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為胡適和江冬秀的婚姻嘆息，上帝把這兩個人安排到一起，當時一定打了個盹吧。
胡適與江冬秀是完全不登對的包辦婚姻。
27歲就成為北大教授的他， 一生共有36箇中外博士頭銜。他是當之無愧的思想大師，還栽培諸多灼灼桃李，傅斯年、林語堂、羅爾綱、吳晗、周汝昌、唐德剛、千家駒、吳健雄等等都離不開他的造就,彼時，自古自視甚高的學界文人常以能說句“我的朋友胡適之”為榮。
江冬秀呢，來自於安徽鄉下的小腳女人，識字無多，伴隨胡大先生多年，還是總要把錢寫成“泉”字，長得也矮矮胖胖，毫無氣質可言，和儒雅俊朗的胡適站在一起，怎麼看都不般配。他的好友陳獨秀甚至曾拍著桌子要胡適離婚。
有人說，胡適也不是不想離婚，只是江冬秀太潑捍，胡適又過於愛惜名聲，所以只能委屈終生。
證據是胡適和遠房表妹曹佩聲相愛後，向江冬秀提出離婚，江冬秀大怒，拿起菜刀說，如果離婚，她就殺死兩個兒子再自殺。
這件事廣為流傳，甚至還有無數人的寫文考證，她當時拿的到底是菜刀還是剪刀。很少有人知曉江冬秀的潑悍背後，有過多少隱忍和包容，多少不得已。
胡適才學至高，又溫潤如玉，在北大教書時，傾慕者寫給他的信足有兩大箱，搬家時胡適要扔，江冬秀卻都保留下來。對於胡適的畢生知己紅顏，他美國留學時的女友韋蓮司，江冬秀更是始終給予了最大的寬容和尊重。
1923年，胡適和遠方表妹曹某某在杭州相遇，金風玉露一相逢，情不自已，遂在西子湖畔的煙霞洞同居，有了胡適口中“一生中最快活的三個月”。
兩人在杭州的旖旎風光，江冬秀也有所耳聞，但始終隱忍不言。有次胡適住院，有江冬秀推門進去，看見曹誠英躺在胡適身旁，她也只是“拉下臉來沒理你們”。作為女人，剋制如此，已屬罕見。
只是，當胡適當真動了離棄她而去的念頭，她就不能再忍。
她只能用這種種極端不雅的卻最為直接有效的方式捍衛她的婚姻。
事實上，在這樁廣為人知的“暴力”事件之外，是更多的，只有胡適才能切身體會的，常掛在嘴邊的“冬秀有她的好”。
風波平息之後，江冬秀就利利索索放下，不糾纏，不以受害者自居，對胡適和他的親朋家人一如既往傾心傾力付出。
讓胡適感佩不已的是，1928年，江冬秀憑一己將他兩輩長親的棺木安厝入土，此事頗為麻煩，前後用了數月功夫，胡適寫信給江冬秀：“這件事非你辦不了，我同紹之都不行。”“你此次替我做了這件大事，我心裡只有感激，一百二十分的感激。”在碑文上胡適特意加了兩行小注：“兩世先塋，於今始就；誰成此功，吾妻冬秀。”
胡適一生對人慷慨仁義，相識不相識的慕名而來者、求助者不計無數，江冬秀從來都是熱忱相待，無論何人來訪，她都精心操作，擺上一大桌子讓人口齒餘香的正宗徽菜，讓愛面子的胡適極有面子。
對那些貧寒的後進之輩，江冬秀更是呵護備至，羅爾綱曾回憶說說：我在上海多年都是穿一件衛生褲，隨適之師到了北平，這條衛生褲怎能抵得住北方冬寒？她立刻給我縫了一條厚棉褲。我到北平只穿多年穿的外衣，她把適之師穿的皮衣給我穿。”
胡適生於大家族，要照顧的親族甚多，子侄上學費用幾乎全由他來負擔，江冬秀從來都毫無怨言，甚至有次胡適三嫂跟江冬秀要皮背心，江冬秀手邊沒錢，就把自己的一件皮襖拆了給她做背心。
抗戰期間，胡適遠在美國，江冬秀和兩個兒子一度極為困窘，但她一接到胡適寄來的錢款，就立馬賙濟身邊所需之人。
1938年胡適在給江冬秀的一封信裡說：“我很贊成你捐二百元給周先生的學堂。你在患難中，還能記得家中貧苦的人們，還能寄錢給他們，真是難得。我十分感激。你在這種地方，真不愧是你母親的女兒，不愧是我母親的媳婦。”
