膏，那个唇膏一定适合你吗？真正的关注和理解会让你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在哪里。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一个好的导演能启发你真正的精神力量。
具体的表演技巧，我说实话，我也没进过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都是在导演的培养下做起来的，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能知道我所能达到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时候你会把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拍摄上就不用说了，我第一次感受到电影的诗意，电影其实比起小说来更接近诗歌，这个概念是我从《末代皇帝》感受到的。他写的句子可能有一些小说的，有一些散文的，但最决绝妙的地方是诗的句子，电影的句子从视觉上、声音上、音乐上、语言上更接近诗歌。
后来我自己导第一部电影的时候，也是这样体会的。整个现场有一种气氛——当时我们的摄影师也是胶片世界里的王，他特别轻声地说话，非常沉着，很仔细——那个现场有一种尊严，他不是在那大吼大叫，或者发脾气，而是以这样的心态仔细地工作。所以我自己在现场导演的时候，也希望或者奢望有这样一种气氛。
双 峰
1990
贾樟柯：《末代皇帝》之后就是《天与地》了吧，还是《双峰》？
陈冲：《末代皇帝》以后就是《双峰》。其实《末代皇帝》以后我又演了一部电影，那时候真的很傻，当时突然间就成了一个东方的花瓶，一个美女，各大杂志会希望让你上杂志，到处拍照这样的。
我跟一帮演员在一起的时候说要打破框架，不能以这样一个花瓶的姿态出现，要有实质、要有不同。争取演了一部电影，把我头发全剃掉了，脸上还做了很多的疤。
我觉得这样就是考验我的实力了，其实很傻，如果说让你一个劲地演花瓶，你有花瓶演多幸福啊，也没事。
之后就出现了《双峰》，当时《双峰》的导演（大卫·林奇）有个女朋友，是一度非常有名的一个模特，伊莎贝拉·罗西里尼，当时这个角色是写给她的。他以前的一部电影里面也有平遥这样一个小小的、大家都是互相认识的小地方，突然来了一个闯入者。
与大卫·林奇
原来伊莎贝拉·罗西里尼在那个电影里演的是这样一个的因素，《双峰》也是同样的小镇，里面也有一个闯入者。当时导演跟她吹了，吹了以后她就不演了得另外找。
后来说不是意大利人可能也可以吧，就把我叫去了，看完了就说行，就她吧。就这样就演了《双峰》，人生真的是有很多很奇妙的因缘，如果他没吹我就没这个戏。
天与地
1993
贾樟柯：到《天与地》就跟奥利弗·斯通导演合作，当时冲姐如日中天，奥利弗·斯通也是如日中天。当然他现在仍然是很强壮的，还在拍片。《天与地》创作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陈冲：有一天我在洛杉矶时报上看到一则书评，一个从越南到美国的女人写了一本自传。我去读了一下，被深深地吸引了。
虽然她是越南人，但是她也是个东方人。当时我想为自己创作角色，一读觉得这个人生经历太棒了，想把书的版权买下来，我要演这个人。
这是我第一次去买版权，跟书的代理商量，基本上都要签合同了，突然间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然后代理就说，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说我先到，我都谈了那么久了。
代理说那不行，我说你怎么能这样，代理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把这个电影拍出来，他买了一定能把这个电影拍出来，所以对不起，我们还是得卖给他，我就失去了这个版权。他把这个版权买下来之后一搁就是两三年，等到自传的续集又出版，是关于在美国以后的那一段。
之后奥利弗·斯通觉得可以拍这部电影了，他有了这两本，脑子里有了一个结构。那个时候我大概29岁，快30了，自觉老了演不了。30了，女主角一开始的时候是14，我当时要有刘晓庆的勇气就可以了。然后想着就算了吧，那就祝他们拍一部好电影吧。
奥利弗·斯通跟我联系，说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演他妈。我想，到底是我心爱的故事呀，又是那么好的一个导演，我说行啊，你要我演爸我都去了。就这样，我在里面演了一个母亲，当时化妆要化到老七八十岁，脸上贴了多少东西，被撑开的皮，拿吹风机给你吹，吹皱纹什么的，就是这样。
