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國人民大學翟振武教授接受廣州日報專訪時稱：“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前的10年間，全國平均總和生育率應該在1.65左右。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後，總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過1.7以上，並沒有達到國際學術界認為的‘低生育率陷阱’臨界值（1.5以下）。”（http://news.sina.com.cn/c/2019-04-01/doc-ihsxncvh7210169.shtml）這一斷言嚴重誤導輿論。
翟振武是中國人口學界核心人物，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講解人口問題。他自2014年擔任中國人口學會會長，2018年連任該職，並被國家監察委員會聘為特約監察員，聘期至2023年3月。鑑於翟振武在人口學界的地位，有必要詳細分析其言論及其影響。
０１
翟振武過去的推算和預測
最能突出反映翟振武學術行為的，是他在2014年的論文《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後果分析》。該文稱：“假若 2012 年立即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未來4 年內，我國年度出生人口將分別達到3540 萬、4995 萬、4025 萬、3540 萬。” 但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的2016-2018的3年裡，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出生人口分別僅1786萬、1723萬、1523萬，峰值1786萬也遠不到翟振武預測峰值4995萬的一半。
從二孩政策效果來看，翟振武的預測更是離譜。相對2011年1600萬的基數，他預測政策實施後的出生人口增量高峰為3395萬（即4995-1600）。但按國家統計局數據，相對2015年的1655萬，政策實施後的增量高峰僅為131萬（即1786-1655 ），不到他預測的1/20。
並非翟振武對人口形勢的嚴重誤判的孤例。比如，他在2008年（http://news.sina.com.cn/c/2008-02-19/144214970857.shtml）稱：“目前中國每年新增人口在1600萬左右，2012年將達到一個高峰，達到1900萬。”這裡的新增人口可能是記者筆誤，他實際所指應是出生人口。但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6至2012年，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均約1600萬，2012年僅1635萬，遠低於他預測的1900萬。
又如，在單獨二孩實施後的2014年，全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微降1.72至115.8，而出生人口則微升47萬至1687萬。但翟振武在2015年2月卻誇大其詞地稱（http://theory.gmw.cn/2015-02/12/content_14816686.htm），2014年全國出生性別比“斷崖式”降落，出生人口數量“跳躍式”上升。他還預測：“2015年出生人數會再度大幅度跳躍，一個新的出生小高峰將如期而至。2015年全年出生人數有可能會逼近、達到甚至超過1800萬。” 但按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全國出生人口僅1655萬，不但沒大幅度跳躍，反而比上年減少32萬。
再如，在全面二孩實施一年後的2017年2月，翟振武預計，“十三五”期間每年平均增加900多萬人，最後在“十三五”末（即2020年）我們能達到14.2億左右（http://cn.chinagate.cn/news/2017-03/02/content_40392963.htm）。但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十三五”頭3年2016、2017、2018的人口增量分別為809萬、737萬、530萬。而且，未來兩年的新增人口會遠少於530萬。即使維持在530萬的水平，“十三五”期間每年平均增長也僅627萬，比他預測的900多萬要少30%多，總人口最多僅14.06億，遠不到14.2億。
翟振武不僅嚴重誤判人口趨勢，還缺乏基本常識，甚至為了支持限制生育而信口開河。比如，2011年5月8日《瞭望》的報道引用翟振武的話：“人口年均增長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由於中國實行了有計劃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長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5/08/c_121391574_3.htm）。實際上，2010年世界人口年均增長率約11‰，遠高於他所說的3‰。又如，2013年11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採訪翟振武的報道說：“1970年，全國人口6億多”（ http://www.gmw.cn/sixiang/2013-11/12/content_9458362.htm）。但1970年全國人口就已超過8億。
０２
對全面二孩之前生育率的估算
