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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每一年高考過後，緊接而來的錄取情況都備受關注，但是還有小部分幸運考生直接跳過了這個環節，因為他們早已因為某一方面的特長而被名校破格入取了。這種捷徑的背後雖然也凝聚了學子們的努力付出，但仍不妨礙它為大多數人所豔羨。
誰能想到，千年之前宋朝在傳統的古代科舉制度下，增設了一項獨特的“破格錄取”方案——特奏名制度。區別於傳統科舉的層層選拔，這門制度在宋朝成為了許多人的捷徑，它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定義解析：什麼是特奏名
宋朝傳統的科舉選拔中，擺在考生面前的有三個關卡，即解試、省試與殿試。考生想要成功上岸，就要逐一擊敗這三頭攔路虎，然而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金榜題名時”的喜悅只在少數，考場上更多的則是“下第舉人心”。
大宋初年，每場科考錄取的人數不到二十人，而落榜考生千千萬，滿堂皆是書生淚。基於這樣的背景，素來崇文的宋太祖趙匡胤出於憐憫，首開恩科，專門針對落榜的考生開出一定條件予以破格入取，此為特奏名制度之雛形。
趙匡胤格外開恩後，很快就主動下旨“剎車”，要求“自今勿得為例”，但是這項命令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在正統科舉外增設的破格錄取現象愈演愈烈，每一屆都誕生了大量的進士，到了宋真宗時期，直接大手一揮，“特奏名”終於定型為一項官方制度，登上歷史舞臺。
按照宋史的記載，參加特奏名所須具備的條件也有三道關卡。其一，通過正統科舉解試而折戟於後續考試；其二，累計參加了一定的科舉次數；其三，考生符合年紀要求，也就是說要上了一定的歲數。符合了這三道條件，直接賜予進士身份，或者參加皇帝主持的殿試，通過後再賜予進士身份。
明晰了“特奏名”制度原委之後，我們一起往下看這套制度給宋朝帶來了什麼？
個人層面：封建背景下的考生福音
做為科舉考試的參與者，考生無疑是“特奏名”制度下的直接受益人，通過科舉考試改變命運不再是玄之又玄一種途經，兩宋考生們直接享受到了四點其他朝代考生所不曾擁有的考試福利。
第一，參加考試有保障。在傳統的科舉裡，考了一輩子，雙鬢髮白仍然沒能考上功名的大有人在，蒲松齡一身才華，70多歲時連個舉人身份都沒撈著，籍籍無名的就更多了。而在特奏名制度下，所有考生都可放手一搏，考得越多，年齡越大，反而還具備優勢，再也不用擔心一輩子的時間都在考試上浪費了。縱觀歷朝歷代，兩宋是大齡考生橫行的時期，這種現象的根源其實正是特奏名制度給予了考生不斷考下去的信心。
第二，極低的准入門檻。“舉數”作為特奏名的硬性門檻，兩宋期間要求不斷降低，趙匡胤時期還需要“十五舉”，即被舉送參加過15此省試或殿試，到了宋真宗時期，有個“六舉”、“七舉”之數就算符合條件了，極致時期，宋神宗甚至只要進士“一舉”、諸科“兩舉”，宋朝考生享受推恩的門檻極低。
第三，更加簡單的試題。“特奏名”之特，還體現在更加簡單的題目上，宋真宗主持的一次殿試中，前一日正科考生要求答三題，而第二日的特奏名考生則只需答一題即可。宋神宗時更誇張，有個小老頭取巧，在殿試時稱自己太老了寫不了文章，隨口喊了幾聲萬歲，居然也過關了，這要是放在今天就是一則0分作文上清華的大新聞。
第四，龐大的招生人數。據相關統計，兩宋時期通過考試上岸的人數約為11萬，這其中正統科舉出身的佔了6成左右，而剩下的都是特奏名出身。雖然因為才華和年紀的侷限性，特奏名的官職都是邊緣化的小官，但經不住人多，儼然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勢力。
社會層面：王朝危機的導火索
特奏名這一制度對個人來說是舒服了，但是放在整體的社會層面上就不是那麼回事兒了。
首當其衝的便是冗官問題的滋生，官員太多的體制內又衍生了行政效率的困擾。假設一部機器原來只需100個人便能運轉，現在突然有了200個人參與進來，總不能讓剩下的人無所事事吧？於是很多原來很便捷的政務被細分之後，反而導致效率低下。
另一方面，進士差不多相當於古代的“鐵飯碗”了，宋朝雖說經濟空前繁榮，但也架不住那麼多張大小官員的嘴呀，於是冗費的問題也產生了。這些問題就猶如溫水煮青蛙，無聲無息地侵蝕著宋朝的正常運行秩序。
當然，歷史上重來不缺少清醒的人，蘇軾便是其中一位，他在《論特奏名》中直接指出了癥結所在。除了前文所提之外，蘇軾更是將問題直指特奏名考生，他們因為年紀大，早已失去了奮發圖強的勁頭，在獲得官位之後，不思進取反而大肆攬財。又因為特奏名出身的官員多為地方的邊緣小吏，山高皇帝遠，將地方弄得烏煙瘴氣，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然而說真話往往是有代價的，蘇軾的這番仗義直言，觸動了許多人的利益，他自身的遭遇大家想必已耳熟能詳。宋朝龐大的官員體系，雖然離不開皇室崇文抑武的思想，但趙匡胤偶然的一次大發慈悲所造就的“特奏名”制度，卻是其中極為關鍵的一環扣子。
根源反思：偶然下的必然性
談到這裡，想必不少人會有一個疑問：問題這麼明顯，宋朝皇室自己看不出來嗎？
其實，嚴格上來說“特奏名”制度的產生看似是宋朝統治者出於對讀書人的偶然照顧，但如果往深處看卻帶有一定的必然性。科舉常常與改變命運聯繫在一起，這種改變往具體了說就是階級的上升。宋朝時期經濟迅猛發展，造就了一批新興地主，他們迫切地需要與之相匹配的身份地位，因而從這個角度來看，“特奏名”的產生，偶然中其實帶著必然性，即使沒有“特奏名”，也會有“殊奏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