但是我学了好多，因为奥利弗·斯通是一个特别有激情的导演，也跟谢晋导演一样，相信要下生活的。当时我，还有一群非职业演员，每天在稻田里种地，腰酸腿痛，我平常是一个习惯锻炼的人，自认为是有肌肉的、力气很大的人，可是到稻田里种地用的是另外的肌肉，浑身酸痛。
红玫瑰与白玫瑰
1994
贾樟柯：再是《红玫瑰与白玫瑰》。
陈冲：我三十岁的生日过得特别隆重，在洛杉矶过完了就到上海过，当时觉得就是为青春送葬，真的，鲜花多得跟葬礼一样。那个时候在上海找了一帮培训大师班的同学们，准备一块儿吃晚饭。
那个时候不知道谁给我介绍，说关导演跟他的美术知道今天也想来。我说是吗？行啊，来吧。我们就在生日晚会上随便聊聊，之后就开始（合作）了《红玫瑰与白玫瑰》。
我对关锦鹏是有了解的，对他的电影也很欣赏的——他对女性人物的细腻观察。让我演红玫瑰，我觉得是很幸运的。我当时也挺奇怪，我觉得自己更像白玫瑰，然后他们俩跟我说你怎么能是白玫瑰呢，你肯定是红玫瑰。我说好吧，那就红玫瑰一下吧。
好多事情我也不知道，当时他们在上海是冲着我来的，还是冲着我的派对来的，我不知道，机会就是这样来的。
天浴
1997
贾樟柯：1994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然后到1997年的《天浴》，只有三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你已经决定了做导演、决定了这个题材了吗？是什么原因让你想从演员多做一个创作的尝试，变成一名导演的？
陈冲：当时根本没想过。我也很喜欢《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现场（布景），我记得红玫瑰的家，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墙上有很奇怪的马赛克。
其实他的整个布景是有抽象性的，不是很具像的景。我在现场也能够感受到一种不同的气氛，一种不同的拍电影的方式；虽然我们的表演是细腻的、具体的、现实的，但是他的景是非常抽象的，环境中的一种感受也挺令我兴奋的。
当时没想过要自己拍戏，后来得了最佳女演员，又引起了我的一番思考。
三十多岁的人了，在好莱坞的角色目前大都是反角——就是那种龙形女性，在他们眼里特别恶毒的角色，也不再是一国的花瓶了，觉得没有意义。
毕竟自己对电影是热爱的，而且电影的可能性我也看到了不少，这样将就下去，似乎是在践踏自己所爱的东西，就不太愿意再上场表演了。
这个时候被请到柏林电影节当评委，正好是2000年前后的那种气氛，都是非常绝望的电影。看完了以后我觉得我也经历过悲剧，我们的民族也经历过悲剧，但我的感受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要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
正好我的好朋友严歌苓跟我说起这样一个她要写的故事，是她朋友的经历，听完以后我很有感触。去柏林之前她把这个短篇小说给我，看完了以后我心潮澎湃。
柏林电影节结束以后，在回来的、从柏林到旧金山的飞机上，这12个小时我就不停地在写，差不多把那个剧本拉出来了，等我到了旧金山，当时严歌苓也住在旧金山，我就说我们把这个电影拍出来吧。她说真的？我说真的，把剧本给她看，她跟我一块儿把剧本修改了。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那部电影有那么大的冲动，现在回忆起来，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差不多九岁十岁的时候，家里就在讨论这样的事情，怎么样才能保住我跟我哥不要去很远的黑龙江、云南插队落户。
当时的邻居同学们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被送到很远的地方去会有很可怕的故事传回来。我是好奇，我没有过太多的旅行，所以对黑龙江、新疆、云南，觉得又好奇又恐惧，这个好奇跟恐惧埋下了一个种子，我的同辈人里有很多人就是《天浴》中文秀的命运。
我14岁就进了上影培训大师班，我的同学中有很多农场回来的，他们也说起过。当时张老师去农场把他们招回来以后的心情，回城的心情，被送出去的心情。所以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有情结，一个幸存者的情结，觉得我是一个幸存者。
