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在美国帮助下重返国际舞台的日本想在世人面前表现追求和平的形象，积极申办奥运会，并在同年东京获得了一九六四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权。此事一出，举国大振，经过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终于在废墟中获取重生，而申办此次奥运会的日本方面负责人正是之前列为二战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当时的日本首相是他的亲弟弟佐藤荣作。这一年，他还有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外孙在电视机前获知这一重大消息，并同时感受到了举国的喜悦，并且在他今后的岁月中深深铭记这一刻的振奋人心的景象，他的名字叫安倍晋三。
正是这个契机为起点，开始了日本经济腾飞的三十年奇迹。二战时被炸的千疮百孔的东京，经过战后十几年发展人口已经到达一千五百多万，但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私有化的局限，导致整体城市无法完成整体规划，整个城市各个角落交通混乱，基础设施缺失，卫生条件差劲，城市服务瘫痪，而正是犹豫举起了奥运大旗。东亚政治制度中官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得以实行，举国筹备，上下一心，开足马力，该拆的拆，该建的建设，新干线，首都高速纷纷落成，电器行业高速发展，房地产市场被彻底激活，制造、建筑、服务、运输、通行等各个行业得到迅猛发展。日本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
之后的故事，略显忧伤。一九八五年，由于美国财政赤字加剧，贸易逆差过大，试图通过贬值美元的方式增加出口竞争力，最终迫使日本签写广场协议。过去二十年来，日本激进的金融自由化步伐戛然而止，五年经济泡沫，最后的狂欢，到了九十年代，黄粱一梦，彻底破灭。接下来就是被日本经济学家口中的“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以及“失去的三十年”。
可以这么说，对于后来出任首相的安倍晋三来说，他亲眼目睹了自己外公带领着整个日本经由成功申办奥运会而腾飞的日本经济，也亲眼目睹了经济泡沫破灭，倒退三十年，社会停滞不前的日本。阶级分明，辈分严格，缺乏活力，死气沉沉，整个日本走入了毫无生气的社会状态，即使是安倍晋三上台后使用了所谓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依旧无法彻底激活日本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也无法改变日本人早已根深蒂固的消费观念。
回到本书，有“日本战略之父”之称的大前研一的这本书《低欲望社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社科评论或者经济管理著作，而是有的放矢的针对安倍晋三上台后推行的“安倍经济学”的一次抨击。“低欲望社会”是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在一个逐渐开始崇尚“断舍离”、“小确幸”这种看似良性消费观念的日本，作者观察到的却是隐藏在这些虚假正确背后的真实停滞根源，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就如同本书副标题所言，“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
日本政府在政策上刻意追求“稳定”，让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处于一种社会阶级的禁锢之中，为了减少贫富差距，而调整使用差异化税收，几乎就是合法化的劫富济贫，虽然能够很好的解决当下日本各个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却也同时压制了年轻人对于高收入更加高层次生活质量的向往，收入越高就意味着所要付出的税额也越高。同样，对于自主创业的不认同感，也反过来限制住了年轻人本该有的创造能力，最后只能屈身于大公司大企业大财阀之中，按部就班地论资排辈，苦熬资历。收入和地位，本该是一个充满欲望，野心勃勃，试图在社会上大展拳脚的有志青年所应该追求的人生目标，而如今却变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而与之相反的是，社会上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手里有着大把的钱，因为其中大批人都是经历过战乱，饥饿，社会动荡，通货膨胀，从小又有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教育的过来人，终究无法将自己过往的经历和社会经验彻底抽离出对自己晚年生活的客观判断，这也导致了这代人集体对于自我安全感缺失，和对于金钱的过于依赖。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手里有钱，心里不慌，以至于哪怕，一面银行存款利率无限接近于零，另一面遗产税到达百分之五十五，依旧没能改变老年人的消费观念，让他们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投放到市场中。
没钱的年轻人，因为生活拮据缺乏变数，所以毫无欲望；有钱的老年人，因为过往生活的不安感，所以不愿意花钱。这大概形成日本低欲望社会两代人之间的表象吧。
而更加恶性循环的是，本来就属长寿国家的日本，在这样一个价值观驱动下，没钱的年轻人开始抵触社会交际，延缓结婚年龄，相应的生育数量减少，有很多夫妻甚至选择终身不要小孩。最终导致，少子化现象加剧，过去十年，每年日本人口不断下降，专家预计二零四八年全国人口会低于一亿。相对应的就是，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快速萎缩，老龄化人口比例严重升高。一个即将没有劳动力的国家，又谈何国家发展。
作者大前研一正是从这个社会现象出发，通过写作本书，来发表对于安倍政府那些刺激日本经济政策的否定。很明显，在他看来日本的低欲望特质并不能简单的归类为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深深扎根于整个国家的国民特性中，是一个社会问题。安倍经济学那种简单的经济政策，除了能够在竞选中骗到选票外，事实上无法从根本上起到任何作用，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对于日本经济无能为力的一大原因。用经济的方式解决日本经济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相反，大前研一在书中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对策。首先，他把它定义为一个综合、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的政策才能激活全盘的死结，比如改善税收结构，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收入，在企业层面打破论资排辈的陈规，提高老年人的安全感，让他们愿意去花钱等等。
作为身处日本多年邻居的中国人而言，跳出本书的讨论范畴，重新审视作者在本书的所表达的期盼与担忧，其实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两国国情，过往历史，国民性格，社会价值观认同感的不同，我们还远没有到去担忧“低欲望”这个问题的时候，相反，高欲望，浮躁，虚荣，物欲横流，金钱社会，才是我们所需面临的社会问题。而和日本相同的是，在中国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阶级逐渐定型的当下，正有一批某个阶级的人群开始尝试着使用“佛系”、“断舍离”等看似高大上的名词伪装着自己那些庸庸碌碌毫无作为的“低欲望”，这或许才是阅读本书的我们更应该去防备和警惕的那些事情吧。
张正明先生《晋商兴衰史》中有一家训道：“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有一日当尽一日之勤。”
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