胡適一生對母親極為尊崇，母親乃是他心中最完美的女性，對江冬秀能有“不愧是我母親的媳婦”的評價，可謂是極高極重。
江冬秀的可貴不止她的慷慨大度，還有著一般女人所未有的超脫和淡泊。
因胡適才學和巨大影響力，國民政府對他極具籠絡，多次想請他出山做官，發誓“一生不過問政治”的胡適都極力推辭。但凡女人，有幾個沒有一點做官太太虛榮心呢，江冬秀對此卻從來沒有一點興趣，即使在晚年離家萬里的美國，生活窘迫，她都從為之心動。
1937年，抗戰烽火起，國民政府為利用胡適在美資源，多次懇請胡適出任駐美大使，胡適目睹日寇肆虐，山河破碎，遂勉力出任。江冬秀為此仍很不以為然，她給胡適寫信：“說真話政府不願意聽，說假話，第一你不會，第二不能保全你的人格。”
又說，“你在大會上說老實話，你就是壞人了。我勸你早日下臺吧。”她要胡適給她一句話，就是“我一定回到學術生活上來”。
胡適由衷地誇讚妻子：“若是不明大體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從不作這樣想，所以我們能一同過苦日子。所以我給新六（注：族人）信上說，我頗愧對老妻，這是真心的話。”
他對妻子鄭重承諾：“我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一了，我就回來仍舊教我的書。”
這個來自績溪鄉下的小腳女人，亦知大義。胡適出任大使，“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之後，她就傾力支持，一人帶著兩個兒子顛沛流離與綿延戰火之中。胡適在美終日奔勞，一別經年，她也會對胡適訴說想念，卻從未有一絲叫苦和抱怨。
逃難途中，她寄人籬下，自顧不暇，卻始終保全了胡適的整整七十箱書。後來胡適感激地給她寫信，說，“北平出來的教書先生，都沒有帶書。只有我的七十箱書全出來了。這都是你一個人的大功勞。”
廖一梅有一句深得人心的話：我們這一生，遇到愛，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江冬秀不瞭解胡適的哲思，不瞭解他的詩歌，不瞭解他的國學，不瞭解他的外文，可是她始終了解他的男兒奇志，瞭解他大愛大善的心。
江冬秀讓胡適念念不忘的好，不僅有她的識大體知大義，亦有她女人少見的體貼入微，溫情如水。
胡適在美國當大使期間，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來的衣服，發現口袋裡裝著七副象牙耳挖，他回信說：“只有冬秀才會想到這些”。還有一次，胡適得意的把領帶翻過來給朋友看一個小秘密：領帶下端有一小拉鍊，內藏一張5元美鈔。胡適說，這是太太非常仔細的地方，怕他晚上應酬喝多了被人搶劫，那還有5美元可搭計程車平安回家。
諸如此類小事，不勝枚舉。
很多人都希望，雅人深致的胡適能有一份思想識見容貌上更相配的伴侶，琴瑟和鳴，賭茶潑墨固然能有一時繾綣，可是，彼時，那些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有幾個能全然放下自我，只一心一意成全他，追隨他呢？他們瑣碎庸常又大風大浪的生活中，又有幾個女性能明大體識大義，不粘不纏，總能做丈夫的依傍和支持呢？
羅爾綱他感慨，“我處胡家五年，我卻常常感到，假如適之師夫人是個留學美國的女博士，我斷不能在胡家處五年。”
上帝的安排自有他的美意和用心。
婚姻的和諧平順當然絕非江冬秀一人之力，也離不開胡適對這份婚姻的尊重。