我现在才知道，如果不拍那部戏，我就没法儿拍任何其他的戏，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那一代人的牺牲，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电影拍出来。
我是不懂的，我既不懂制片，也没写过剧本，除了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凭着想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冲动出去筹资。其实我是一个挺害羞的人，比较自闭。从小在摄制组演戏已经有了一种习惯，觉得摄制组是一个大家庭。
但是你要让我拿着一个剧本出去跟人要钱，真的痛苦，就硬着头皮去找富人。当时想这个钱怎么来，富人一晚上打麻将可以输掉一百万美金，跟我就要这个那个的，证明我投资一定能回本什么的；我心想，我怎么知道投资怎么能回本，我哪懂，我什么也不懂。最后把钱给筹齐了，就把这个电影拍出来了。
这次到平遥来，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跟年轻人一起聊天我也很喜欢，因为我知道处女作的可贵，它的意义，你这一辈子都是从这一部开始的，如果你是电影人的话。
拍《天浴》就是这样的激情，我从来没有吸过毒什么的，人家说那种很嗨的感觉，可能就是这种感觉，整个那一段时间都特别嗨。条件很艰难，我们当时租了好几辆公共汽车，位置拆掉一半，放器材，边上还可以坐。
高原上没有什么路，每天颠簸着去我们要（取景）的小坡；来回很长的路，颠得特别厉害。
当时一路听着，一路看，你就觉得天上的云的色彩也是你从来没见过的，草地上新长出来的某一朵花也是你从来没见过的，眼前所有的一切的色彩都更浓厚。对一切的感受都是那么感性，整个一个特别特别嗨，我觉得这一份处女作的激情是我一辈子都要怀念的。
好在我周边的人是有经验的，我们当时在外景拍了两个月，回上海拍了两个礼拜左右，整个过程的成长幅度特别大，特别令我兴奋。最令一个人兴奋的是让人感受到自己成长的弧度，那是最幸福的。
太阳照常升起
2007
贾樟柯：《天浴》完成之后给作为导演的冲姐带来无数荣誉，冲姐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双轨发展，一方面是作为导演的陈冲，一方面仍然是作为演员的陈冲，作为演员的这个身份到最近几年更加让人们叹为观止。过去叫常青树，常青是不容易的。
之后又跟姜文导演合作，跟李安导演合作，也跟澳大利亚导演合作了华语片，到了这个阶段表演可以说是游刃有余，炉火纯青，特别是在姜文导演的《太阳照常升起》里面，让我们看到非常有力量的一个陈冲，想请你简略地说一下跟姜文导演、李安导演这些近期的合作。
陈冲：认识姜文导演其实也挺久的了，特别欣赏他，但是没有想到会跟他合作。有一次在北京他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他不给人看剧本，他老给人讲剧本，讲完了我觉得挺美妙的，挺好的，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我有什么角色。
突然有一天他就说，你来给我演戏吧，我说行，我也不知道他让我演什么，剧本也没看过。然后就定了机票，他就说什么时候到云南，我说行啊。我什么也不知道，就在出发之前快递送了一个剧本给我，我在飞机上看这个剧本。
说你要演的是林大夫，这个非你莫属，你就是这么个人，我看完了以后，林大夫十三点啊，原来我在姜文脑子里就这么一个十三点，就在想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演。
表演这个东西挺奇妙的，很多其实是一种本能，你不可能有太多的设计。仔细体会为什么别人看见的时候说这就是我，我就努力地寻找自己身上林大夫的影子。
说实话，我们演一个高位的人也好，卑贱的人也好，无恶不作的人也好，我们内心都有他的种子，人的丰富性就在于此，我们要肯定我们的丰富性。
我们不能说我是个好人，我善良，你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善良吧，不可能，你有过恶毒的念头吧，是人都有过的，那么我身上一定也是有林大夫的东西，是别人看见了但我不承认的东西，就是这样去寻找。
我能够感受到我自己是个老天真，林大夫其实是个老天真。这种对爱情的向往，哪个人没有啊？
