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南京的記憶，我只有從車站到醫院
轉載自人間theLivings
有一個人，將永遠無法看到這樣的人間美景了，我也不知道天堂的模樣。我的眼淚不可控制地流下來，淌了滿臉。快兩年了，南京站、玄武湖，什麼都沒改變，又什麼都改變了。
文：子丘
1
2017年10月初的南京依然很熱，從醫院出來，整條馬路被曬成一道白光，刺得人睜不開眼。我忙把木愣愣的老公阿文拖到陰涼地，然後站到馬路邊打車。也許是因為太熱，路上車少人少，好不容易才打到一輛出租車載我們去南京站。
這是國慶假期的最後一天，南京站人山人海，到處都是準備返程的人。下了車，我攙扶著阿文穿過人流，來到空無一人的售票窗口。顯然，窗口已經沒有票賣了，但阿文不接受這樣的結果，他緊緊皺著眉頭，像個倔強的孩子，又沉默地在自動售票機前搗鼓了好久。
其實在醫院的時候，我就在手機上查過了，當天早就沒有回蘇城的高鐵票了。可阿文不信，認為手機上查到的不能作數，“這才3點多，怎麼可能沒有票呢！”我只好跟著他來到車站探個究竟。
不遠處，車站保安一直盯著售票機前搗鼓的阿文，一定以為他是個潛在的破壞分子，準備隨時採取行動。
“要不，我們住一夜，明天再走？”我低聲，小心地央求。
“住一晚？你是不是很有錢？”阿文轉過頭，用兇狠的目光死死盯著我。
“有。不就是住一晚麼？不就是最後一次來南京了麼？”我崩潰了，一屁股坐在售票機前，痛哭失聲。
阿文有些無措，尷尬地四下裡望望，臉上的表情漸漸柔和下來。但是骨瘦如柴的他已經沒有力氣將我拉起來了。
自從2016年生病以來，一向好脾氣的阿文幾乎變成了火藥桶，一點就著。我除了忍耐還是忍耐，有時候實在忍不住了，就找個朋友傾訴一下。但這並不是生活中最令我痛苦的事，就在剛剛，我對醫生說：“不管花多少錢，多少努力，請一定救救他！”醫生無奈而抱歉地搖搖頭，勸道：“回去吧，吃點好的，儘量開心，想幹嘛就幹嘛。”
此刻，在異鄉的售票大廳裡，沒有力氣拉我的阿文也坐在了地上。做了20多年的夫妻，多少有些心意相通，我倆淚眼相對，無語凝噎。我平靜了些，抹了一把眼淚先站起來，又把他拉起來，強顏歡笑：“我知道附近有一家酒店，五星的，看上去不錯，要不就奢侈一把？”
阿文還是不說話，不說話就等於默認，我知道，他有限的體力快耗盡了——他蒼白的臉上汗涔涔的，這不只是因為熱，還因為癌症晚期的疼痛。這時候，人是無法繼續倔強的，我必須儘快找個舒適的地方讓他躺下休息。
擱在平時，五星級酒店，我們想也不敢想。這兩年為了看病，我們在南京也住過幾晚，都是200多一晚的經濟連鎖酒店。一來，我們節儉慣了；二來，阿文的病已經掏空了家裡的積蓄，每一分錢都要花在刀刃上。
可今天不一樣，天氣實在太熱，我怕剛才一路打車把阿文給折騰壞了。還有另一個在心頭起伏的念頭我無法明說——這應該是我們最後一次來南京看病了。
2
我帶頭，阿文跟在後面，穿過五星級酒店富麗堂皇的大廳，從電梯直達28樓。拉開房間的窗簾，遠處巨大的水面直撲眼簾，那是夕陽下的玄武湖，波光粼粼，彷彿觸手可及。
我忍不住喚他：“老公，快來看，玄武湖。”沒聲音，我回頭，發現阿文已經躺下了，他的身體蜷縮成一隻蝦的樣子，整張臉都皺著，好像每個毛孔都在痛苦地抽搐、呻吟。
我趕緊拉上窗簾，幫他把汗溼的衣服換下來，又輕輕地替他擦身子，可是疼痛並沒有得到絲毫的緩解。我只好說：“換張芬太尼貼（強效阿片類鎮痛藥）吧，彆強忍著了。”
