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曾 新三屆 8月17日
作者簡歷
1985年本文作者在旅順
李慶曾，1949年生於北京，1969年高中畢業後去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首都經濟貿易大學77級本科畢業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1980年代初開始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從事農業問題研究，1988年被社科院特批為副研究員。1989年移居澳洲前在《中國農村經濟》雜誌社任副社長，常務副主編兼編輯部主任。後為澳大利亞阿德雷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工商管理教育中心教授MBA。
原題
全國中青年農村
經濟研討會始末
作者 ：李慶曾
引言
不久前發現孔夫子舊書網在拍賣我在1988年所寫的一封信函。這是一封我代表“全國中青年農村經濟研討會”(下稱研討會)給“中國農經學會”的盧文同志的回函。盧文當時的身份是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聯絡室的主任，也是中國農經學會的秘書長。
時隔30多年，信函中所提及的事情，我已經印象全無，甚至記不得我曾經寫過這封信。這封信共4頁，其中三頁正文是我的手跡，另一頁名單附件是農業部政研室主任郭書田的手跡。我用的信紙抬頭印有我所就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這都證明此信出於我的筆下無疑。
本文作者代表全國中青年農村經濟研討會起草的信件
該信函的內容表明，當時我和盧文同志通過電話聯繫，就有關研討會作為“中國農經學會”的二級單位進行活動一事交換了意見。盧文同志來函就該研討會是否掛靠在中國農經學會徵求我們的意見。
由於研討會的幾家發起單位都同意掛靠在農業部，而且何康部長也做過“同意”的正式批覆，所以不好更改。我作為研討會的常務副秘書長兼辦公室負責人，按盧文同志的要求，正式回函給中國農經學會的唐志發同志說明情況。
這封我書寫的，但早已遺忘了的書信的再現，使我漸漸回憶起了30多年前參與全國中青年農村經濟研討會工作的一些經歷。
一，研討會的形成
農業部原副部長高鴻賓自小就喜文弄墨，後經過師大中文系的系統學習，分配到農墾部後沒少給領導寫發言稿和文件。期間，自己也時不時寫一些有關農村經濟方面的文章，這樣既留存了自己的調研成果，又可以帶來一些額外的收入。由於樂此不疲，早早就練就了一支好使的筆桿子。
1984年初，在農墾部做副部長秘書的高鴻賓調到了農牧漁業部政策研究室五處任副處長。
來到政研室後他發現，在農業農村一些重大問題上很少能聽到農業部的聲音。這與當時熱火朝天的農村改革形勢不相適應，也與作為全國農業生產主管部門的政策研究機構的職能不相符合。因此他提出，農業部應當積極參與農業經濟政策的制定，應該把提高農業經濟政策制定的話語權作為政研室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他的這個建議得到了他的頂頭上司，政研室主任郭書田的贊同和支持。
高鴻賓認為，要取得農業部在農業經濟政策方面的話語權，除了依靠現有的政研室的人員外，還應當彙集各個方面的社會力量積極參與。於是，他把目光也轉向了近年來在農村改革中湧現出來的一大批中青年人的身上。通過組織全國性的農村經濟研討會這種鬆散的組織形式，彙集社會各界有志於農村改革的專業人才，再通過對於農村發展與改革中出現的重大問題進行專項的交流研討，從而在思想碰撞中形成貼近實際的農業農村政策來指導實踐。
他的上述想法，得到了人民日報農村部的副主任劉允洲，經濟日報農村部主任高以諾，農科院農經所所長牛若峰等人的一致支持。這樣，由上述四家單位共同發起的全國農村經濟研討會首次會議，於1985年6月在旅順召開。
當時農業部政策研究室(即後來的政策法規司)的主任是郭書田，郭是這個研討會的主要發起者和領導者。這次會議和以後的歷次會議，都是在他的親自領導和直接組織下召開的，研討會的重要成果也都是在他主持下形成的。
左起：本文作者、郭書田、許善達
