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丹穆若什/文 宋明煒/譯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遊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十週 第三天
中國上海 張愛玲 《傾城之戀》及其他小說
張愛玲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中國文學界最有世界性的人物之一，事實上，她在美國度過後半生，1960年成為美國公民。她1920年出生於上海，那是中國最國際化的都市，從十九世紀中期起就有英、法、美等國的租界。她母親的教育部分在英國完成，她儘管裹小腳，卻能在阿爾卑斯山滑雪；她後來和吸食鴉片成癮又不忠的丈夫離婚了。張愛玲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她在上海的聖瑪利亞中學讀書，那是有國際視野的中國上層階級青睞的一所學校。她熱衷於閱讀愛德華時代的小說（H. G. 威爾斯和毛姆是她最鍾愛的兩位作家），但她也同樣被《紅樓夢》和其他中國經典小說吸引。
1939年，她考取了倫敦大學，但抗日戰爭的爆發使她無法前往英國開始學業。於是她轉至香港大學，後來回到上海，在那兒，她在二十出頭的年紀裡就迅速成為一名有名望的作家。
她和一個文人胡蘭成結婚，胡在汪偽政府裡任職。沒過幾年，由於胡蘭成幾次三番出軌，張愛玲和胡蘭成離婚了。性愛和政治上的雙重背叛，對於張愛玲來說不僅是一個文學主題，她後來用了許多年寫作、反覆修改一篇有自傳色彩的中篇小說《色，戒》。臺灣導演李安在2007年根據這部小說拍攝了一部劇情緊張（以及在性內容上暴露）的電影。
從一開始寫作，張愛玲就顯示出對複雜生活的敏銳觀察能力，她筆下的上海陷於各種相反力量的角逐，展示出傳統與現代、沒落的家長制與新生的女權主義、亞洲和歐洲文化的衝突和交融。她在1940年代初的孤島時期寫的小說，避免表達明顯的政治傾向，但戰時場景一直出現在作品的背景之中。在小說《封鎖》中，當士兵因為未曾透露的原因封鎖街道時，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被困在一輛電車上，他們之間立即形成了一種稍縱即逝的情感紐帶。那個男人給家裡的太太買了一些包子，包在報紙裡：
一部分的報紙粘住了包子，他謹慎地把報紙撕了下來，包子上印了鉛字，字都是反的，像鏡子裡映出來的，然而他有這耐心，低下頭去逐個認了出來：“訃告……申請……華股動態……隆重登場候教……”都是得用的字眼兒，不知道為什麼轉載到包子上，就帶點開玩笑性質。
附近一個醫科學生在修改一張人體骨骼的圖畫，有的乘客誤以為他畫的是“現在興的這些立體派，印象派”。另一個旁觀者，看到他在細細填寫每一根骨頭、神經、筋絡的名字，於是斷定：“中國畫的影響。現在的西洋畫也時興題字了，倒真是‘東風西漸’！”
那個在包子上讀出字來的商人遇到的年輕女子是吳翠遠，她就不會認錯醫科學生的圖畫。她在大學裡讀的是英文，現在母校教書——“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孩子在大學裡教書！打破了女子職業的新紀錄。”雖然她有引以為榮的事業上的成功，翠遠感到在生活中格格不入，覺得孤獨，她的人生就像迷失在層層疊疊的翻譯中：“生命像聖經，從希伯萊文譯成希臘文，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從拉丁文譯成英文，從英文譯成國語。翠遠讀它的時候，國語又在她腦子裡譯成了上海話。那未免有點隔膜。”對她那正經、壓抑的家庭，她想要反抗，因此半推半就地同意做那個商人的情婦，但是當電車重新開動，那個人退回到自己慣常的正經形象裡，他們之間的調情無果而終，“封鎖期間的一切，等於沒有發生。整個的上海打了個盹，做了個不近情理的夢。”
在張愛玲的重要作品中，戰時政治明顯地被翻譯到兩性政治中。在她寫於1943年的《傾城之戀》中，主人公白流蘇是一位經濟拮据的年輕女子，她和一位富有的花花公子範柳原，進行了超長時間的一系列前哨戰。軍事戰略的隱喻在作品中頻頻出現，如一位媒人為了給流蘇和她的妹妹一起物色合適的丈夫時，採取“雙管齊下”（譯者注：英文two-flanked attack含有兩翼夾攻之意）的戰術。這之後，範柳原把流蘇帶到香港，在華麗的淺水灣旅館訂下臨近的兩個房間，這個旅館的（英文）名字在故事的語境中正恰如其分（譯者注：英文Repulse Bay Hotel有用於防守的海灣的意思）。
但範柳原仍遲遲不進攻，顯然是為了讓她早日不戰而降，他便不必做出任何承諾。“她總是提心吊膽，怕他突然摘下假面具，對她做冷不防的襲擊，然而一天又一天的過去了，他維持著他的君子風度，她如臨大敵，結果毫無動靜。”她也謹守戰線，繞著圈子和他發生一系列的口頭比武。有一次，範柳原說他最珍視的是好女人的老實，流蘇瞟了他一眼，回嘴說：“你最高明的理想是一個冰清玉潔而又富於挑逗性的女人。……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一個好女人，在你面前做一個壞女人。”
柳原想了一想道：“不懂。”流蘇又解釋道：“你要我對別人壞，獨獨對你好。”柳原糊塗了，抱怨說：“怎麼又顛倒過來了？越發把人家搞糊塗了！”他又沉吟了一會道：“你這話不對。”流蘇笑道：“哦，你懂了。”
他們最終墜入情網，但柳原雖然在香港山上給她租了一間屋，卻仍是不肯做出承諾。這時到了1941年12月7日，他們不知道的是，日本剛剛突襲珍珠港，第二天，日本開始轟炸香港，更大的毀滅就要到來。
“一到晚上，在那死的城市裡，……只是一條虛無的氣，真空的橋樑，通入黑暗，通入虛空的虛空。這裡是什麼都完了。”故事這一驚人的轉折，最終讓柳原和流蘇終成眷屬。就像吳承恩筆下的孫悟空那樣，他們也了悟到“空”，但用的是更為傷感的方式。張愛玲寫道：“他們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僅僅是一剎那的徹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八年。”——最後一筆帶出張愛玲特有的諷刺。
張愛玲將魯迅開拓的白話文文學發展到盡善盡美的地步，儘管她不認為文學有能力去“救救孩子”和啟發一代代的新青年。流蘇擔心自己的華年已逝，她對自己說：
你年輕麼？不要緊，過兩年就老了，這裡，青春是不希罕的。他們有的是青春——孩子一個個的被生出來，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紅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來，眼睛鈍了，人鈍了，下一代又生出來了。這一代便被吸收到硃紅灑金的輝煌的背景裡去，一點一點的淡金便是從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在小說結尾，流蘇點上一盤蚊香，敘事者說：“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裡，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或者我們可以說，就像哈比比筆下的那個悲情樂觀主義者賽義德那樣，誰能分得出樂觀和悲觀呢？在帝國、家庭、兩性頻頻交戰的這個世界上，流蘇鎮定自若地活下來，這一點上她和伏爾泰筆下的居功內不無相似之處：“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來，將蚊香盤踢到桌子底下去。”居功內懂得那笑容的含義，明代小說中那些女主人公們也懂得。正如敘事者說的那樣，“傳奇裡的傾國傾城的人大抵如此”。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丁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