“可是還沒到時間，昨天才換了新的。”阿文有氣無力地回我。按照說明書上寫的，芬太尼貼每次貼3張，能管72個小時，可這貼貼上還不到30小時，他就疼成了這樣。
“別管了，人舒服最重要，這麼疼，吃不下睡不著的，如何熬到明天？”我開始在包裡翻找。
“也是，反正也是最後關頭了，舒服最重要，管他72小時還是24小時。”說服了自己，阿文居然笑了一下，語氣輕鬆。
阿文生病的這段時間，我好像已經習慣了他在肉體與精神雙重摺磨下露出的痛苦狀態。他這樣故作輕鬆，反而讓我心酸難忍，我轉過頭，假裝用力撕開包裝，怕他看到我眼裡的淚。
換了止痛貼，藥效和心理安慰同時湧上來，阿文終於沉沉睡去，我獨自倚在窗邊，見天色慢慢暗下來。這是秋天黃昏最好的時刻，太陽已經下山，黑夜還未真正到來，天上有星月淡淡的影子。遠處的玄武湖邊依然濃蔭疊翠，微風過處，湖水盪漾，一波又一波，記憶也拍岸而來。
2016年4月29日，我在下班途中接到婆婆的電話，一向果斷爽利的她有點語無倫次，說阿文不舒服，在人民醫院拍了胸片，醫生還建議他馬上去蘇城檢查。
婆婆說自己的腿都嚇軟了，我的心也是一陣驚跳，趕緊給阿文打電話詢問。他倒鎮定，輕描淡寫地說自己的胸腔有積液，準備去蘇城檢查，還叫我不用擔心。前兩個月他一直在重感冒，估計是肺部有炎症。
5月如期而至，萬物勃發，陽光炙熱，漸漸有了夏天的味道。五六天後，阿文的檢查結果出來了，我們一家人卻都跌入了寒冷的冰窟——放在我們面前的醫院診斷書寫著：胸腔積液達93%，右肺完全浸沒在積液中，充分懷疑是肺癌晚期，預後不良。
天地頓時傾覆了過來，我只記得自己當時麻木、絕望，站在陽光底下都背脊發涼。可躺在病床上的阿文沒有絲毫病態，輕鬆地說：“怎麼可能，一點感覺也沒有，一定是誤診了。”
我們又做了各項檢測，壞消息紛至沓來，阿文到底是“中獎”了。醫生無奈地表示，阿文這種情況不能做手術，化療也不會有太大的作用，恐怕只有半年的時間了。
那天，阿文給了我這輩子最難看的一個笑容：“別人的人生都是起起伏伏的，為什麼我的人生只有伏沒有起？以為到最壞了，沒想到還有更壞的。”
2008年，我們經歷了一場投資失敗，揹負了巨大的經濟壓力。為了儘量彌補損失，8年來，阿文不分晝夜地努力工作，想早日把外債還清。總想著還沒到50歲，我們再艱苦奮鬥幾年，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誰知平時連感冒都少得的阿文，會遭遇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病。
還記得我陪阿文去做腦部CT的時候，這個穿著夾克衫和牛仔褲的男人，依然像20年前一樣英挺秀氣。我隔著門，看他慢慢在CT床上躺下，像一隻突然被馴服而顯得軟弱的小獸。
等最初的絕望、慌亂過去，我們終於冷靜下來，決定依著我們的方式，和時間來一場賽跑。當人開始尋醫問藥，生活馬上就變得魔幻，像有一條巨型的鞭子用力抽打著往前走。
由於不能手術、化療，我們只能選擇中醫保守治療，四方打聽，最後選了南京的一家民營的中醫院。南京是省會城市，但對於我和阿文來說，並不比其他大城市更熟悉。因為許久不出門的緣故，難免木訥，我們兩個在火車站摸索了半天才辦好了各種手續，準時坐上了高鐵。