這次會議的直接組織者和具體審稿人是農業部政研室的高鴻賓、張文寶和農科院農經所的陳健。他們從徵集到的，來自於全國各地的農業農村經濟工作者的數百篇論文中，經過細緻的篩選，最後選出了近百名正式代表參會。再加上媒體及有關部門領導，會議規模在100人以上。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羅小朋、宋國青、高小蒙和我應邀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採取集中討論與專題討論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會議規定：無論大會小會，任何人的發言時間一律不得超過15分鐘。通過舉黃牌提示、舉紅牌終止發言的方式，大大節約了時間，提高了會議效率。就連當時中央農研室的姬業成同志也被執行紀律，一時傳為改變會風的佳話。這次研討會在會風應當體現中青年雷厲風行的特點方面開創了先河。
會議得到了遼寧省委書記孫維本，大連市政協主席任國棟、市長魏富海的大力支持。一些農經界的老前輩，包括中國農經學會理事長蔡子偉，副理事長王耕今，農業部原副部長劉西庚等到會並講了話。
後排左數第六是本文作者
二，“研討會”組織框架的調整
研討會的第二次全國會議於1986年9月在蘇州召開，具體會務組織安排由農業部政研室的李炳坤和張文寶負責。時任農業部辦公廳副主任的劉濟民正在蘇州掛職鍛鍊，被任命為市委副書記。這樣就為這次全國會議的召開打開了方便之門。農業部的兩位老部長邊疆和劉錫庚到會並講了話。正式參會的近百名代表，就農村經濟第二步改革充分交換了意見。
會後我寫了一篇題為《農村經濟第二步改革的特點和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全國中青年農經理論研討會側記》，發表在《中國農村經濟》雜誌1987年第1期。
1987年後，這個研討會的組織框架進行了調整，擴充為由六家部委共同發起。他們是農業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農業科學院、人民日報社、經濟日報社。掛靠的上級單位仍舊是農業部。
研討會的組織形式確定為秘書長負責制。六家單位各派出一至二位代表組成秘書處。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常務副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干人。研討會首屆秘書長是人民日報農村部副主任劉允洲，後來劉的工作崗位調整到報社總編室，研討會秘書長則由經濟日報農村部的主任高以諾繼任。
秘書處的日常工作除了每一兩年組織一次全國性的理論研討會外，也經常會不定期的組織一些小型的座談會，大家就當前社會經濟方面的重大問題進行交流研討。
既然是觀點的交流，肯定會有不同意見的交鋒，出現與官方主流聲音不一致的情況是常有的事。在一次秘書長的例會上，郭書田建議，基於研討會的性質，把負責研討會日常工作的辦公室從作為國家行政主管部門的農業部，轉到作為學術研究單位的社會科學院比較合適。會後，我向我們所長王貴宸彙報工作時談到了郭書田的建議，王貴宸完全同意郭的建議。這樣，研討會的辦公室就轉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具體工作就放在了我當時所負責的農村發展所的經濟體制研究室。我被指定為常務副秘書長，主持研討會的日常工作。
這就是我前面提到孔夫子舊書網所拍賣的，我代表研討會起草的，給中國農經學會的那封函件的大致背景。
信函的內容就是正式向中國農經學會提出申請，把研討會歸為中國農經學會的下屬單位從事活動。這份函件還附有郭書田起草的秘書長，常務副秘書長和各副秘書長的名單。
郭書田起草的秘書長名單
秘書長高以諾（經濟日報農村部主任），常務副秘書長李慶曾（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經濟體制研究室副主任），副秘書長高鴻賓（國家扶貧辦副處長）、周彬彬（農業部政策法規司五處副處長）、蔣中一（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成果處處長）、謝楊（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所辦公室副主任）、劉允洲（人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付）、陳凡（中國農科院農經所）。
