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讓我們生活的星球正在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遊客驟減的威尼斯，運河變得清澈見底，魚類、天鵝成了河道的主宰者；海豚到撒丁島港口碼頭邊玩耍；美洲獅漫步於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的街頭；狼群遊覽了法國滑雪勝地庫舍韋爾的度假村。人類的苦難中，自然在悄然煥發生機。
疫情是一則地球發送給人類的警世恆言，它絕不只在提醒我們完善人類社會的各種應急機制。如果人類想要一個更為安全和健康的未來，那麼必須重塑我們與野生動物的關係。
上世紀70年代，公共衛生改善、抗生素等藥品的出現曾讓人類天真地以為自己已經戰勝了傳染病，但很快幻想就被來自熱帶雨林深處的艾滋病毒擊潰。從那以後，新發傳染病層出不窮。它們大多具有共同的特徵：進入21世紀後，幾次全球性的衛生危機——SARS、MERS、埃博拉、新型禽流感、新型冠狀病毒——無一不是人畜共患疾病。統計顯示，70%以上的新發傳染病與野生動物有關或者來源於野生動物。
以生態學的視角很容易解釋人類今天所遭遇的困境。所有生物都是地球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相互制約平衡，病毒也不例外。病毒很可能早在第一隻脊椎動物出現之時就已經存在。它們伴隨著整個脊椎動物乃至整個生物界的演化，至今仍在相互影響。蝙蝠之所以會成為攜帶多種病毒的物種，正是因為它在六七千萬年，甚至一億年前就已經生活在地球上。漫長的演化過程裡，蝙蝠和大量病毒完成了共同演化，保持著一種奇妙的平衡。
人類打破了這種平衡。50萬年前人類學會用火，對植物與動物的影響力因此大為增加。大約3萬～4萬年前，人類發展出工具，溝通方式出現，逐步形成更為強大的社會組織。從這個分野開始，人類對自然界的共同進化開始具有不成比例的超高影響力。而到了20世紀，人類的數量優勢、高耗能科技，以及精細分工下的交換經濟體制，都讓我們有能力全面改變所有生態系統。而打破原來的穩態，勢必會為微生物交流創造新的路徑。換句話說，生態環境給病毒提供了大量的“溢出”機會。演化則抓住了這一契機，將“溢出”轉化為傳染病。
1798年，率先以牛痘接種預防天花的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曾寫道：“人類偏離自然原先所設定的狀態，似乎已證實成為各種疾病的來源。”無數的科學研究已經證明，當人類大肆食用野生動物、使用野生動物製品的時候，野生動物被從飼養場、山林野地匯聚到一起，飼養、運輸、宰殺——整個過程都在為病毒的攻城略地創造條件。當城市、牧場、農田、果園對野生動物棲息地的侵佔到達一定程度，使它們的健康狀況受到影響時，潛伏的病毒會開始大量複製排出，想方設法進入人類世界。我們的危險還在於，這些科學研究的發現遠未成為社會共識。
今年4月初，在紐約布朗克斯動物園，雌虎納迪亞（Nadia）因為乾咳接受了檢查，人們發現納迪亞被它的飼養員傳染了新冠病毒。我們常常忘記的另一個事實是，在人畜共患病面前，人類不是唯一的受難者。在非洲，人類遭遇埃博拉疫情的同時，低地大猩猩在大規模死亡。2009年，由於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的暴發與流行，全球斑頭雁的數量下降了5%～10%。這就是我們這個星球當下的現實：世界不是平的，它更像一隻混合沙拉碗，沒有生物能夠獨善其身。在一個已經被人類改頭換面的星球上，如何創造一種新的平衡，實現共贏和共存，這是人類智慧應當追尋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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