一個多小時後，我們到達南京站，車站顏值很高，簡直就是建在景區裡。站在廣場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但我們卻無心欣賞。
我們要去的這家中醫院離南京站很近，出租車司機好奇地看了看我們倆，關心地問：“去醫院，誰看病啊？”估計，在外人看來，我和阿文都足夠健康。
雖然推薦的朋友早就給我們打了預防針，但到達醫院時，我還是吃了一驚——這個醫院的大門像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舊工廠，走過一個水泥地面的小院，老式樓房的陰冷寒氣撲面而來。東北角掛號的窗口，清溜溜的，沒人。
這裡與一般的醫院截然不同，我心裡不由得湧起一陣失望，回頭看阿文，他也疑惑：“就是這裡嗎？”
取了號，我們上了一部“哐哐”作響的老式電梯，3樓樓梯口，一位護士笑容滿面地表示歡迎，幫阿文量了血壓和體重，讓我們在大廳候診。大廳裡除了幾排椅子外，另放了一張桌子，上面沒有飲水機，只有熱水瓶。
等待期間，我上了一趟醫院的洗手間，發現裡面異常潔淨，連放在水池上的拖把滴下來的水都是清澈的。這時，我那顆微微忐忑的心才放了下來。再四處打量，我發現除了乾淨，這家醫院所用的桌椅板凳都是舊的、不成套的，向病人收取的檢查費也十分便宜。
和我們一樣，大部分來這家醫院的病人，都是衝著創始人張院長來的。他是名醫，號很難掛，在每個病人身上花費的時間都很多，所以等我們見到張院長的時候，已經是午後了。
年過古稀的張院長穿著一件短袖白大褂，臉色蒼白，目光嚴峻，動作如機器人精準、規範，一絲不苟，他周身散發出的那種古樸做派，如今已經很少見了。
我和阿文都很緊張。不過，張院長一開口，我才知道他並不古板，反而言辭幽默，妙語連珠。他對阿文的病情和預期表述也十分客觀，先給我們普及了肺癌的成因與治療流程，然後說阿文的病情雖然已經嚴重到無以復加，但只要他配合治療，希望還是有的。
最後，張院長又語重心長地對阿文說：“石先生，你年齡還小，許多社會與家庭責任都還沒有履行，所以你必須要好起來，我們一起來努力。”
那些天一直被壞消息包圍著的阿文似乎很受鼓舞，認真地點了點頭。
一切辦妥，已是下午2點多，不知不覺間，我們在這家醫院待了4個小時。打車到南京站，買好票，我看著阿文蒼白的臉，心裡剛剛升起的那點希望的光亮又暗淡了下去。我知道，對於他，對於我，這都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以後還有漫長的路要走。我們也願意有漫長的路要走，哪怕餘生都奔波在尋醫問藥的路上。
“吃碗鴨血粉絲湯再回去吧，這可是南京的招牌啊。”我勉力微笑著，徵求阿文的意見。他的眼神似乎亮了亮，說：“好。”
我們走進了一家店面不大但十分整潔的店。一口標準南京話的老闆娘熱情地迎上來，末了問我們：“哈要辣油？”我們吃得滿頭大汗，阿文的不適感好像也因此減輕了些。
3
從這以後，每隔30天左右，我們就要去南京一趟。每天兩大碗中藥喝下去，阿文的病情慢慢有了起色，至少在大半年裡，沒有再惡化，生活質量也沒有下降。希望的火花再次被點燃，南京之行對我們來說就像短途旅行，充滿了喜悅。
很快就到了冬天，日頭變短，早出晚歸兩地奔波連好人都吃不消，何況是阿文這樣重病的人。一次，我們到達醫院時已經沒有號了，張院長看我們遠道而來，不忍心，又添了一個號，看完病已是晚上9點。
也正是這一次，我們遇到了妙姐。