預測出現偏差，或偶爾口誤都情有可原。即便預測偏差較大也可歸為專業水平欠缺。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同一個方向上錯得如此離譜，令人懷疑這是在故意扭曲。翟振武近日言論似乎在繼續這種行為。
翟振武稱，以公安戶籍登記數推算，2006-2014年間，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71。公安數據並不公開，不知道他如何獲取這些數據，更無法驗證他的計算。由於戶籍政策調整，不同年份數據之間存在不一致性，甚至有一人多戶。 筆者今年曾協助起草一份全國人大建議，解決一人多戶乃至學籍與戶籍錯配的問題；很多人當年讓孩子在外地上戶以規避計劃生育處罰，等戶籍脫鉤計劃生育後又在本地上戶，導致一人多戶。
翟振武稱，他根據2017年小學在校人數算出2007-2010年生育率為1.69。但自1997年中央分擔部分教育經費後，在校學生數長期有虛報傾向。在2013年採納電子學籍後，各年級在校學生數就普遍縮水10%以上。雖然學籍管理日趨嚴格，但因為在校學生數涉及教育經費，虛報現象難以杜絕，而在電子學籍採納之前的虛報更難清理。教育部門刪除重複學籍非常謹慎，甚至還需家長申請。
針對人口和生育，國家統計局每年按慣例會公佈1‰ 的抽樣調查生育率，以統計公報公佈出生人口數，尾數逢0年份會進行人口普查，尾數逢5年份會進行1%抽樣“人口小普查”。其中，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耗費巨大的人力和財力，是和平時期最大的社會動員；其必要性正是因為其他數據源難以準確反映人口狀態。此外，衛生機構每年還會公佈分娩數據。
表1顯示了不同來源報告或推算的2007至2010年出生人口。其中，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小普查"使用對應歲數的人口，後者按全國總人口成比例調整；由分娩數推算的是當年衛生機構活產數/住院分娩率；2017年在校生分別是各年級學生數，假設所有孩子6歲上學，且沒有變更年級。據生命表推算，2006年以來，0至12歲的累計死亡率不到2.5%，所以忽略夭折對分析影響有限。
表1. 不同來源數據對應的各年出生人口（萬人）
年份統計局公報
2010年人口普查
2015年1%
人口小普查
由抽樣生育率推算
由衛生分娩數推算
2017年在校生
2007
1594
1525
1484
1471
1364
1652
2008
1608
1562
1553
1510
1408
1642
2009
1615
1566
1567
1421
1436
1720
2010
1592
1379
1517
1245
1454
1747
07-10年均
1602
1508
1530
1412
1415
1690
07-09年均
1606
1551
1534
1467
1403
1671
根據表1，翟振武在估算生育率時採用的在校生數要遠高於其他數據。 針對2007-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報計算為1.56、2010年人口普查回測為1.46、2015年"人口小普查"回測為1.51、每年抽樣調查數據直接計算為1.37、由分娩數推算為1.37。如果去掉偏低的普查年份2010年的數據，結果則分別為1.57、1.54、1.53、1.42、1.37，全部顯著低於翟振武由公安數據估算的1.71和由教育數據估算的1.69。
在各種方法中，根據每年抽樣調查數據計算總和生育率最直接，也是國際上通用的方法。雖然使用的抽樣僅1‰ ，但不受彙總數據利益的影響。人口普查數據是系統性採集，較好地保持數據的內部一致性，理應是最全面和最權威的人口數據，其準確性也為“人口小普查"所佐證。
相比之下，公安、教育數據不僅有虛報傾向，而且由於採集時間不同和方法差異，存在內部不一致性。在估算總和生育率時，教育數據只能提供在校學生數，而母輩數據必須來自其他數據源。這些因素給偏差性使用數據留下空間。
特別是，總和生育率的估算涉及年齡別婦女數量、生育年齡分佈和出生人口的選取等環節。如果在每個環節刻意選擇有利數據，導致5%的偏差，那三個環節就能帶來15.8%的偏差。如果實際生育率是1.45，這種選擇性使用數據甚至可以算出1.68。鑑於翟振武過去預測的一貫表現，和他解讀數據的扭曲和誇張，無法排除他對總和生育率的估算過程中，選擇性使用數據以得出嚴重誤導的結論。
翟振武還提到，"根據國家衛計委2017年全國生育調查，45歲婦女在結束生育期時，平均生育了1.68個孩子。這就與教育部、公安部獲取的數據計算結果基本一致。” 但在2017年45歲的婦女，是生於1972年的70後，在他計算生育率的2007-2010年區間裡，已是35-38歲，早過了生育高峰；而生育高峰落在2007-2010年的婦女，在2017年應是34歲左右，即出生於1983年的80後。我們根據每年抽樣調查生育率重構的數據，計算她們在2017年的累計生育率只有1.25，終生孩子數難以超過1.4，根本不能佐證翟振武根據教育和公安數據計算的結論。
０３
對全面二孩效果的判斷
使用滯後於生育狀態的教育數據來“修正”生育率，有著深刻的教訓。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當年的調查生育率是1.22。儘管之前諸多調查顯示，總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後期已低至1.2-1.5，但官方學者使用教育數據把人口普查1.22的生育率上調47.5%到1.8。在此之後近10年時間裡，計劃生育部門把“修正”後的1.8奉為權威數據，一再貽誤人口政策調整。然而，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回測，當年的生育率僅1.35。
翟振武使用教育數據斷言中國沒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是故伎重演。比可能虛高更嚴重的問題是，教育數據反映的是至少六年前的生育狀態，無法體現生育意願的快速變化。