這樁剛滿12歲時定下的姻緣，胡適也是有過拒絕的，1908年他寫信給母親，拒絕回家完婚，言“男手顫欲哭，不能再書矣……”，末尾再署“兒子嗣穈飲泣書”。可是他仁善，思索再三，“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幾個人終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
一旦接受了這份“苦澀的禮物”，他就以誠心善意對待。
因他母親年紀輕輕就守寡，竭力維持一個大家庭的種種辛苦與委屈，使他“最討厭的事莫過於擺一張生氣的臉給人看”，所以他對與自己相差甚遠的妻子，也從不輕慢疏冷，看他們的通信，瑣碎的家常話裡處處滲透著牽掛和關切，素樸溫和如涓涓細流。
他一生也不乏風流韻事，但與薄情寡義的的孟浪之徒，有云泥之別。唐德剛說他：對感情之事，放的不多，收的很快。唯一有過沉迷的表妹之事，也能徹底抽離。
只是在日記中偶有隱晦的悵然：山風吹散了窗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胡適一生達觀樂天，深信“進一寸的歡喜的歡喜”。未成婚時，他也曾期待“他年閨房之中，有執經問字之地，有伉儷而兼師友之樂”。但江冬秀始終沒有好學之心，他也從不勉強和責怨。
他曾對人說：“女子能讀書識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書中之學問，紙上之學問，不過人品百行之一，吾見有能讀書作文而不能為良妻賢母者多矣。吾安敢妄為責備求全之念乎？”
江冬秀能雖然錯字連篇但又通順直白的書信，他就歡喜地讀給人聽。到紐約後江冬秀能讀武俠小說，他已覺得是大進步。有如此豁達之心，胡適就不會為在家庭中精神無法找到共鳴而感苦悶寂寞，也不會讓身邊人感到有壓力和不安全感。
胡適受凡事包容的母親影響至深，青年時代又浸潤於西洋自由之風，故一生大力提倡“包容”“自由”，對周邊人事更是身體力行。
他一生尊重質真淳樸的江冬秀，大小事都會徵詢她的意見，在美國的窘迫歲月裡，江冬秀言語不通，無法外出採買，我們的一代宗師就擠公交車，買米買菜，從無怨言。她喜歡打麻將，他就時常陪同，晚年準備到臺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他還請人幫忙買一處居所，可供太太打麻將之用。
他們留在大陸的兒子胡思杜在政治風潮中自殺身亡，胡適悲痛難言，潸然淚下，想到的第一件事卻是，先不要告訴冬秀。
1950年，胡適寫了一首《我們的雙生日贈冬秀》紀念：
他干涉我病裡看書，
常說，“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惱他干涉我，
常說：“你鬧，我更要病了！”
我們常常這樣吵嘴，——
每回吵過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們的雙生日，
我們訂約，今天不許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詩，
他喊道：“哼！又做什麼詩了！”
要不是我搶得快，
這首詩早被他撕了。
這首詩哪裡是抱怨呢，是尋常瑣碎的又最真切溫馨的夫妻生活，是熱戀中的嬌嗔與情趣。
他們這一生親歷百折千回的大時代，經受了無數驚濤駭浪，在異國他鄉的相濡以沫中，反而越來越活出歲月靜好的滋味，如張愛玲所言：舊式婚姻裡罕見的幸福。
這樁婚姻的幸福，既離不開胡適的開明與豁達，更離不開江冬秀的大度與包容。
後世評價說，江冬秀是個非常有情趣，心智開放大度的女人，她自有她的女性魅力。因而胡適和江冬秀非但不是木頭夫妻，還有著熾烈不滅的愛情，所謂：“夫妻多年成兄弟，還講究一個義字”。