候診的時候，我和妙姐坐在相鄰的位子上，我的腳邊有個電源插座，妙姐要給手機充電，我順手幫她插上了插頭，接著就攀談了起來。
“是你老公生病了？他看上去很年輕。”妙姐看了阿文一眼。
我點點頭：“是啊，他一向身體很好，沒想到查出來就是晚期了。”
妙姐按了按我的手臂，以示安慰，並說要相信張院長：“有很多人在這裡起死回生的呢！”
“姐姐你是？”我委婉地問。
“哦，我啊，我就是來配點中藥，沒有什麼大事。”妙姐笑笑。
我心裡輕鬆了一下，心想：如果我們也是這樣該多好啊！
妙姐50歲，身材高大，相貌美麗，在一箇中學當校長，家就在醫院附近。我們說著話，妙姐不時拍著我的背安慰。這突如其來的溫暖讓我淚目，也讓內心積壓的委屈幾乎要噴湧而出。
最後，妙姐得知我們拿號困難，就十分熱心地說，以後她可以早上來醫院幫我們拿號：“我住得近，多早都沒有關係，或者你們可以頭天晚上來，住在我家裡。”
大冬天起大早，任誰都不情願，我心裡有點過意不去。妙姐卻豪爽地說：“完全沒關係，反正我上了年紀，起得早，舉手之勞。”
我自然對她千恩萬謝。
下次，妙姐果然一大早就幫我們拿了號，是我們從未拿到過的3號，也就是說上午就能看病。她把號碼票和3本關於癌症治療方面的書放在個布袋子裡，關照了窗口的工作人員，再去學校上班。
過去一直緊趕慢趕的我們，因此心情輕鬆了許多。在南京寒意刺骨的清晨裡，我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溫暖。
張院長的辦公室與其說是醫生辦公室，不如說是一個藝術家的工作室——房間很大，裡面滿滿當當，迎面是一幅花鳥屏風，四壁都掛著書畫卷軸，屋子裡還有幾十盆綠植。他的辦公桌超大，桌面右上角放著一排十來支削好的鉛筆——他用鉛筆開藥方，寫楷書，每個字都像印刷上去的一樣。
我們進了辦公室，張院長正在看阿文的CT片，神色嚴峻。我不敢說話，他不忘回頭請我們坐，然後慢悠悠地取下片子，踱到我們面前說：“石小先生啊，病情有進展，但你的身體機能仍然健全，心肺脾都好，肝腎功能也完好，這一路大軍的任務完成得不錯。但癌症本身有發展，說明敵人的勢力太強大了，所以你必須要強大起來才足以抵抗。現在的首要任務是增加你自身的免疫力，激發你的免疫系統奮起戰鬥。這是一場誰也無法預測輸贏的戰爭，我們精誠合作，走出一條具有石先生特色的光明的生命之路。那樣，你將不輸於一個奧運會冠軍，或者創造一項吉尼斯記錄。”
張醫生不僅醫術精湛，還是一個情感溝通的高手。雖然知道阿文病情有進展時內心惶恐又沮喪，但因為張院長施了“魔法”，我們從辦公室出來時，內心還是滿滿的信心、希望還有溫暖。
在回程的高鐵上，我給妙姐發了一條微信，告訴她今天看病的情形。她熱情地叫我們堅定信心，又轉來2000塊錢。在這場艱辛的戰役裡，我們已經得到太多親朋好友的幫助了，妙姐與我們萍水相逢，我沒有收錢，只收下了她對我們的鼓舞和希望。
這時，蘇城醫生之前預計的半年存活期已經被超越了。我對阿文說，現在的每一天對他來說都是新生，阿文也信心滿滿：“現在的每一天都是賺來的，有什麼理由不好好活著呢？”
4
可是到了2017年1月，也就是確診的8個月後，癌痛突然加劇，這表明阿文的病情有了迅猛的發展。也正是從那時起，脾氣溫和的阿文開始變得喜怒無常，有時還十分暴躁。
因為距離下一次去南京還有很多天，我避開阿文，到陽臺打電話諮詢要怎麼處理疼痛，張院長說可以吃些止痛藥。