七八十岁的人都有，于是慢慢地去接受了。这个过程只是接受了我内在的林大夫而已，不是说我要去演别人，或者演一个自己认为陌生的人。当时我一看到很惊讶，觉得我怎么是这么个人呢。那份惊讶是在于你自己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那个部分，自己对自己永远是不了解的，你能够看到别人，你很难看到自己，哪怕镜子里看到自己，那是个反了的。
所以在演每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不是我进入角色，而是在我内心去寻找她，然后把她承认下来，肯定下来。如果一定是自己觉得缺的东西，可能会在其他文学作品的人物中去找。就是这样的一个机遇演了林大夫，其实林大夫不难演，非常容易演。
我跟贾导也合作过，一个好的导演，你在他面前你就会演戏了，他知道怎么引导你。姜文是个非常能引导演员的一个导演。其实贾导也是，他自己不知道。
我跟贾导演过一部戏，当时就是拿了剧本以后，读了，记住了，到了现场以后发现是个理发店，我当时是了解的，这群女工应该是怎么样。去了以后走戏没走我都不知道，好像没怎么走，架好了机器就开始拍了。
这个人等于被采访一样，她是在讲自己的事情，但是她是个女工。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我是干这一行的，我学会了，慢慢跟你说话，那个人要跟一个人，要告诉一个人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她该有的那种声色。
其实我觉得把我往那一放就开拍，我就能够感觉到。因为毕竟一个人刚到现场第一天，很生涩，有点紧张的，不管多有经验的演员都是紧张的，还不知道我这个人物应该怎么演，也没有太多的沟通。
后来我就看了《二十四城》，贾导说的有道理呀，这个事情总是有点不适，有点紧张。就是要跟人说，跟陌生人说，那种感觉天然地就生出来了，当时如果你给我排练了十几次就没了。
所以姜文导演，我记得他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跟黄秋生演的这个人物示爱的时候。姜文给我的一个提示是什么呢？你们想不到的，真的想不到。
他说你想想，上了台以后领
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那个感觉，上台的时候那种激动，又想哭又想笑，气喘不过来，那个感觉就是你跟他示爱的感觉，这多好啊。跟这样的导演合作，其实挺过瘾的。
还有一场戏，他们要抓摸她（林大夫）屁股的人，要让她去感受这个手到底是绵绵的手，还是硬硬的手，还是怎么样个捏法，就是让这些嫌疑人去捏她的屁股。
有林大夫的镜头，人在布背后，有人去摸她的屁股。他的一句提词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就开心啊，真的就自己在那忍着自己的笑，你知道吗？这种提示很不一样，但是很可行。
自己当过演员，他知道有一些提示是可行的，有一些提示，导演给你说一大堆，但不是可以完成的一个任务，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就挺难让你受到启发。他就有这种非常另类的（提示），但是你一下就理解了，他启发了你。
所以林大夫也不是单纯的开心，但是开心这两个字就是一个种子，所以那场戏就很有意思。这让我知道怎么跟演员说话是有用的，至少我如果今天一下子提不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我就不说。
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多会把人说困惑了，有具体的提示、有很好的想法可以说，但是没有的话我就不说了。
贾樟柯：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个半小时的论坛已经接近尾声，冲姐最近又主演了张艺谋导演的最新作品，在重庆。
陈冲：没有，不是主演，是客串，那部电影应该快出来了。
贾樟柯：对，那天张导说今年就会上映。另外，冲姐也执导了她最新的影片《英格力士》，在新疆的，我相信未来大家会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影片，包括她最新的表演，希望还会有机会跟冲姐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