三，“研討會”上不同觀點的交鋒
中國的經濟改革從農村改革起步。包產到戶和包乾到戶(雙包到戶)是這次農村改革的主旋律。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是全國眾多的雙包到戶的發源地之一。針對這一源自農民的創造，理論界展開了陽關道與獨木橋之爭。當時，全國還處於糧食供應的緊張時期。雙包到戶不僅給農民，而且給國家也帶來了糧食增產的實惠。
在1982年1月1號的“中央1號文件”中對包產到戶等經濟形式正式予以肯定。雙包到戶的推行解放了生產力。全國的糧食總產量從1978年的3.05億噸，增至1984年的4.07噸。但是，自1985年開始糧食生產出現了徘徊不前的局面。對於這種形勢如何判斷，成為理論界和中央領導部門聚焦的問題。
1987年在薊縣召開的研討會全國第3次會議，正是圍繞著這一主題進行的。
這次研討會有來自全國的60多位中青年農業和農村理論和實際工作者參加。6個發起單位也都派出了相關的領導到會。當時朱厚澤同志剛從中宣部調到國務院農研中心做副主任不久，他作為農研中心的領導參加了這次會議。
當時，我被安排為第一個大會發言。發言的中心是對杜潤生同志把1985年後糧食供應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緊張的狀況歸結為消費超前的官方主流說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認為供需矛盾的關鍵點並不是消費超前，而是生產滯後。
我在臺上發言，剛講了一個開頭，說當前社會上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認為1985年後出現的糧食供應的某些緊張的狀態是由於消費超前。並進一步提出，糧食短期的供不應求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釋，一是消費超前，二是生產滯後。
我在臺上發言的話音未落，坐在臺下首排中央的朱厚澤同志馬上接話說： “消費超前的提出是錯誤的。”作為國務院農研中心新上任的副主任，也可以說是杜潤生的副手，在全國性的農業理論研討會上提出與頂頭上司完全相反的意見，讓我十分驚愕。這在臺下也立刻引起了騷動。
1987年涿州會議，前排居中者為朱厚澤
我們社科院屬於國務院的諮詢機構，學術氣氛比較濃，科研管理也相對寬鬆，不同的觀點和意見的碰撞習以為常。我作為社會科學院的一名研究人員，對政府有關部門的決策提出不同意見，並不為過。但是，國家行政機關就不同了。
國家行政機關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條件下的首長負責制。個人必須服從組織，下級必須服從上級。對於行政首長的指示或聲音，作為下級來說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保留意見也要執行。因此厚澤同志在全國性的理論研討會上，公然提出與杜潤生同志截然相反的意見，公開反對杜潤生同志所提出的消費超前的有關論斷，確實讓我十分驚訝。
不久，朱厚澤同志從作為政府機構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又被調到作為人民團體的全國總工會工作了。他的再次調動，是否與他發出了與行政首長不同的聲音有關，我不得而知。但它調動的曲線耐人尋味: 黨的喉舌—政府機構—人民團體。
我最後一次見到厚澤同志是在1994年12月。這是我自1989年到澳洲後第一次回國，也使我有機會和當年一起工作的許多老友再次相聚。
這次聚會的發起人是人民日報的蔣亞平，當時他正在創辦人民網。他和當時人民日報農村部的劉允洲、吳長生、陳健等都是這個研討會的積極參與者。除了蔣亞平外，參加此次聚會的還有朱厚澤，郭書田，劉允洲，高以諾，高鴻賓，周彬彬，陳健，陳凡等。這些人都是當年研討會一起工作的老相識、老朋友。
當時厚澤同志早已離開全總，在家閒居。當時看起來氣色很好，一如當年，談笑風生。在聚會當中，厚澤同志詳細詢問了我在澳洲的工作和生活情況。我向他講述了在大學工作期間，由於頂撞領導被穿小鞋的經歷。厚澤同志大笑不已，說我們是心有靈犀。
四，農業決策部門的兩種聲音