如果從抽樣調查數據來判斷，總和生育率在2010年後就已大幅下降。在2007-2010年，抽樣調查總和生育率為分別為1.45、1.48、1.37，1.19；除去人口普查年份較低的2010年數據，平均為1.43。而2011-2015年的抽樣調查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04、1.25、1.22、1.26、1.05，平均為1.16，比2007-2009年要低19%，其中的最高值都要低於2007-2009年間的最低值。
不過，由公報出生人口來推算，總和生育率在2010年前後基本穩定。其實，統計公報的與抽樣調查的數據之間一直存在差異。在2001-2009年，統計公報的出生人口比由抽樣調查生育率推算的要多98萬至267萬，平均每年多180萬。但在2011-2015年，這個出超進一步擴大到291萬至523萬，平均每年要多387萬。如此之大的差異究竟如何解釋，恐怕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公佈。
如果以人口普查為準，抽樣調查傾向於低估生育率，而統計公報傾向於高估生育率，但抽樣調查生育率要比公報推算的更可信一些。在2001-2009年，抽樣調查推算的出生人口比人口普查回測數據，年均少71萬；而統計公報出生人口要比人口普查回測數據，要多23萬到230萬，年均多107萬。使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核實，我們也發現抽樣調查數據也要比每年統計公報推算的數據，更能如實反映出生人口的長期變化趨勢。
抽樣調查生育率是由1‰的抽樣樣本直接計算，而統計公報的出生人口其實也是基於相同的樣本，但在計算中進行了加權調整。雖然由於樣本的變化，抽樣調查生育率可能表現出更大的波動性，但並不像公報出生人口那樣受到認知偏差的影響。
如果說2011-2015年的生育率依然迷霧重重，對全面二孩政策效果預測一錯再錯則是昭然若揭。表2的預測來自原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主編的《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人口變動測算研究》，該報告排名首位的專家正是翟振武。儘管之前單獨二孩政策實施效果預示了中國生育意願的低迷，但這個在全面二孩實施之初公佈的預測依然是謬之千里。
表2.原國家衛計委2016年對出生人口的預測與統計公報數據（萬人）
年份
不實施全面兩孩
實施全面兩孩政策
低預測
中預測
高預測
統計公報
2016
1767
1767
1767
1767
1786
2017
1770
2023
2110
2195
1723
2018
1725
2082
2189
2294
1523
2019
1675
1982
2077
2173
2020
1583
1846
1936
2036
按該報告預測，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出生人口高峰將出現在2018年，但公報出生人口在2016年當年就見頂了。根據統計公報數據，2017年的出生人口僅1723萬，比最低預測2023萬少了300萬，甚至比不放開二孩的預測1770萬還少47萬；而2018年出生的1523萬，比最低預測2082萬少整整559萬，比不放開二孩的預測1725萬還少202萬。
坦率地說，我們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之初，對政策效果的估計也過於樂觀。但對於一直警示中國陷入低生育率危機的我們來說，現實比我們預料的還嚴峻，只是更強烈地印證了我們的憂慮。此後，我們在2017年10月發表的《從十九大的人口政策內容來看人口數據將面臨的兩大沖擊》一文中則提到：“2018到2021年的出生人口將遠遠低於國家衛計委的預測，甚至可以明確地說，出生人口能達到國家衛計委預測下限（低預測）的可能性都是零。”2018年的數據符合這一判斷。
０４
對未來人口趨勢的預測
翟振武的人口預測一錯再錯，並未讓他有所顧忌。除了堅稱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總和生育率超過1.7外，他還明言，“中國未來的生育率可能會降到1.6左右，不過，這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他的言下之意是，中國生育率會長期維持在1.6以上的水平，而不會跌入低生育率陷阱。這種說法完全掩蓋了嚴峻的低生育率趨勢。
根據抽樣調查數據，2015、2016、2017年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05、1.24、1.58。而根據公報出生人口推算的這4年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53、1.66、1.63。後者比前者在全面二孩實施前的2015年要高46%、在實施後第一年2016年要高34%，但到2017年則僅高出3%。由兩種方法得出的總和生育率為何在2017年奇蹟般消失不得而知。
雖然2017年的總和生育率看起來接近翟振武的預測，但其中很大部分歸因於二孩政策堆積的暫時性因素，因而會很快消失。根據抽樣調查數據，1.58的總和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和以上的生育率分別為0.67、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還高，甚至佔到總和生育率一半以上。由於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狀況穩定時，二孩生育率必然低於一孩生育率。去掉二孩堆積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達60%的母親會生育二孩，那麼2017年的自然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
