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龍場悟道之後，剛開始指導弟子修行的時候，也非常重視靜坐。為什麼？要從靜坐“直悟本體”，就是“致良知”。王陽明的“良知”概念出自《孟子》，所以我們要從《孟子》說起。《孟子》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認為，仁、義、禮、智都不是我們後天培養、訓練出來的，而是我們本來先天就具有的美好素質，只不過我們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而已。拋開前三點不說，最後一個“智”字，不正是當下人們都在極力追求的智慧嗎？孟子告訴我們，智慧是人先天就具有的，不必向外求，而應向內求，所以他提倡“反求諸己”，就是到自己身上去找。
人真的先天就具有智慧嗎？為什麼在絕大多數人身上我們看不到這一點？其原因就是《三字經》中說的“性相近，習相遠”，每個人先天就具備的美好素質都是相似的，是後天的習染、薰染使人與人的差距變得越來越大了。換句話說，我們先天的智慧受到了後天的矇蔽。去掉後天對心的矇蔽，使我們先天的美好素質重放光明，這就是《大學》上講的“明明德”，也就是王陽明所說的“致良知”了。
王陽明說的“直悟本體”，就是通過靜坐直接達到“致良知”、“明明德”的狀態，就是直接認識到自己的先天美好素質，以此來指導自己的人生。可以說，王陽明最開始，就是想走一條捷徑，直悟本體。因此，龍場悟道之後，王陽明自己頓悟了，就開始指導弟子打坐修煉，希望通過靜心進入那種心的空靈狀態，認識到明德。但是推行了一段時間之後，王陽明就發現有偏差了，很多弟子在修行上也很精進，卻養成了好靜厭動的毛病。於是王陽明進行調整，開始強調事上磨練。我認為，這是王陽明提倡的修行方式上的一個巨大轉變。
這些在《傳習錄》中都有記載。早期有弟子問王陽明：“靜中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意思是，打坐的時候，進入那種靜心狀態的時候，也覺得非常好，好像事情也都想明白了，但等到處理具體問題時，感覺就不一樣了，還是弄不明白。這就是王陽明早期提倡靜坐修身方式的弊端，所以王陽明此後提倡事上磨練。到了晚年，王陽明提出致良知，還有我們熟悉的“天泉四句教”。王陽明兩大弟子王汝中和錢德洪對“天泉四句教”的理解不同，王陽明說他倆都是對的，因此給後代引發了無窮的爭論。
我理解，王陽明說兩大弟子說的都對，絕對不是和稀泥，而是通過自己一生對修行的摸索，認為修行存在兩條道路，這兩條路就是兩大弟子的兩種不同理解。王陽明早年提倡從靜坐直悟本體，直接從良知、明德入手，致良知、明明德之後，再用良知、明德來指導人生，端正人生的事物。後來他進行了修正，強調要通過端正事物，用具體的事物磨練自己，以達到致良知。從王陽明晚年給兩大弟子解釋“天泉四句教”來看，他並不是對早年直悟本體修行方式進行徹底否定，而是認為這兩套方法都對。
但王陽明也提到，第一種方法，直悟本體，是用來接引“利根”之人的，就是說，這種直悟本體的修行方法，是先天條件極好的人才能採用的方法，或者說得更直白一點，是悟性超強的人才可以採用的方法。王陽明還說，“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顏子即顏回，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明道即程顥，這種修行方法恐怕連顏回和程顥都做不到，那還有誰能做到？王陽明雖然沒有否定這種修行方法，但將這條路的門檻定的極高，顏回和程顥都做不到，那這條路還有誰能走呢？等於是變相地否定了。用佛教的概念做一個比喻，王陽明提倡的前一種修行方式好比是頓悟，後一種修行方式好比是漸悟。王陽明變相地否定了頓悟，也就是提倡事上磨鍊這一漸悟的路線了。
朱熹和王陽明提倡的修身方式，最大的區別是，朱熹從讀書入手，王陽明從事上磨練入手。但兩者都提倡靜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