我在研討會上的發言得到了研討會的另外兩位副秘書長的明確支持。一位是國務院扶貧辦的高鴻賓(後為農業部副部長)，另一位是農業部政研室的周彬彬。研討會後，我們三個經常聚在一起，探討如何認識自1985年以後形成的農業生產的新形勢，研究農村進一步改革的出路。
經上級領導批准，我們三人組成了“農業部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和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經濟增長課題組”，目的是對當時農業生產形勢進行研判，在此基礎上，就如何將農村改革引向深入，從而將農業生產重新引入高速增長的軌道，系統的提出我們的意見。
實際上我們三人早在1987年1月，以個人聯名的方式在《經濟日報》上接連發出“形勢判斷是制定政策的前提”、“常規增長抑或發展遲滯”、“消費超前抑或生產滯後”等三篇文章。對當時官方的主流基調全面的提出了挑戰。文章發出正值一年一度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召開期間，各省的書記和負責農業農村工作的主要領導都在北京開會，我們的文章在會上引發了熱議。
一天我正在所裡上班，副所長陳吉元來到我們研究室通知我，社科院辦公廳接到了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指示，讓我立即到京西賓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做彙報。當時所裡還指派了蔡昉（現社科院副院長）作為我的助手和我一同前往。蔡昉和我同在研究生院經濟系學習，他比我晚一屆，年齡也比我小七八歲，當時是所裡的一般研究人員。蔡昉當時並沒有參與我和高鴻賓、周彬彬所組成的課題組，但是他的觀點和我們相近。
當我們趕到京西賓館時，才知道杜老他們也邀請了高鴻賓和周彬彬前來彙報，但他們二位並沒有到會。後來得知他們之所以沒有到會，是由於郭書田主任的阻止。很明顯，農業部政研室作為國家行政機關與國家的另一個更高級別的行政機關唱對臺戲的話，那結果會是什麼，可想而知。因為當時杜潤生作為中國農村改革的領軍人物，其身份不僅僅是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主任，而且也是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無論杜老的資格還是所處的位置，都要比農業部的部長高出許多。
當日，杜潤生同志委託農業部的老副部長李有九和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所的所長陳錫文，聽取我們的彙報。
我是初次見到李友九，但對此人早有耳聞。他的資格很老，是“一二·九運動”的親歷者，是1930年代的老黨員，當時剛剛從農業部副部長的位置上退下來，是農業部和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的的顧問。
我之所以知道李友九，並不是由於他以前的革命歷史，而是由於在當時有關包產到戶的陽關道與獨木橋的之爭中，他是中央堅決反對包產到戶的代表人物。從包產到戶剛剛出現，直到很多年後，李友九始終堅持己見。萬里同志曾多次批評李友九，說：“不知道他哪裡來的一股勁兒？實踐的東西，理論的東西，實踐和理論結合的東西，都說服不了他。”但萬里也表示：“這個人有個好處，不隱瞞自己觀點，我喜歡這樣的人。不管是誰講的，即便是小平同志講的，他都提出不同意見。”
李友九的這種堅持和執著，越到晚年越清晰明確。顯然，李友九反對包產到戶，並不是任何人的意見或思想的影響，而是政見不同，這種固執己見不僅僅出於政治信仰，而且也來自於他自己的工作實踐以及對真理的追求。(參閱趙樹凱:《中國發展觀察》2018年第12期)對於這樣一位老同志，能夠在政治觀點上如此執著，使我由衷的欽佩。
聽彙報的陳錫文可以說是我的老相識。他大約與我同時在1980年的年底開始參與“發展組”的活動，也是發展組較早的成員之一。他是人大農經系78級畢業生，年齡比我小一兩歲。和我一樣，他最初也並不是發展組的核心人物，但他本科畢業後直接留在了發展組工作，由於他踏實的工作作風和謙和的為人處事態度，所以很快就脫穎而出，成為當時建立起來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所”的主要領導，後來又進一步升任為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在我們彙報過程中，李友九和錫文也經常插話，有時也會對我們的彙報提出些質疑。彙報大約持續了兩三個小時。最後錫文送我們出來握手道別。