這一趨勢在2018年更為明顯。該年的抽樣調查生育率還未公佈，但由統計公報出生人口推算的生育率僅為1.46，比2017年的1.63降低了10%。在2017年，二孩數量是一孩的1.22倍，而二孩生育率是一孩的1.21倍，兩個倍數相近。而在2018年，二孩依然比一孩多，意味著二孩生育率至少與一孩生育率大致相當。也即2018年1.46的總和生育率中還有約1/4可歸因於堆積。 去掉該因素，自然生育率僅1.1。
因此，隨著堆積趨於消失，總和生育率將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將遠低於歐洲和美國，也顯著低於日本，與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等東亞國家和地區同處世界最低之列。中國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確鑿無疑。
這一趨勢早就體現於一孩生育率的持續低迷。 從2001到2007年，抽樣調查的一孩生育率分別僅0.67、0.80、0.78、0.72、0.56、0.69、0.67。由於對生育一孩從未有限制，不存在瞞報一孩的動機，所以低估一孩生育率可能性很小。
婦女推遲或放棄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如果只是推遲生育，那一孩生育率會先降後升，但如果是放棄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後不會回升。實際情況可能介於兩者之間，特別是很多推遲生育的婦女，在未來即使想生也未必如願。從近年一孩生育率總體不斷走低，且持續如此之久來看，未來生育率回升有限。即使一孩生育率最終回升並穩定在0.8，那也意味著20%的婦女將終生無孩。
翟振武在專訪中提到，“50歲以上的婦女生育子女數為零的不超過3%，也就是中國有97%的婦女至少生過一個孩子。“ 後半句翻譯成學術語言就是，中國婦女的一孩生育率高達0.97。而過去7年的數據顯示，一孩生育率介於0.56-0.80。翟振武棄用最近幾年直接反映育齡婦女一孩生育的數據，卻從50歲以上婦女的終生生育狀態，來間接推算目前婦女的一孩生育率，不知道他意欲何為？
近年持續走低的一孩生育率說明，中國目前生育主力90後的生育意願已大大低於之前代際的婦女。根據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調查，中國農業戶口女性的生育意願僅1.91，而非農業戶口女性的生育意願僅1.46。 相比之下，日本和韓國的生育意願都高達2，雖然它們的實際生育率分別僅1.46和1.22；中國農村的生育意願都低於以低生育率著稱的日本和韓國。
而且，進一步城市化、教育水平提升、養老體系完善、養育競爭白熱化等都會繼續擠壓生育意願。由於長期一胎化政策的潛移默化，中國城市已把生育一孩當成了默認選擇，農村在向城市看齊。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這也意味著，在中國一孩生育率與東亞其他地方看齊的情況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未來只會更低。
此外，導致未來出生人口下降的因素，除了堆積消失及生育意願弱化帶來的生育率下降之外，是育齡婦女的大幅減少。從2018到2028的10年間，22-30歲的育齡高峰期婦女將萎縮37%。再考慮到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在10年內有望降到1000萬以下。圖1是我們基於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近年公佈出生人口數及各年抽樣調查年齡別生育率的相對比例，對過去和未來出生人口的推算和預測，假設未來總和生育率在堆積反彈結束後會逐漸恢復到自然水平。
圖1. 中國每年出生人口的估算和預測（百萬）
翟振武他在專訪中提到，“今年（即2019年）出生人口可能會在1500萬上下。” 但根據我們上述預測，2019年的出生人口會繼續銳減，減幅會小於2018年的200萬，但依然可能超過100萬。而這只是未來出生人口雪崩的開始。
翟振武進一步聲稱，“在總和生育率為1.6的情況下，中國人口總量在2028年將達到峰值，然後開始下降。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數量接近10億。” 嚴格來說，這並非人口預測，而是基於一個目前看來高不可及的假設，繪製完全虛幻的遠景。如果生育率5年內逐步跌至1.2，那中國人口將早至2021年左右達到高峰，到本世紀末總人口將跌至6.5億，到2150年將跌到3.3億。
如前所述，2017年的總和生育率，抽樣調查為1.58，由公報出生人口推算為1.66；2018年的抽樣調查數據未公佈，但由公報出生人口推算的總和生育率為1.46。而去掉全面二孩政策帶來的堆積效應，中國自然總和生育率不到1.2，遠遠低於翟振武聲稱的長期虎仔1.6以上。
在我們看來，翟振武通過嚴重高估生育率，來極力淡化中國未來低生育率的嚴重性，誤導輿論以繼續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從其一貫言論來看，翟振武不僅在人口形勢判斷上毫無學術信譽，在人口理念和政策建議方面，也違背基本的邏輯和常識。在超低生育率危機成為中國未來面臨的最大挑戰的背景下，我們相信，歷史會記住哪些人說過哪些話。
作者：梁建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