一開始，止痛藥是管用的，但它嚴重副作用會導致內分泌紊亂，阿文的吃喝拉撒睡全部亂了套。他胃口差到連飯菜都吃不下，更何況是中藥。上廁所是每天最頭疼的事，阿文往往在馬桶上一坐半天沒消息，各種治療便秘的方法都不管用。有天早上，我突然聽到衛生間傳來“呯呯呯”的聲音，開門一看，阿文正拿自己的腦袋往牆上撞，我忙抱住他，兩個人以彆扭的姿勢擁抱在一起哭了好半天。
從早到晚，每一天都開始過得異常艱難，如此惡性循環，阿文整個人很快垮了下去。好不容易捱過春節，大年初三，我們不得不去南京住院。因為是春節期間，醫院住院部就只有我們倆。阿文開玩笑說：“這是什麼待遇，總統？”
等我們辦好手續安頓下來，一個壯實的中年男子就微笑著走進來，操著一口濃重的南京口音說自己是醫院的廚師，問我們晚飯想吃什麼。
無事寒暄了一會兒，我就說到阿文的癌症指標不好。
“不要說癌症指標。”廚師看了看阿文，輕聲示意我，又一板一眼地說，“說腫瘤指標。”
“有什麼不一樣麼？”
“癌症指標太難聽了，腫瘤有可能是良性的。”廚師笑著解釋。
我愣了一下，一時沒有會過意來，看了看床上的阿文，又轉頭對廚師說：“好，聽你的，腫瘤指標。晚上吃什麼都行，能讓他多吃點就好，但要清淡一點。”
廚師點頭說他有數，然後拿著記菜單的小本子出去了，看著他的背影，我沉思了許久。在這大半年的時間裡，我雖然關注阿文的病情，但很少像廚師這樣注意自己說話的細節，注意病人的情緒。
我真的有些精疲力竭了，轉頭看床上的阿文，他已經沉沉睡去。
可能是住了院，心情安定了下來，阿文的病情也穩定了些。我們常常在晚飯後去散步，有一天傍晚，阿文的興致特別好，我倆就打車去了玄武湖。
那天天氣雖然冷，但公園裡的人很多，除了觀光客，大多是附近來做運動的居民。趁著天光還亮著，我們像外地遊客那樣在城門口拍了照，阿文在小攤上給我買了一杯果汁，我們在湖邊坐了很久。
面對著一塘殘荷，回顧已經走過的路，憧憬著完全未知的明天。風過耳際，寒意漸濃，我想，如果一切重來，我們又會選擇怎樣的人生呢？
元宵節那天，在上海實習的兒子要求來南京陪爸爸過節，讓我回家歇一歇。那天，他們居然在南京的街頭吃到了美味的湯圓，還看了一場小型的煙花秀，父子倆都很高興。
出院之後，阿文的病情穩定了一段時間，到了夏天，又是斷崖似的下滑，只好又去南京住院。這次，張院長的助理來通知我，說院長晚上要找我談話。我心下惶然，知道事情不好了。
當我忐忑地來到院長辦公室，張院長熱情地招呼我坐下，我一顆心“呯呯”直跳，彷彿即將聆聽上天的宣判。
“你辛苦了，這一年多來。”張院長說。
我低下頭，勉強笑了一下，在張院長面前落淚不丟臉，我又抬起頭來。
“情況不太好，癌細胞已經通過胸膜轉移至本來完好的左肺，接下來，會很快了。”張院長沉吟著，說得很慢，好像在考慮怎麼說才能把帶給我的傷害壓到最小。
我感覺自己的臉都是蒼白的，連忙問我還能做什麼。張院長說，像原來那樣就好。
“我只是想，你心裡有個準備——估計半年吧。”張院長摘下眼鏡，又戴上。
我心裡瞬間平靜了下來，距離一開始醫生說的“半年”已經過去了一年多，我們應該知足了。正是這一點信念，讓我有力量對張院長微笑，說了聲“謝謝”。
那次出院以後，阿文的情形果然如張院長所料，疼痛加劇，身體迅速瘦弱下去，生病以來一直努力保持著的140斤體重也開始明顯下降，精力一天不如一天。伴隨而來的，是越來越惡劣的心境。我知道，哪怕我再感同身受，也無法體會到他絕望心情的萬分之一。我所能做的就是包容再包容，完全以他為重。