彙報會後，高鴻賓、周彬彬和我又寫了題為“常規增長，抑或發展遲滯——對農村經濟發展的現實判斷”一文，進一步闡明我們的立場和觀點，並以“農牧漁業部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經濟增長問題課題組的名義，發表在《經濟研究》1987年第9期。此後，陳錫文在《經濟研究》1987年第12期上，以“中國農村經濟從超常規增長轉向常規增長”為題，比較系統地闡述了杜潤生同志提出的常規增長的論斷，也是代表官方對我們不同意見的正式回應。隨後我們又寫了“農村改革的現狀與未來”一文，對陳錫文的觀點進行了反駁。該文以“農業部經濟政策研究中心與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經濟增長課題組”的名義，發表在《農村金融研究》1988年第6期。
我們三個人的這個課題組由農業部牽頭，所以在外界看來，一邊是農業部，另一邊是國務院農研中心，這兩個主管全國農業工作的中央部門對當前的農業形勢的判斷，以及下一階段農村改革的要點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認識，出現了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這無異於對杜老的權威提出了挑戰。
不久，作為農口領軍人物的杜潤生，對當時的農業部長何康打了個“招呼”，說農業部管生產，政策由我們來管吧。何康部長把杜老的意見轉告給了農業部政研室的郭書田，這樣也就終止了我們對這個問題的進一步研究。
五，“研討會”的後續
我是從1985年開始參與全國中青年農村經濟研討會的活動，到我在1989年6月出國的5年間，研討會一共組織過上述三次全國性的會議。就會議規模來說，1985年旅順會議和1986年的蘇州會議的規模較大，參會者都在百人以上。每次會議的參加者都通過向組委會提交論文，再經篩選後產生。很多當時與會的青年人，後來都成長為中央和地方各單位的領軍人物。例如高鴻賓(農業部原副部長)、許善達(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陸貴生(農業部信息中心原主任)、劉福垣(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吳長生(人民日報國際部原主任)、張紅宇(農業部經管司原司長)、張文寶(農民日報原總編輯)、蔣亞平(土地報社原總編輯)、江夏(人民日報經濟部原主任)、韓俊(農業部副部長)、蔡昉(社科院副院長)、顧益康(浙江省農辦原副主任)等。
記得由我經手最後組織的一次活動是在1989年5月底6月初。社會形勢是那次會議的中心議題。除了幾位研討會的秘書長以外，各主要發起單位還派了其他的代表參加。會議地點在社科院農村發展所的會議室。會上我們對當時的社會形勢進行了討論和研判，並做出了決議，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但細節已經非常模糊了。
我在澳洲阿德雷德大學工作期間，郭書田、高鴻賓、周彬彬、陳吉元、蔡昉、韓俊等曾先後訪問澳洲，也帶來過一些有關全國中青年農村經濟研討會的後續信息。
出國後，我原來擔任的《中國農村經濟雜誌社》編輯部主任由張厚義接替，兩年後韓俊又接替了張厚義的工作，並與蔡昉一起代表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承擔起一些全國農村經濟研討會的後續工作。
跋
全國中青年農村經濟研討會自1985年的第一次全國會議開始，至今已經過去了35個年頭。時至今日，當年研討會上意氣風發的中青年人，現在多數都已退休。近幾年我們還會時不時的搞些聚會。
左起前排: 高鴻賓、郭書田、許善達。後排: 張紅宇、李慶曾、張文寶、陳健、張迪懇、高寬眾、顧海兵
左起: 周彬彬、李慶曾、周猛、陳凡、高以諾、劉文璞、郭書田、許善達、張文寶、蔣亞平、高寬眾
2020-0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