2017年9月底，我倆商量著再去一趟南京。南京，這座並不熟悉的省城，給了我們動人的溫情和難忘的記憶。雖然結局無法改變，但近兩年的南京之行，一次又一次給我們前行的力量和戰鬥的勇氣。如果沒有醫院和張院長，沒有妙姐等人的幫助，我們也走不到如今。
這次出行與其說是看病，不如說有很大的告別的成分在裡面。
“你在看什麼？”身後傳來阿文的聲音。我扭頭，看他笑意晏晏地坐在床上，與剛躺下時痛得扭曲的樣子截然不同。我心頭一鬆，忙問他，是否好些了？要不要吃東西？一看手機，已經快11點了，我居然對著玄武湖站了幾個小時。
“想喝點粥。”他說。
這兩年來，我已經沒有了自己的心情，好與壞，都圍著他轉，他笑我也笑，他哭我也哭，現在，他想吃東西，我才意識到自己飢腸轆轆，腹鳴如鼓。
深夜11點，樓下的麥當勞還是人聲如沸，站在充滿活力的年輕人中間，我感覺自己的心情也鬆快了不少。我忍不住點了一杯飲料，坐下來慢慢喝完，才打包了兩碗菜粥。觀光電梯上升的時候，我又一次看到玄武湖波光粼粼的水面，夜色中，還是美得令人窒息。
有一個人，將永遠無法看到這樣的人間美景了，我也不知道天堂的模樣。我的眼淚不可控制地流下來，淌了滿臉。快兩年了，南京站、玄武湖，什麼都沒改變，又什麼都改變了。
這一夜，疼痛沒有再次襲來，阿文美美地睡了一覺，早晨起來，臉上的病色彷彿都減輕了一些。下樓去車站，在電梯裡，我指給他看遠處的玄武湖，清晨的水面有種不一樣的美，陽光下，水汽氤氳，如夢似幻。
阿文長長嘆息一聲：“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次來南京了，看到這麼美的玄武湖，住過這麼好的酒店，也無憾了。”
我無言以對，低下頭，一滴淚落在地毯上，瞬間被吸收，看不到痕跡。
雖然酒店距離車站很近，我還是請前臺幫我們打了一輛車。上車時，司機過來扶著阿文，小心翼翼地將他放在車後座上，非常貼心。
回家後不久，阿文的病情急轉直下。他幾乎吃不下任何固體的食物，即使接著氧氣，還常常氣悶得無法呼吸，面孔都變了色。只要稍一變動體位，都會引發聲嘶力竭的大哮喘，哪怕做個最微小的動作，都要坐在床邊喘息半天。
醫院的病危通知書下來了，之前阿文跟我商量過，不進ICU，不做氣管切開。為了節省體力，少移動，我開始給他用成人紙尿褲，晚上又請了護工。
2018年2月2日晚，阿文開始陷入短期昏迷，兒子匆匆趕回，看到疲憊不堪的我，堅決要求留在醫院陪夜，換我回家休息。可是回到家又哪能睡的，凌晨12點，兒子發信息說：“老媽，明天早上早點來，情況不太好。”凌晨2點，兒子喊我：“老媽快來。”
早晨，醫生看著昏迷不醒的阿文，和我們商量最後的事宜。中午12點，在撤去搶救設備的半小時之後，阿文停止了心跳。
後記
時間是良藥，我已經不像最初那麼傷心欲絕，至少能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但我沒有一天不想他。
從蘇城到南京，我和阿文奔波幾十次，但對我來說，南京依然是陌生的，熟悉的只是從車站到醫院的那段路。我曾想打個電話給張院長，但終究沒有，我不願意讓年邁的他聽到這個壞消息。
從此，南京在我心中變成了一個既傷心又溫情的城市，我開始有意無意地避開它，卻又會忍不住想念它。
編輯：羅詩如
題圖：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